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参观了很多寺庙，其中热龙寺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看到热龙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的部分寺院的遗迹，可以想象出寺院往日的宏大和辉煌。在与热龙寺的老僧人交谈时，老僧人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坐过牢。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破四旧”，批斗僧人，他受不了了，就偷跑出来了。在往“那边”逃跑的时候被抓了，坐了牢。我问“那边”是哪儿？老僧人说是印度。我又一次被真诚和信任所感动。在这样敏感的时期，老僧人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他曾经向“那边”跑过，他没有将我当外人。这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的遭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普遍的，全中国人民不分宗教和民族，受的都是一样的罪。
热龙寺有二十多个僧人，我见到其中八九个，其他僧人都被藏民请到家中诵经去了，付费根据藏民家的经济状况随意。我想对热龙寺做点贡献，问主管僧人热龙寺是否能为远在北京的欣欣翼翔公司和奥运会诵经，赐福于我们，保佑奥运会顺利召开。主管僧人说他们念经是为芸芸众生祈祷，不专门为哪一个指定的事件或人。一旦知道某个人的名字或某个事件的名称，他们会在念经的时候将这些内容包括进去，于是尼玛用藏文写下了我的名字、公司的名字和北京奥运会全称的藏文翻译。我捐赠了1000元用于维护寺院。事后，我问彭措，1000元人民币对这个寺庙意味着什么。彭措说热龙寺的经费非常有限，1000元对他们不算小数。能给予热龙寺一点帮助，我感到很愉悦。
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还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只要以诚相待，世界就会变得美好。有些事情很简单，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我去过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很自然就能融入到少数民族当中。每到一处我都拍下很多照片，我不仅仅是让那里的大人小孩在照相机显示屏上看他们的影子，回北京后一定会将所有的照片按人头冲洗出来给他们寄去，无论他们居住在离北京有多么遥远的地方。
我的举手之劳给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孩子和老人们带来了欢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是相对的，照相对于边远的少数民族仍然是比较奢侈的消费。给他们照相的游客很多，给他们寄照片却很少。我每次都寄照片，他们自然喜欢我。
春节除夕收到一个藏族喇嘛昂杰的短信祝福。我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遇到了他的父母，他的母亲非常好看，我要求给她拍照并承诺将照片寄给她。他们收到照片后立刻让儿子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
2008年7月我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赶上了当地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我见到了成群结队身着民族盛装的当地少数民族。以哈尼族为例，哈尼族有语言没有文字。让我惊讶的是，哈尼族不仅仅是老人说哈尼语，年轻人也说哈尼语，他们的语言就这样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我试着与几个哈尼族女孩儿交谈，她们说汉话很吃力，几乎不能交流。我发现凡是不能说汉语的，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受过教育的既会说汉语也会说本民族自己的语言。给我的印象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比我想象的小得多。
我的民族满族被认为是汉化最重的民族。二十年前我出生地所属的丹东市宽甸成立了满族自治县，与东北的汉族区分开来。在东北有好几个满族自治县，有了这些满族自治县，希望满族的文化和习俗得到更好的传承。
少数民族要富裕起来，就要对外开放和交流。这对中国政府怎样保护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并且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
我在贵州长大，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十七个。这些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交通不方便的大山里，生活极其艰难。
我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和侗族地区考察。沿途苗寨和侗寨是那么的美丽，但是美丽后面隐藏着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想象的贫穷。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挣钱回家修房子，于是美丽的山寨出现了一栋栋丑陋的扎眼的白瓷砖楼房。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况，都心急如焚，真担心这些美丽的山寨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然而，保持美丽的代价不是让这些少数民族永远刀耕火种地过着贫穷的日子。
贵州省是通过发展旅游来保护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很严重，中国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犯错误和纠正错误中交替进行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学习，在收获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在贵州兴义有这样一个故事。苗寨A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这个苗寨村民因此而富裕起来。有钱了，村民就开始建房子。村民将房子修成不伦不类的小洋楼，楼房外墙铺上城里人用来装饰厕所的白色瓷砖，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政府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当寨子里东一栋西一栋地出现了白色小洋楼的时候，游客们却再也不来了。政府帮助相邻的苗寨B开发旅游，游客都跑苗寨B去了。苗寨A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纷纷拆掉了瓷砖，将房子的外表恢复成原始的样子。
贵州少数民族的房子大都不舒适，老百姓有钱了要改善生活环境，这是他们的权利。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到了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是多么的重要。我认识的黔东南石桥村的一户村民靠土法造纸致富，花了二十万人民币（在贵州农村是一个天文数字）修建了新房子。房子的外观与传统的苗族建筑是一样的，而内部装修已经比较现代了，有抽水马桶和淋浴。
政府要做的是怎样引导和扶持地方政府在改善老百姓生活环境的同时，保护当地的非文化遗产不流失。
我的好朋友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和人类学家张晓松作为政府官员和学者，都是为保护贵州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的人。
以苗绣为例，苗绣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苗家姑娘个个会绣花。由于环境的熏陶，苗族女孩儿四五岁就跟着母亲、姐姐和嫂嫂学绣花了。到了七八岁，她们的绣品就可以镶在自己或别人的衣裙上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审美观念和趣味的不断变化，苗族青年人中，穿本民族服装的人越来越少。现代文化越是发达，苗绣的传统技艺流失得也越快。为了挽救苗绣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胜明和张晓松走村串寨地调查研究，发现苗绣的很多手法和技能都濒临失传。她们将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专项资金给她们办培训班，请村里仅存的一两个掌握各种苗绣手法的老年妇女来传授技能。她们为苗绣产品开发市场，为苗族妇女带打开致富的渠道，让更多的妇女能够坐下来拿起绣花针。作为政府官员，杨胜明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提高农民自主发展的能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2006年5月20日，苗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曾对西方人说中国人都羡慕少数民族，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可能带有小资色彩，少数民族的女孩子神秘，少数民族的服饰美丽，少数民族的文化浪漫。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美女辈出。
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给予少数民族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是让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羡慕不已的。
首先是生育政策。
西方人可能知道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不一定知道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生育政策。
再就是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促进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中国政府给予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的优惠政策，加分从4分到20分不等，北京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10分。我儿子就享受了这一特殊政策。弟弟的女儿在贵州，高考时加了5分。
我妹妹的女儿欣欣今年高考按政策也可以加10分，但北京市教委采取了双重标准，对报考北京本地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加分，而报考外地学校的学生却不承认加分。欣欣没有享受到少数民族考生的政策。
虽然我是既得利益者，我认为给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是不公平竞争。他们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享受了城市所有优势与资源，给他们加分，对他们的同学不公平。
英雄情结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五彩斑斓的文化生活。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还有一些表现新生活的好看的电影，“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电影都成了大毒草受到批判。那时所能看到的几个中国电影，所能读到的书籍，除了战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内容。
我们的文化生活就是不定期的露天电影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
我们这一代人从教科书、小说和电影中结识了很多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大都是中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被这些英雄人物所包围，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这些英雄人物占据了。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有英雄情结，或者叫红色情节。在中国，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电影导演，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英雄情结，他们拍了一些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很能打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
这些英雄人物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到今天，无论我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仍然被英雄们的精神、信仰和执着追求所感动。
对我影响最大的英雄人物是江姐。
江姐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我们所了解的江姐来源于小说、舞台和电影，江姐的英雄事迹对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江姐是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我们小时候最恨的就是叛徒。如果有谁背叛了朋友向老师或家长告状，同学们就叫他“甫志高”。“甫志高”就是出卖江姐的叛徒。
江姐在刑讯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地说：“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每次都看得我热血沸腾。
敌人将竹签子钉进江姐的十个手指，江姐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这是何等的信仰才能让一个女人如此的坚强！
我尤其感动的是江姐和难友们在监狱里绣红旗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大片土地还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中，江姐和一批革命者还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里。
一天，江姐接到地下党设法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接到这个消息，在敌人面前从未掉过一滴泪的江姐，此刻热泪盈眶，她太兴奋了！她立刻把喜讯报告给同牢的战友。一位难友提议：“我们也绣一面五星红旗庆祝胜利吧！”大家热烈响应。一位战友牺牲前留下一面染着斑斑血迹的红旗，江姐小心地珍藏在自己的被子里。江姐和战友们在这面红旗上绣了一大四小五颗五角星。五星红旗绣好了，江姐把国旗抖开，高高举起，庄严地说：“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吧！”
直到今天，每当我唱起歌剧江姐中《绣红旗》的唱段，还会心潮澎湃——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绣红旗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
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多少年多少代，
今天终于盼到你。
千分情万分爱，
化作金星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平日刀丛不眨眼，
今日里心跳分外急。
一针针一线线，
绣出一片新天地……
一次唱卡拉OK，我唱了这首歌。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却将这首革命歌曲唱得这样有感情，你不入党太可惜了！
我对江姐有感情与是否入党没有关系。我羡慕江姐和她的战友们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那么勇敢和执着，内心才会那样充实，而信仰正是我们今天的人所缺乏的。
《绣红旗》这首歌是文艺作品，而在真实的故事中，一位战友当场作了一首诗：“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等解放大军到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为她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
江姐和她的战友们死在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总想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该是多么的遗憾。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江姐，知道重庆渣滓洞监狱，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
中国人有机会到重庆都要去渣滓洞参观，外国人去的很少。一般情况下，旅行社不带国外游客去渣滓洞监狱，尤其不带美国人来，因为渣滓洞是美国支持帮助建立的。
渣滓洞监狱的前身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二战时期美国海军方面为收集日本的军事、气象情报，与国民党军统局合作在1943年建立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方将其所有设施移交给了军统局。从此中美合作所成为神秘的“特区’，成为国民党关押革命者的监狱，很多迫害革命者的军统特务接受过美方的训练。
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既然这段历史与美国人有关，就更应该让美国人了解。
2003年夏天我带着美国朋友白瑞德和达世廷来到重庆参观渣滓洞监狱。
白瑞德和达世廷非常认真地参观了渣滓洞监狱，听着我讲述江姐和其他革命烈士的故事，被我的英雄情结所感染。
白瑞德是我在“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的合作伙伴，他要求将参观渣滓洞包含在美国专业交流团的日程中，他认为这段历史很有意思。
重庆的地接社说我们从来不安排外国人参观渣滓洞，这个景点对他们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我的坚持下试了一个团。一个年轻的导游带领一个美国团参观了渣滓洞后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建议我取消。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不可能每个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有我这样的英雄情结。他们的讲解是没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因此也感染不了美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