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
1954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l0月24日全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该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者担心今后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这点，适当作了解释。报告说，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件事，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1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162页。）
据邓绍基回忆：他是在195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是《红楼梦》研究。那时他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讨论。当时所内的一批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又据李希凡回忆：1956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读到老，说到老，用到老
据阿成文：毛泽东对《红楼梦》推崇备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南方时，把一部刚刚阅读并批注过的《红楼梦》，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又转交给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嘱咐他仔细研究，妥善保管。石西民深知此书的价值，视为至宝，一直妥为珍藏，秘不示人。
“文革”中，石西民在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大，石西民被拉去到处游斗，家中也多次被抄，这部毛注《红楼梦》也就从此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苏州市沧浪艺术社社长马汉民偶然得知此事，怦然心动，立即联想到七八年前听说的一桩事。
马汉民是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与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相从甚密。七八年前的一次闲谈中，路工偶然讲起了关于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的一段珍闻。1957年夏的一个下午，路工当时还是中央文化部书访专员，他在康生家中正好看到了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爱不释手，对其中鞭辟入里的批注十分赞赏和喜爱。他借回家仔细研读，且找来相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海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批注记号。因此，世上又留下了一部手抄的毛注《红楼梦》。
1994年4月，马汉民一个长途电话挂到北京路工的家中，提醒老人，深藏在他家中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已经成为“孤本”，请求一阅。路工慨然应允。
马汉民复印了该书上所有毛注。在第六回结尾的“校记”下，毛注有“一九五四年九月记”的字样。据初步统计，毛泽东的批注在全书（此处指八十回本）不下于五六千字。
马汉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认为，手录的毛泽东《红楼梦》批注，是关于毛泽东红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学术价值极高。
毛注《红楼梦》原本至今下落不明。马汉民推测，可能已被抄家的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毁弃了，也可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摘自《文化娱乐》杂志1994年11月号）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教书的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了《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长文，文有新意。《光明日报》曾在其出版的内部刊物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到21日，又在该报《东风》副刊选登了其中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后加以说明。毛泽东看了两文，连文后小注也看了，满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其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便要去了刊登全文的内部刊物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文版。（《新闻业务》杂志1984年第4期。）
吴世昌的《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1961年12月3日写于英国牛津大学，全文分为《引言》、《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关于后四十回》、《初步工作的次序》、《棠村序文的发现》、《脂砚斋是谁》、《脂砚斋是“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的叔父》、《曹氏家世和脂砚斋》、《曹雪芹的生卒年》、《结束语》等10个部分，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9年秋，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他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他认真倾听意见，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他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他仔细调查研究，亲自审听了大量越剧音乐。（《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因为重视和嗜好，毛泽东也注意《红楼梦》的版本价值。在北京中南海书房，他收藏有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晚年还常将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还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对《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徐中远写道：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逄先知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大部分大都摆在游泳池会客厅里。卧室里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我们看到，这些书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上述资料表明，从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谈话以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在其他各种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5遍。”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中，就有20多种。只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画。（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6、垂暮之年还在阅读、思考和谈论《红楼梦》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5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杂志1989年第1期。）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随，随何；陆，陆贾。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武将。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此次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目标：“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1975年和1976年，毛泽东已是80多岁高龄，垂暮之年的老人了，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了。可他还是在认真和仔细地阅读、思考、谈论着《红楼梦》，可见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
据《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上的文章说：毛泽东和护理自己的孟锦云等人看过法国电影《红与黑》后，对孟锦云说：“你去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孟锦云照此办理，还做了读书笔记。日后，她在和毛泽东交流中，特别从领袖那似乎漫不经心的读书笑话里，细心咀嚼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又据郭金荣撰写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所说：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潜心研究《红楼梦》，并把它同西方的《红与黑》（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相联系。他曾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小孟点点头。“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还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郭金荣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里继续写道：
毛泽东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聊天。有一天，他对小孟说：“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会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