我所了解的江姐是真实故事、电影、小说、歌剧的一个集合体。我非常喜欢江姐蓝布旗袍、红色开衫毛衣和白色长围巾的造型，一直有个愿望，想在舞台上扮演一次江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们公司接待了来北京参加“中美护理论坛”的一百多名美国人。在欢送晚会上，公司全体人员演出一个“百年奥运情景剧”，从清末一直演到2008年，表现每一个历史阶段。这个节目是我的创意，公司员工自编自导的，全体员工一个不落全部上场。我用歌剧《江姐》的一段唱腔《红梅赞》来表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对同事们说江姐这个角色非我莫属，任何人都不要想与我抢。
我终于实现了扮演江姐的愿望。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不久，“百年奥运情景剧”是以表现中国人民面对汶川大地震“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精神结束的。我以江姐的形象担任指挥，全体员工齐声高唱《歌唱祖国》。
大家唱得特别有激情，我在心里感动的同时眼睛一直是模糊的。美国观众也受了我们的感染，歌声一起，全体起立，不少客人流下了眼泪。
演出后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将自己真的当做江姐了？”
作为一个母亲，最让我揪心的是江姐在牺牲前将儿子托付给表弟的故事。江姐在牺牲前给表弟谭竹安写信托孤，其中写道：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姐牺牲的时候，她的儿子彭云只有三岁。歌剧中江姐临赴刑场前，唱到有关孩子的这段，无论听多少遍都会让我热泪盈眶。
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
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
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
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
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
彭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公派赴美留学，后入美籍并定居美国，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的终身教授。
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后代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少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我认为，只要他做的事情是对人类有益的，江姐就可以含笑九泉。
中国人的谦虚与自信
从小到大，无论是学校还是单位，对我的负面评价就是太骄傲了。很长一段时间，“骄傲”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谦虚，以至于从来不敢张扬个性。在国营企业工作的时候，我尽量地夹着尾巴做人，但仍然被当做出头鸟，成为“众矢之的”。
毛主席的教导“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青少年时期，很多人说我“傲”得很。尤其是男孩子，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傲”字。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学之间相互都不搭理。
很多年以后每当有机会见到儿时的发小，我就会问：“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我‘傲’？”回答：“你小时候走路挺胸抬头，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以前，我们不知道有“自信”这个词。现在想起来，我所谓的骄傲应该是一种自信的表现。青少年时期我一直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经常受到别人的羡慕和赞扬，自然而然就有了自信心。
以前，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场所介绍自己，首先要表示出谦虚的态度，要表明自己水平低，比起同志们来有很大的差距，要向大家学习等等。
夸奖一个人长得好看、跳舞好、唱歌好、写字好、业务好……被夸奖的人都会谦虚地表示：哪里，哪里！不好，不好！差远了，差远了！
这种中国式的谦虚有时是真心实意的，有时是虚伪的。中国人可以自己说自己不行，如果别人说他不行就受不了了。表扬他的时候他谦虚，真的批评他的时候心里就不舒服了。
现在作为企业或个人，我们要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包装自己，说自己是最好的。这搁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八十年初，化工部邀请了美国、芬兰和法国的几家国外公司来华对湖北、贵州和云南的几个磷矿加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进行投标。美国雅各布斯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介绍自己公司的时候，当着三个竞争对手的面，说了一句：“We are the best(我们是最好的)。”在场的中国人大吃一惊，中国人打死也不会在同行面前说自己是最好的，哪怕心里真的是这样想。中方代表带着明显的批评口吻说：“你太不谦虚了！”我抬头看了看说这话的美国人，他笑嘻嘻的，一点没有觉得自己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我没有翻译中国人对他的批评，否则，他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隔二十多年，我们现在习惯被人赞扬，期待被人欣赏，我们会对赞扬和欣赏我们的人说谢谢。我们教育孩子要张扬个性，要与众不同。大学毕业生把简历做得花里胡哨，将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经常与事实极其不符。
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现在每个企业、每个公司、每个人都习惯说：“我是最好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人照顾得非常好，总是表现出一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样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还非常少，我们对西方人真是掏心掏肺地好。那时候中国还比较穷，西方人走到哪里我们都倾囊倒箧，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为了让西方人住好，我们改造招待所，修建马桶和浴池，而那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浴池。招待所没有热水，服务员小姑娘用食堂的大灶烧热水，一桶一桶地提到外宾的房间，倒进浴池。招待所没有洗衣机，服务员用手给外国人洗衣服，分文不取。西方人在中国，无论什么身份，都受到中国人精心的呵护。除了中华民族好客的天性外，那时候中国各方面都不发达，西方人在中国如果没有人帮助，寸步难行。
那时候，西方人来中国，经常从国内带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外籍华人或雇佣香港人来帮助做翻译。这些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外籍华人或香港人，到中国来也是一头雾水，不但做不了多少事，相反还需要人照顾。
西方人到中国来找合作的机会，我们负责安排他们的吃、住、行、游。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功利思想，西方人来了就是客人，我们尽心尽意地将他们照顾好。另外，当时有严格的外事纪律和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管理条例，外国人在中国的行动受到很多的限制，接待单位要从头到尾负责到底。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到美国工作，外方公司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来招待我们，我们非常不适应。想：在中国我们对你们招待得那么好，我们在美国你们就公事公办。结论是：资本主义就是没有人情味！
事实上，那些美国人对我们很不错，来过中国领略过中国人热情的美国人会以个人的名义花自己的钱来招待我们，邀请我们观看棒球赛、到家里做客、吃饭、到社区参观、观看演出等。而他们在中国受到的都是公费招待，中国人即便想以个人的名义招待他们，一是没有钱，二是外事纪律不允许。
那时候，我们对西方人十分好奇，西方人代表着文明和富有。我们听说西方穷人家里都有电视机，惊讶不已。一次看纪录片，邓小平访日到日本一个工人家庭做客，这家的客厅摆着一台大电视机，全场观众都发出“哇”的一声惊叹。看人家日本，连工人家中都有大彩电！
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亚洲，在中国人的眼睛里，日本属于西方阵营。
我1986年在美国时，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她的女儿要上大学了，要花很多钱，从此她家只能吃鸡蛋和鸡肉了，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美国穷人吃鸡肉和鸡蛋，当时在中国最有钱的人家也不见得天天吃鸡肉和鸡蛋，我对美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神秘感和向往。
可能是因为这份神秘感和向往，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人，无论职位高低，富有贫穷（那时我们认为西方人都是富人），都特别谦虚和恭敬，还有少数人有时甚至是谦卑了，这可能与中国的贫穷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很困难，一些中国人对西方人卑躬屈膝，想通过结识西方人得到出国的机会或让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而有机会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造成的影响也很坏。
1986年我随化工部矿山局的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返回北京在旧金山过夜时，一个团员在旧金山的亲戚给他送来一个大箱子，里面全部是亲戚家淘汰的旧衣服。他为有亲戚在美国自豪得不得了，得意扬扬地说：“这些衣服回国都不够分的，我的几个妹妹要打架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人的国际上地位大大提高，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欧洲的一家公司任要职。一个欧洲雇员陪着他去上海的一家国际品牌酒店办理入住手续，酒店的前台女服务员对金发碧眼的欧洲雇员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对黄皮肤黑头发我的朋友理也不理。我朋友气疯了，欧洲雇员也非常尴尬，忙不迭地说：“这是我的老板，这是我的老板。”
那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外籍华人老板来华带着西方雇员，中国的接待方在安排宴会或会见座位时经常出错，让西方人坐主座。
这种事今天不会发生了，人们不会以头发和皮肤颜色来判断高低贵贱了。
今天西方人给中国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
以前我的同学羡慕我，因为我为西方人工作，现在他们羡慕我，因为西方人为我工作。
中国的世界品牌五星级酒店也不再专门供西方人享受，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今天，以前满是西方人的高级豪华酒店，现在满眼看去都是中国人。
现在有不少西方人来到中国就不走了，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批“中国迷”队伍，对中国喜欢的不得了。分析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有“淘金”的机会，二是中国热闹，三是中国人对西方人太好了。
中国人对西方人太好，以至于不少中国人认为我们把西方人惯坏了。
中国人虽然对西方人不再好奇，但仍然对他们特别好，这是中国人天性好客的原因所致。不少西方人诚心诚意地想多结识一些中国人，与中国人交朋友，在中国建立人脉、学习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以便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全面开放和经济的发展给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旅游或工作创造了便利，外国人在中国越来越自由了。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汉语。
今天的西方与中国处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东西方和谐相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会听到有西方人在中国表现粗鲁被中国人修理的事情，这在以前不可能也不允许发生。
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我想这是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希望的。
我在家里招待过很多的西方客人，还有不少在我们家住过。我的家虽然不豪华，也不大，但很温馨，很方便。奥运会期间，我的美国朋友马锐阁将女儿送到北京做奥运会志愿者，就住在我家。马锐阁在美国的家很大很气派，我的家远远不能与他家相比。尽管如此，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家的条件已经可以让我和家人活得有尊严。
现在中国人出国已经非常方便，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只要你是一个守法公民，有经济来源，就可以出国。去年，儿子郑撼第一次出国，就拿到美国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我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还是会谦虚和恭敬，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了。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入境旅游人数下滑。有意思的是，业内人士在做市场形势分析时认为，有些西方人在中国享受不到以往的待遇，失去了优越感，对来华的兴趣也减弱了。
你是哪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2009年11月的一天，乘法航从巴塞罗那飞巴黎遇到一件窝心的事情。
在巴塞罗那等待登机时，遇到一个国内的同行，我们聊起天，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开始登机了，我看见两个高大的西方人没有排队径直检票登机，以为是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乘客登机，我就跟了上去，将票递给了检票员。突然身后有一个欧洲妇女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你是哪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她连续问我是哪国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她。等她嘴里蹦出来：“你为什么不排队？”我才意识到她是在指责我。
我：“对不起，我是公务舱。”
欧洲妇女：“我也是公务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