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处女作到入伍之前的四年间，尽管我十分努力，却再也没有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我是一个极普通的诗歌爱好者、一个拙笨的诗歌习作者。记得那时我给沈阳日报当副刊编辑的解明老师寄稿子，虽未能发表，却都能得到他的亲笔回信，指出我写作上的毛病，哪句是空话，哪句写得有诗味儿，他与你平等对话，总是在鼓励你，他是诲人不倦的典范。
我应征入伍到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收到解明老师的来信：
“世宗：
信见，谢谢你也祝贺你。战士是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名字！愿你能做到一个战士所应该做到的一切！
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却深深感到在你的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上进力量，而且可确信，有一天你会写出像样的作品。这次虽然暂时离别，也愿你在生活中受到新的洗礼，增加新的力量，为将来创作好作品打下基础。部队生活的短诗和其他文艺作品，我们报纸还是需要的，你仍可以写些给我们寄来。‘八一’即将到来，先赶出两首寄给我吧！
用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祝福你……一个光荣的战士，当我再次见到你时，愿你不仅仍是一位朴实、寡言而内心充满火焰的青年人，而且胸前闪烁着光荣的奖章。那时，我将紧紧地拥抱你——一个战士的身躯——一个我年轻的朋友！而多少诗句也将冲出激情的心怀！
解明1962年7月20日”
这是几十年来，解明给我的无数封信中的一封，也是较早的一封，热情的鼓励，亲密的情意，殷切的期望，尽在字里行间，今天重读，仍令我无比动容。
一滴水可反射太阳光辉。从这封纸页发黄的信，从解明老师对我的关怀和扶植，完全而以照见他内心世界的善良、博大、宽敞、明亮，对初学写作者充满无私关爱的浓烈的情意。
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在沈阳诗界，几乎每一个写诗的人，无论他水平高低、成绩大小，无一例外地都曾有过我一样的幸运，都曾得到过解明老师亲切的关怀和切实的帮助。每个人都能讲出属于自己和解明老师两个人的难忘故事，如果举办“解明与我”的征文，肯定会应者如潮，最后编辑的征文选集也将会出版厚厚的一大本。
诗人晓凡在最初写诗的日子里，曾得到解明的很大帮助，解明编发过晓凡早年的许多作品。1983年，在解明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晓凡特在沈阳著名的“红房子”宴请解明，那一刻，我和刘镇等人荣幸的在场。1957年，诗人刘镇还是沈阳机床三厂的工人时，他在自己的车间黑板报上发表了最初的诗作《我的心声》，这诗作有着质朴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站在黑板报前，解明表示了自己的喜爱，于是把这个身材瘦小、聪颖灵动的青年钳工叫到跟前，告诉他如何把这首诗改得更好些。按照解明的指点，刘镇怀揣着对自己的不确信把改后的诗稿忐忐忑忑地送到报社，解明像接待老朋友似地接待了他。几天后，这诗见报了，最先看到这诗的是刘镇单位的书记，他比刘镇还高兴地到处传告这个喜讯。从此工人刘镇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省市甚至全国的报刊上，而且颇受好评。在刘镇尚未成家的时候，解明曾到他的“独身楼”看望；在刘镇不得已离开沈阳、远去河南三门峡的时刻，解明曾赶到他家为他送行；在刘镇重回沈阳、重返文坛的时候，解明又和诗友们到他极为狭小的暂居之地庆贺……
许多人都铭记自己第一篇作品得以发表的喜悦，并由这喜悦引来深深的感恩。已故儿童诗诗人、儿童文学编辑家冯幽君的处女作《义务兵》就是由解明编发在1956年1月29日的《沈阳日报》上的，那时冯幽君是一个小学教师，他把有生以来首次发表的作品剪下来，装在一个玻璃镜框里，挂在墙上。由于稿子见报，促使他更多地写稿投稿。他不知道见报的稿子是由哪位编辑编发的，这位编辑叫解明，来信邀他到报社编辑部谈谈。解明把冯幽君一叠子诗稿拿在手里，与他推心置腹地、平等地交谈，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1957年，冯幽君被错划为“右派”，他的“政治面貌”不堪入目。那时候你要发表作品，人家首先要通过组织了解作者的政治情况，否则是不敢用的。在几年的时间里，没有报刊肯用冯幽君的稿子，唯有沈阳日报的副刊发表了他写的诗《大喇叭》，这对冯幽君来说，是政治解禁、名誉恢复的破天荒的大事情。解明敢于实事求是地对待冯幽君及其作品，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真知与勇气啊！
曾写出轰动全国、至今常唱不衰的大歌《长江之歌》的词作家胡宏伟，当年是医疗器械厂的一个钳工，他与写诗的长兄高广成合作一首诗，并随高广成送给刚从农村抽回来不久、仍在沈阳日报编诗的解明。解明听说他在工厂的车间里当工人，就举例说晓凡、刘镇都是从车间走出来的，以此勉励他。解明告诉胡宏伟：“今后写了东西就寄给我，我在报纸上为年轻的诗作者开一片园地。”高广成和胡宏伟合作的那首诗很快就发在沈报1972年的国庆专版上。这年年底，胡宏伟穿上了军装，在市郊某靶场一个连队当兵。不久，连里接到上级领导机关的电话，通知胡宏伟参加沈阳日报组织的一个笔会。胡宏伟来到站前华侨旅社报到，参加了有一些写出过很多作品的作者高广成、徐光荣、丁晓翁、孙旭辉等参加的创作笔会，这个笔会就是解明组织的，是解明点名让胡宏伟来的。解明领着这些诗作者到辽中农村走访。这对于从未下过乡的胡宏伟来说，一切是那么新鲜，晚上趴在公社招待所大炕的炕沿上，胡宏伟写出了两首诗，他交给了解明之后便倒头大睡了。第二天一早，解明拿着改过的诗稿让胡宏伟看，征询作者本人的意见，只见那稿面上很多地方被红笔勾划、涂改过，不顺的句子改顺了，错别字和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也被改过来了。而且，而且，岂止只是他一个作者？十几个作者的稿子都是同样的待遇。人们看见解明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胡宏伟这次写的诗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了，不久还有评论文章评到这首诗。几个月后，位于市区内的营部就把胡宏伟调来从事报道工作了。营部离报社很近，只十分钟的路，胡宏伟跑得更勤了，经解明编发了很多诗。如今胡宏伟在自己酷爱的文艺事业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已是文职少将了，但解明对他的引导和扶助，永远是胡宏伟不能忘怀的往事。
出版过多部诗集的诗人汤炀的处女作，也是经解明之手编发的，那时汤炀还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汤炀说，这两首处女作的发表，“验证了我人生道路关键一步的选择，它让我看到了曙光，……当时我是无名小辈，又与解明素不相识，他竟能从众多来稿中选出那两首小儿歌……足见他发现新人、培育新苗的园丁之心。”
曾任辽宁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的牟心海的第一首诗《秋的漫游》也是经解明编发的，时间是1961年9月22日，那时他还在辽宁大学读书。解明还发表过评牟心海诗的文章。心海说起解明：“他对作者关心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呕心沥血……”如今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在创作上或文化行政工作上，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成就的林正义、文畅、丁晓翁，当年也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爱好写作且水平不低，那时他们年轻，解明也年轻，可是在他们眼中，解明是成熟的也是高大的，每次他们去报社送稿或看望，解明都极为热情地接待他们。在他们眼中，解明待人热忱、宽和、练达，待人一视同仁，没有厚薄。
别人在艰难之时，能够向他坚定而慷慨地伸出援手，这是人间一种深厚的友情。
曾任《航天文艺》执行主编的诗人张蓬云，回忆自己“文革”中落难的往事，1972年他无端地被批斗后从西安回到沈阳，一年多没户口、没工资，生活极其窘迫。由于朋友的帮助，他才得以在一个基建队当装卸工。张蓬云穿一件满是白灰的棉衣，戴一顶狗皮帽子，脚上一双单鞋，寒冷的冬天在装货的大汽车上瑟瑟发抖。卸完了白灰，张蓬云到一座旧楼的厕所去喝自来水。这时该吃中饭了，他饥肠辘辘地等着发放镘头。无意中一抬头，旧楼上有个牌子：“沈阳日报”。当他走进这座楼时，北面一个房间的门上写着“文艺部”。“文革”前，他曾无数次走进报社、文学杂志社的大门，同编辑老师谈稿子。“沈阳日报”“文艺部”，这七个字对他有无法抵御的吸引力。可是，自己正因为热爱文学，喜欢写作，才有今天这样的遭遇啊……一个热爱文学写作的人，对报社，对文艺部，有着本能的、天然的感情，他竟忘了自己的当下的处境，仍热切地向往着与完全陌生的编辑见面，他渴望与之相识。他敲开了文艺部的门，当时屋里有两个编辑，一位坐在门口，正吸烟；一位坐在里边，正看稿。他俩见张蓬云如此狼狈的样子，很是吃惊。看稿的那位编辑站起身问他有什么事。他小声地问：“这是报社的副刊吗？”看稿的编辑点着头请他坐下并问：“你是……”张蓬云说：“我也写过东西，今天正好给这儿运白灰……想进来看看……”其实这时，张蓬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看稿的那位编辑走过来，给他倒了杯热水，分绍了自己姓解，并介绍另一位编辑姓任。不知怎么，在张蓬云印象中，这位姓解的编辑长得很像西哈努克。当解明得知张蓬云是从西安回沈的，而且又有些“问题”后，丝毫没有怠慢的意思，反而很亲切地在脸盆里倒了点热水，把一个热乎乎的毛巾把儿递给张蓬云，安慰他凡事不要恢心，对生活要有勇气，不能让生活的不幸压倒。告别时，解明让张蓬云把以前发表的作品抄几篇来，并希望他重新拿起笔写写工农兵。在以后的交往中，张蓬云常到报社去看望解明或送稿，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也找解明唠唠。解明见他冬天没有棉鞋，便把一双还很新的棉皮鞋给了他；见他的衣服不能御寒，便拉他到家里找一件棉衣给他穿。有时解明还在家里炒盘花生米，弄点酒，两个人盘腿坐在床上，谈生活，谈写作。张蓬云从解明这里感到了人间的友谊和人生的温暖。张蓬云深情地回忆：“他不偏见一个落魄青年，他不怕天冷，骑车几十里到二台子我的小屋来探视我的家人……”“他不冷淡一个无能的作者，帮我修改一篇篇习作，给我一切可以遇到的机会，带我到农村、工厂去采访，去体验生活。”
徐广顺的经历与张蓬云有点相似。徐广顺是一个高产作家。他起步时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出版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世界没有末日》、《大西迁》等9部，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国内有五家电影制片厂发表、拍摄他他的《危险的复制品》、《野店幽灵》、《地狱追踪》、《绑架在午夜》等12部电影，由央视及省级电视台拍摄、播出了他编剧的《公诉人》、《以国家的名义》、《尊严》、《远离罪恶》、《拒绝末日》、《荣誉》、《惊天东方号》、《记忆的证明》、《诚信》等300多部（集）电视剧，他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样一位名声远震的作家，最初写作时曾有过一段凄苦的日子。1974年春寒料峭的3月，徐广顺因在空军做专机师，无意中卷入“9，13”事件，自己毫无察觉地上了“賊船”，被列入林彪舰队的名单之中，像个囚犯似地被部队遣返回乡。他本人知道，在那个年月，只要政治上有了疤结，比得了艾滋病还要命。他回到沈阳后被安置在远离市区的一家工厂里，因在部队学过车工手艺，他每天站在车床前工作，眼望着飞转的卡盘，生产着一个又一个需要车削的工件，他不敢多言多语，也不再存任何与外界联系的奢望，只图安稳和平静。忽然有一天，工厂宣传科的同志手拿一封署名“沈阳日报社编辑解明”的信找到了他，工厂机关不晓得这个平时不言不语、只知道埋头干活的徐广顺与报社能有什么联系。其实，徐广顺本人也不认得这个解明，他也没有与报社主动进行什么联络。打开信一看才知道，原来一个叫陈进化的诗歌作者告诉解明，有一个刚从北京空军复员回来的年轻人曾在《北京文艺》、《空军报》、《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诗作……广纳人才、爱才如子的解明来信是向他约稿。徐广顺不相信自己还有权力写诗并发表诗。解明这封信的直接结果是工厂党委了解了徐广顺是如何卷入“9，13”事件的真实经过后，把他借到了宣传科工作。解明这封信，改变了徐广顺寂寞的生活、孤独的情境，更主要的是让徐广顺有了正常参与时代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徐广顺与解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报社编辑部，两个人谈艾青，谈李瑛，谈家庭，谈学习，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刻起，徐广顺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良师益友；也是从此刻起，徐广顺这个孤身返沈的小人物重新踏进了文坛。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沉沦的时候，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人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徐广顺用自己创作上的努力回报解明，他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年后，徐广顺被借到沈阳文艺创作办公室诗歌组，又过了一年，被借到《辽宁文艺》（后来的《鸭绿江》）杂志诗歌组，后来又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现在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国家一级编剧。他说：“坦率地讲，就诗歌创作而言，解明老师并非卓然冠群、无出其右，可他却使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人头角峥嵘、秀出班行……此情难忘，难忘此情呵！”
说不清楚在沈阳，在辽宁，或更远的地域，究竟有多少个得到解明老师帮助的张蓬云和徐广顺！
一个人的人格、人品是从无数细节体现出来的。诗人刘文超一生都不会忘记48年前在解明家的一次做客。那是1960年的冬天，那是一个人人吃不饱饭的年代。粮油都是定量的，没有谁会有多余的粮食。那个年代到谁家即使是到亲戚家做客，也是极少被留饭的。客人一般是明智的，在未等主人礼貌、客气地开口留饭之际，就早早地告别了。这一天，还没等刘文超起身告辞，解明就端上了刘文超许久未见过的白面蒸饺了，喷香喷香啊！当时的刘文超真的为难了：吃吧，等于从主人的嘴里抢食；不吃，又是对好客的主人不敬。解明是真诚留客的，他的一再相劝，让刘文超实在不能离开，他坐下了，他动了筷儿，他自己说当时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他有一个天生的习惯，吃过饺子必喝凉水。他把解明当成自己的兄长，也不客套，吃罢饺子就直奔厨房找水龙头，这时让他看见了解明的两个正在长身体时期的儿子在一口一口啃苞米面窝窝头！两个孩子这里没有一个饺子！而刘文超吃的饺子，就是解明从这里端走的啊！人们可以想见刘文超此时的感动，他完全怔在那里，一个让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动作是上去抢了一个窝头就咬，咬着咬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解明啊，解明，你如此为人！你待人的心如此炽热！你这样的人怎能不长寿，你怎能不让人永远地怀念和感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