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在瓦窑堡北边大川行军，阎长林说警卫员伍银岭会讲《红楼梦》。毛泽东听了，猛然扭回头，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吗？小伍！《红楼梦》你读过几遍？”伍银岭说：“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摇头：“只看过一遍，没有发言权。”他将大手一伸，张开五指，“要讲，起码得看三五遍。”他环视左右，问：“还有谁看过《红楼梦》？”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嘿了一声：“不行哟！要看，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有一次，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李说：“没有。”毛泽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的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3遍，不看3遍没有发言权。”（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他读《红楼梦》，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同时期，他还读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述，如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以及青年学者的同类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并由此点燃了一场全国范围内上层建筑对旧红学的批判。这在《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圈子里也是史无前例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1954年，“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杂志（国内版），1995年第9期，第12页。）
1954年3月l0日，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有一天爬山，他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身边陪同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身边的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她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她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侯波说：“我一遍还没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从来关心身旁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1955年的又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3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也是1955年，毛泽东在广东珠江游泳休息时，问薛焰（广东省公安厅长）：“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这是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便认真地说：“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5遍才能搞清楚。”“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广州文艺》杂志1977年5月号。）
1955年春，那天在浙江绍兴东湖农场小憩时，大家一直兴致勃勃地谈鲁迅。不知谁说了句“鲁迅说过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话，于是又勾起了毛泽东谈《红楼梦》的兴趣。几个人便围在毛泽东身边，谈起《红楼梦》来。
“小谭，你读过《红楼梦》吗？”毛泽东突然转身问默默站在旁边的谭启龙。
“在战争时期读过一遍。”谭启龙说。
“噢，那你还没有资格参加议论。”毛泽东伸出一个巴掌，“你得读5遍！不读此书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这部书可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而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好几条人命哩。”
类似与谭启龙的这段谈话，此前此后，毛泽东都多次对许多人讲过，足见他对《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喜爱和推崇。（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1955年夏，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后，毛泽东问身边的张玉生：“近来看什么书？”张玉生回答：“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曾多次提及《红楼梦》。1964年，毛泽东在谈到学校出试题事时，他风趣地说：“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20个题，如学生能解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100分；如果20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独见的，给50分或60分。”（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他还要高级将领读《红楼梦》，再次发出号召：“《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毛泽东自己就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他说，只有读5遍，才能懂。他曾经说，读《三国演义》或《水浒》要读3遍才能懂。《红楼梦》竟还得增读两遍。足见这部小说有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文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就是《红楼梦》。后来他又说：“《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还是没有看懂。”真是学无止境啊！
4、亲自发动并领导《红楼梦》大辩论
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国性的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和讨论。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这个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由是，它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如使《红楼梦》这部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次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且影响国外，为弘扬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促使很多的人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致使像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批判，已出现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现象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而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两个本质不同的范畴混淆一谈。它所造成的后果，不仅践踏了学术尊严，也使得政治斗争庸俗化，对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文化繁荣也是不利的。
1/毛泽东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说：
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毛泽东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
“《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7-8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是‘寓意诅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每一行毛泽东都用铅笔画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画了一横线，横线上还画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俞平伯《红楼梦辨》，系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共3卷，70篇。本书是作者与顾颉刚于1921年4月到7月之间通信讨论《红楼梦》的有关文章的结集。建国以后，作者始将此书修正后重新付刊，由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全书原有3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此外，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写作的。作者并改其书名为《红楼梦研究》。毛泽东所看到的，应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该书里收有上文提到的《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
2/由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到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毛泽东都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
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还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21岁，一个26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此外，《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一书时，作者还写了一篇《补记》：此文是195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期间在通县写成的。当时手头材料很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手边只有他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和别人文章中转引的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一些看法和材料。过去虽然读过，但当时却没有借到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所以也就不可能凭印象看出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只是初步感觉到他们对《红楼梦》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文章中的个别判断是有缺陷的，没有从政治上准确地击中要害。等到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借到《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我们把这时的看法写成了《走什么样的路？》。这次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校订外，对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修改增补。）
又据李希凡自己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