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群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一位高产作家，他所写长篇小说《关东演义》10部、《关东江河三部曲》、《西辽河传》、《鸭绿江传》、《黑龙江传》）、《战争与命运》4部（《大决战》、《大对抗》、《大反攻》、《大较量》）、《少数民族三部曲》（《彝族之鹰》、《人与狗的故事》、《白血山庄》）、《义勇军演义》（上、下部）、少儿长篇小说三部《小矿工》、《小义勇军》、《小男子汉》，传记文学《毛岸英》及青少年读本《毛岸英故事》、战士读本《毛岸英故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计1200万字，这样一位作家与解明有着40多年的友情。杨大群说，他对《关东演义》的修改，在心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大多是到解明那里投师请教，每次都得到颇多益处。杨大群因写作之余爱画上几笔老鹰，一画画了20年，退休了的解明向他求画，他就画了一只鹰，这只鹰经历了风雨之后，翅膀更为矫健，眼光更为敏锐，它带起数不清的青年作者在文坛上飞翔，它的翅膀不该是收拢的，大群非常看重与解明的友情，非常看重这画赠画，为画好这只飞翔的雄鹰，竟练笔一年多……
1993年6月6日，在解明60岁生日之际，由徐光荣、徐宏智等诗友策划、联络、筹办了解明文学活动44周年联谊会，为已从编辑岗位上退下来的解明老师庆祝诞辰，并彰显和称颂人间这种持久不衰地乐为他人作嫁衣的解明精神。徐光荣说：“解明的劳绩又不仅仅在于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后的培养。扶苗、浇水、施肥、剪枝、防虫……他倾注着全部心血。高东昶说：“对景况不佳的人他总是惦记，而对处境变好些的人却表现得由衷的欣慰，似乎他心里想的尽是周围朋友们的事。”汤炀说：“他从青少年走上工作岗位到老年退休，这中间虽没有经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但小小的坎坎坷坷也是有的，他都以公道自在人心的态度坦然处之，表现出一种能超脱一切烦恼的豁达坦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没有‘长角’；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也没有‘拜金’。”姚莹把诗一般的赞美献给他尊敬的解明先生：“有那么多年长的、年少的发言，纷纷然深情追忆在你着意关爱下的成长；有那么多专业的、业余的歌手为你放怀高歌；有那么多声名大噪的诗朋联友为你献诗献联……总之，有多少倾诉，就有多少沉甸甸的谢忱；有多少歌唱，就有多少明亮亮的真诚；有多少馈赠，就有多少长远远的祝福……”“你实现了自身价值，无量功德，天地可鉴！时空可鉴！”“你没有腰系万贯，你却拥有那么多真朋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此刻正聚拢在你的身旁，若群星捧月，如众绿拥红，这就是你的资本，你的财富！”“金钱易得，人心难求。几十年的勤苦播种、耕耘，你收获的不仅仅是几部诗集、文集，足以自慰的，是你收获了人心！人心既得，还复何求！”徐宏智这样颂扬解明老师：“呵，解老，你的豁达、宽宏、乐观、满足的笑容——是一幅永垂青史奇绝的画，是一首留给后人的隽永的诗……”
我是军人，我知道在战争年月冲上敌人城头时那助人向上的战梯，我的诗集《鸟儿们的歌》于1980年问世，我赠给解明老师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的赠语：
“高擎着战友，拼着全力，
让他去插上胜利的旗，
你的双肩是——
助人向上的阶梯！”
难忘孔繁有
孔繁有，是我今生认识的第一个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也是今生认识的第一个人民武装干部。我认识孔繁有时，自己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我和繁有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我所在的沈阳第二十二中学开展民兵活动，我们班被命名为“火箭排”，一次到沈阳站送支农队伍，孔繁有身穿军装，挎着相机拍照，搞新闻报道。他给我们火箭排照了张合影，我留了地址，他认真地把底片冲洗出寄给了我。我很感激，对他充满了信任和期待，给他写了第一封信，从此我们就有了联系。那是1959年7月，至今过去半个世纪了。
我在铁西区文化馆的阅览室里从军内外报纸上看到孔繁有的摄影报道，都为他自豪。特别是看到那幅1961年刊登在《解放军画报》封面上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转载的《政策到家》，内心由衷地喜悦和敬佩。繁有经常把他的摄影作品寄给我，叫我配诗，其实我那时只是一个爱好写诗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成绩，更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他却把我当成朋友，用这样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我把我幼稚的诗作寄给他，他认真地看，有时还请省军区机关文字好的同事帮我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这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帮助。
我和繁有交往几十年了，可是几十年里只见过一两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冬天，路过当时在汇丰银行也就是现在沈阳市文联对过的交通银行位置的辽宁省军区。我到收发室找孔繁有，恰好繁有的夫人孟淑梅以及孟淑梅的弟弟也在。他们住的是招待所，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坚持留我吃饭，我再三谢绝也不行。他们很快到机关食堂打来了菜、饭和啤酒，虽是随意但却是很像样地慷慨地款待了我这个忐忑不安的穷学生。那是我第一次喝啤酒啊！
孔繁有1950年入伍，1952年就到了朝鲜前线，在志愿军后勤部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和摄影工作，1957年回国后，在辽宁省军区宣传处从事摄影工作。他因为不能把在阜新日报从事摄影报道的爱人孟淑梅调到沈阳来，毅然地从辽宁省军区宣传处调到了爱人所在的阜新市，先后在阜新军分区宣传科和一个区武装部任职。
也许是羡慕孔繁有的一身军装，羡慕他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至少有这样的因素，我在1962年那一年招兵时积极应征了。我穿军装到了驻守吉林东丰的某步兵团，我在新兵连和下到老连队后都曾与孔繁有书信往来。1965年1月，我收到繁有寄到我连队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常在前进报上见到你的作品，最近又在辽宁日报上见了几首，祝贺你在这方面的成绩，这些作品有部队生活气息，读起来感到亲切，很有感情，但在语言上还得下些功夫，我自己虽然在这方面不太爱好，但有时也愿意看看。参加冬训，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创作。希望看到你有更多的作品发表。去年十一月初，我也到沈阳工作了一个月，参加省民兵代表会的工作，平时去的不多。……我还是主要抓分区的民兵报道工作，作些组织工作，有时也写点报道，主要是办好市报和市电台的民兵专栏和专题节目，看起来也比较忙，摄影条件差，有时也只是临时赶点任务，结合报道纪录点军史资料，比较满意的照片，这两年拍的很少。去年全军摄影展览也没有参加，今年争取拍一两张较好的，多动点脑子，看看能不能实现。以后有了我认为较好的，再寄给你。你们那里大概比我们这里冷点，最近这里刚下过一场雪。还有十几天就是传统的春节了，提前向你贺春节！”
2006年，我的八卷本日记出版后，很想送给繁有，因为在卷一和卷二中，有多处记述与繁有的交往，可是苦于联系不到他。最近我托《东北后备军》的高明生主编和阜新文联的老战友孙旭辉帮我寻找，终于找到了他。春节后，我收到繁有从阜新寄来的一个邮件，里面有《孔繁有在朝鲜素描速写水彩画选集》和《孔繁有风光名胜摄影选》，还寄来了我在学生时代写的一些诗稿的复印件。
繁有在信中写道：“想不到在我的晚年能接到你从沈阳打来的电话。大概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在沈阳的省军区招待所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那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若不是你春节前打来电话，可能我们会永远失去联系，因为我已是将近八旬的人了。近几十年来，我有时会在军内外报刊上看到你的大作，知道你已是全军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从你的日记卷一封底那一长串主要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几十年来，你的著述颇丰，还有你和你的夫人培育了一双有出息的儿女，在这里，我向你致以迟到的祝贺！…………你给我的第一封信是1959年7月14日寄来的，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岁月匆匆啊！这些信件，除你在沈阳二十二中学火箭排和你参军后在吉林东丰县3018部队72分队新兵连写的少数几封外，大部分是你在沈阳二师读书时寄来的。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你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是学生会干部和校报主编，当时就有文稿在《辽宁日报》、《共青团员报》上发表。你在一封来信中说，你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教师，想不到后来会参军来到保卫祖国的人民军队，并且逐渐成为一名多产的军旅作家和文学界的名人。我退休以来，喜欢这样三件事，一是外出旅游，二是参加战友聚会，近些年我已先后6次参加当年在四川、在朝鲜的战友聚会，每次聚会时那欢乐、激动的场景令人难忘，至今我还与北京、天津、沈阳、重庆、上海、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多位战友保持有电话、通信或寄年卡的联系，顺便说一下，那位北京的名歌手田震，她的母亲就是我在川北军区文工团时的战友。三是喜欢收藏一些现代瓷器，近几年已买了大小瓷器好几十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和享受。”从这叙述中，可以想见繁有离休后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和开心。
我曾在1994年的《辽宁日报》上看到繁有写的为梅兰芳赴朝鲜前线演出拍照回忆的文章《珍贵的历史留影》，文章记述了1953年10月以贺龙为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前线慰问志愿军官兵的情形，特别珍贵的是繁有拍摄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志愿军战士握手交谈的镜头，还有梅兰芳在香枫山下高低不平的河边广场的简陋舞台上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群众表演《宇宙锋》和《贵妃醉酒》的镜头，其中有演出结束后，“志后”文工团员石莉向梅兰芳献花的镜头，繁有在信中告诉我，那位献花的文工团员，就是杨得志总长的续夫人。
近日，我又收到了繁有寄来的我给他的26封信件的复印信，这些陈年老函，让我回忆起与繁有交往的一幕幕情景。在1960年5月21日我给繁有的信中写道：“我很荣幸今天看到了你，在市体育场开大会，一个身着整洁军装、脚穿矮腰黑皮鞋、上衣里面似乎是灰毛衣、领章是（注：我画了一个少尉军衔的图案）的、挎着一只玲珑照相机的人，一个面孔可亲、中等身材的敬爱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敬爱的繁有同志。起初你在主席台右侧，又在我的身后反复度过多次，我在大会主席团临首长右侧的二师位置的最后一行。”“大会宣布结束，我看到了你到处摄影，异常繁忙，在‘沈阳市民兵师’摄影，在铁西民兵队伍摄影，我心里该有多么快活啊，你能把人们的记忆留在照片上。我真想跑过去，拉住你的手谈上一气，但这又违犯大会秩序……”写这封信时我16岁，对孔繁有工作的羡慕与崇敬，内心的纯真与诚恳跃然纸上。
这些纸页变黄的老信函，让我回忆起当年的许多情景。我和繁有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友谊。我把我学习的情况，课外的活动，思想上的进步，都写信向繁有汇报，甚至团组织审查我入团的会，我都邀请繁有参加。同时，我也十分关注繁有的摄影创作。在1961年8月7日的信中，我这样写道：“昨天到图书馆阅览室读报，在新的（15期）《中国青年》的封三里有你的作品《政策到家》，我真是欣喜若狂，仔细地琢磨了好久，我十分热爱它，我对于摄影艺术是个门外汉，一窍不通，但是我却十分清楚你这张拍照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效果。它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武装干部参加农业劳动，不仅在于劳动力的问题上，而且也在于把党的政策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反映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军民血肉联系，细致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动态和精神面貌。我的欣赏水平很有限度，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作品更深一层的思想内容，我只能从心里说，我喜爱它！由于激动，笔下不由自主地自然写成一首诗。寄上，请提意见。”这诗是用孩子口吻这样写的：“天傍晚，日西斜，/叔叔锄地回来啦。/手没洗，汗没擦，/一根锄头没搁下。/乘凉屋檐下，/唠起家常话。/爷爷说：/”三级所有作用大。”/奶奶说：/“调查研究好办法。”/妈妈说：/“毛主席熟悉咱们心。”/我摸红领巾，/一旁把话插：/“党是大太阳，/我是小红花。”/大家一听笑眯眯，/叔叔点头乐哈哈：/“党的政策到农家，/石头地也能结金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