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他有假期回到英国。他发现自己对政治仍然有着极大的兴趣。于是在议会发言时，如他自己所说，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调子，既非责难和训斥，也非惊慌失措，而是一种在某些方面提出警告的调子”。他力主必须制订一项更大的造舰计划，以确保英国海军对德国的优势。同时他还提出，希望重新任命费希尔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
丘吉尔的政敌们对丘吉尔试图重返政坛的想法冷嘲热讽。一些保守党甚至在传媒上已经对他发起了进攻。丘吉尔与费希尔的不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显然与丘吉尔的主张是矛盾的，因此丘吉尔被报纸攻击为“扮演了一个政治冒险家的角色，玩弄伎俩厚颜无耻”。更令丘吉尔寒心的是，许多人同意报纸对丘吉尔的这种评价。劳合·乔治就此评价对一位朋友说，“总的说来是十分正确的”。
尽管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丘吉尔还是认为，他应该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时还有费希尔，也都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军队，回到伦敦来。这时的议会内部分歧严重，矛盾重重，内阁官员们也因主张不一而争论不休。首相埃斯奎斯的领导能力也受到大家的质疑。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国前线。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他的难题。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6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7营。由于第7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丘吉尔在回国前借了辆汽车，几乎跑遍了在法国的所有英军部队，以便把他手下的军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的下属们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为丘吉尔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说：“我坚信，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得人心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他热爱军职，时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军人。”
回国后，丘吉尔正式开始了重返政坛的准备工作。他向首相递交了辞呈，请求免去他的军职。首相埃斯奎斯此刻有些为难，丘吉尔无疑是一位热门公众人物，他怕此番行为会引来各种争议。但是，他还是同意了丘吉尔的请求。
重回内阁，崭新做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做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对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 000英镑。这相当于海军大臣年薪的1/5，而《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虽然经济有了保障，但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了”的叫喊声所打断。公众舆论和别有用心的人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丘吉尔。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丘吉尔重回内阁
埃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受到了议员施加的压力。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丘吉尔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
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基奇纳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达达尼尔委员会公布了第一个报告，对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作了初步分析，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埃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埃斯奎斯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而陆军大臣基奇纳所犯的错误是未能较好地发挥总参谋部的行为，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由于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导致了指挥的混乱。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但这份报告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福音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埃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埃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主张全力加强作战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劳合·乔治，联合殖民大臣、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等人，要求改组政府，但是此时的内阁基本已经瘫痪，埃斯奎斯无奈之下只能辞职。国王乔治五世顺水推舟委托劳合·乔治组阁，成立了新一届联合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强烈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暂时不安排丘吉尔进入政府。但是新首相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才能出众，在许多新观点、政见方面与自己不谋而合，能够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所以他打算采取见机行事、以智取胜的方法。
丘吉尔也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政治时代，乔治首相把丘吉尔的一些政敌调开，然后将军需大臣艾迪生派往战后重建工作，空出这一职位，又故意不和博纳·劳商量，属于“先斩后奏”，即刻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被排挤在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之久的丘吉尔终于重返政坛，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啊。
1917年7月17日，消息一公布，立即激起一阵风波。陆军大臣以辞职相要挟。《晨邮报》尖酸地嘲讽：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期待这位不沉的政客继续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保守党代表团近40人向博纳·劳提出抗议，为何同意让这个冷酷无情、从来不留余地地向保守党开火的叛徒加入政府？政敌们反对丘吉尔不仅是出于报复。他们也承认丘吉尔的确是个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因为他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发动机，可是铸造这台机器的金属材料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妨碍机器正常运转，一旦出了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
劳合·乔治辩护说，在丘吉尔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远见卓识和富于想象的天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都是无价之宝。他卓有成效地改革并壮大了海军，他最先了解坦克的重大意义，都清楚地显示出他的才干十分罕见和难得。在危险的时刻利用这种人，只要对他们保持警觉，他们单独作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作出的贡献还大。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的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后，丘吉尔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就像任贸易大臣一样。他在妻子克莱门蒂娜的陪同下，在丹迪市选区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选票的优势当选。
自然，劳合·乔治免不了谆谆告诫丘吉尔，今后不仅要勇敢，而且要谨慎。丘吉尔接受教训，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他谈到自己的新使命时说：“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泰晤士报》一位记者采访丘吉尔时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重回内阁的丘吉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决定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这个岗位上，要做出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