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本已经是很卑劣的行为，又与落井下石相结合，其卑劣程度可想而知。诬陷中的落井下石是指在别人诬陷的接触上，再次深入，趁热打铁，将被诬告者推入绝境。由于诬告的次数多，接收者想要不相信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一个聪明的诬告者往往是个落井下石的卑鄙人。
1、公孙弘的跟进
武帝时期，名臣辈出。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公孙弘，一位是主父偃。公孙弘年轻时是个猪倌，四十多岁才开始攻读儒家学说，武帝即位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多岁，武帝向天下招纳贤良之士，公孙弘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不久后，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在回到长安后递交给武帝的报告没有使武帝满意。公孙弘知道皇帝恼火，就以有病为由，辞官回家。
他这一告老还乡就是近十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朝廷下诏书，征召文学，公孙弘所在的菑川国又推荐他。公孙弘此时深知自己的主张不能被武帝所接受，推辞再三。但群众不答应，非要让他再去试试。公孙弘无奈，只好再次入长安，在一百多个征召而来的儒生的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被排到了最后。但当全部对策送到武帝那里后，武帝看到了公孙弘的对策，居然大为赞叹。武帝就运用权力将他的对策提为第一。二人相见，武帝看到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公孙弘，早已经忘记这就是他十年前憎恨的那个公孙博士，再次封他为博士。公孙弘每次在朝议时，小心谨慎，只是提出问题，并且分析问题，从来不作解答，他把这个权力留给了武帝，这样，渐渐地他得到了武帝的喜欢。一年之中被提拔为左内使，不数年，即迁御史大夫，位居三公。
我们的另一位主角主父偃与公孙弘不同，他所修习的是纵横术，纵横术兴盛于战国，到武帝即位时，这种学说已经衰落。如同在今天修习风水的人，其市场已经非常狭小。不过，主父偃并非是纵横家的忠实信徒，他还学习了儒家经典《易》、《春秋》。或许是缘于他的性格，又或者是他的思想主张，总之，他在自己的家乡齐国人的排挤，从而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为了可以进入官场，主父偃曾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齐王，但齐王的老母亲不同意，还对主父偃破口大骂，主父偃在齐地的名声更加臭了。他只好离开齐国，到燕、赵、中山等国寻找他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因不能取悦任何人而无法付诸实践。
不过，这并不能使主父偃丧失信心，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当时最受武帝所宠爱的卫青将军。他请卫青将军把自己直接引荐给武帝。卫青虽然尽力来办理此事，但武帝并没有对这个主父偃产生兴趣。主父偃只好走最后一条路，就是上书言事。武帝时期，平民百姓也可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这一规定为很多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国家政体内的人提供了一条终南捷径。主父偃的上书，文字很多，“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
武帝登基不久，就打破了汉帝国与匈奴的关系。两国进入了不友好状态。汉帝国在这个时候正准备向匈奴开战，有反对的人，也有赞成的。主父偃认为不可伐匈奴，他认为，秦帝国所以迅速灭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征伐匈奴。“曝兵露师十又余年，死者不可胜数”，致使赋税繁重，人民疲弊，“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群雄并起。所以，如果真的要与匈奴开战，可能就要走秦帝国的老路。
汉武帝对匈奴问题虽然感兴趣，但可能不是全部。主父偃所提出的其他八事可能使汉武帝更加有兴趣。他在早晨接到上书后下午就接见了主父偃，并当场拜为郎中。从此，主父偃经常上述言事，很得武帝赏识，“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
主父偃为帝国贡献最大的就是“推恩令”，所谓“推恩”，用圣贤的解释就是“推恩足以保四海”。恩，爱也，推恩就是将己之所爱推及他人之意。汉帝国最大的祸患之一就是诸侯问题。景帝时期还闹过七国之乱，使得帝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诸侯王的子弟。按汉制，侯国隶属于郡，等于把王国土地纳入郡县，长安政权的土地扩大而诸侯国土地缩小。如此一来，诸侯王们就再也有没有实力给长安政府制造麻烦了。
由此可以看出，主父偃与公孙弘不同的是，他个性张扬，喜欢肆意发挥个人意见。那么，这样的两个人是如何进入到一个故事中来的呢？而且还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故事。
主父偃在被汉武帝重用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生涯。他最先是从燕王刘定国开始的。燕王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他与其父康王的姬妾私通，后来又夺取其弟弟的妻子作妾。其弟无法忍受哥哥的所为，就将燕王乱伦的事告到朝廷。主父偃当初在游燕时，未得燕王的看重，所以始终怀恨在心，得到这份状子后，他立即建议武帝，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要严厉惩罚。武帝所以会同意他的意见，是因为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武帝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于是，燕王被诛，燕国顺势被取消。
不久后，主父偃又把矛头对准了齐王。他对武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觽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按他的话而言，像这样大而且富庶的齐国理应由天子的亲生儿子担任侯王，可现在的齐王与武帝的亲属关系非常疏远。况且，“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自然，这些话是很对武帝口味的。武帝就希望主父偃能想一个办法。主父偃就让武帝任命自己为齐相，受命调查齐王。主父偃先是找人让其揭发齐王，当然，一个诸侯王想要没有犯错，是不可能的。当齐王知道这件事后，惊恐不已，选择了自杀。
赵王在得知两位诸侯王死掉的消息后，开始慌张了。因为当初主父偃也在他这里呆过，并且也没有受到自己的重用。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着主父偃在齐国的空当，派人跑到朝廷向武帝告主父偃接受其他诸侯的贿赂。
事实上，主父偃绝对是个贪污犯，他不但接受诸侯王们的贿赂，在长安城中也经常接受众大臣的贿赂，受贿累千金。有人曾奉劝他不要过分玩弄权势，不要如此张扬，做人应该为自己留点退路。主父偃却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
汉武帝可能也知道主父偃有这样的毛病，当赵王的状子来到长安时，他并没有想追究此事。可当他听到齐王自杀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他立刻怀疑是主父偃逼迫齐王自杀的，于是下令搜捕主父偃。调查结果显示主父偃受贿是真，但并未胁迫齐王，齐王确实是畏罪自杀。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那么主父偃虽然有过，但并不是大过，所以，武帝决定饶了他。可就在这个时候，公孙弘站了出来。他认为：齐王自杀没有留下儿子，王国应当废除，收归朝廷划为郡县；若朝廷不杀主父偃，皇帝您则有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之嫌疑。
这段话说的非常精准到位，而且正好射中了武帝的痒处。把封国废除是武帝想要的，但绝对不能让天下人说齐王自杀是自己的主意。公孙弘无疑是给武帝出了一个只有一个答案的多选题。那就是，必须要杀主父偃，否则，皇帝就要背上骂名。
武帝略加考虑，就把主父偃推上了断头台。
公孙弘与主父偃并无大的恩怨，二人在性格上与政见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身为三公之一，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落井下石。公孙弘可谓最善于利用这一诬陷技术。其实，武帝即使不杀主父偃，也不会得到“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的罪名。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主父偃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会认为就是主父偃逼死的齐王。可公孙弘这么一落井下石，主父偃就非死不可了。
2、倒霉的刘文静
刘文静和后来诬陷他的裴寂一样都是大唐的开国功臣，裴寂是杨广设在太原的晋阳宫的副监，而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就是他的直属上司。刘文静是晋阳县的县令，豪爽洒脱，与心机颇深的裴寂是好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谈人生和理想。后来，二人与李渊一起造反，进入长安，在唐朝建立后，两人以开国功勋的身份被李渊优待。不过，二人的关系随着不能被李渊平衡而日益恶化。
李渊对裴寂更亲近些，据历史记载，裴寂担任晋阳宫副监时，“高祖（李渊）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在造反后，裴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进入长安后在登基大典后，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然后就封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视朝时，“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由此可见，裴寂是李渊身边最亲信的第一号人物。
刘文静当然也是李渊太原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并且在李渊决定向突厥称臣的活动中往返于突厥和唐军之间，其所立下的功劳自然非等闲视之。按理，他应该和裴寂一样受到高祖皇帝的重视才对，但事实却是，李渊一味地喜欢裴寂，让他很不高兴。可是身为臣子，他自然知道这种不高兴不能对皇帝李渊直接发作，所以，他就转移了这种不快，把愤懑投向了裴寂。
李渊在给裴寂上述的种种优裕后，刘文静就对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刘文静这段话当然是有所指，所谓“太阳俯同万物”是当年晋朝的权臣王导说的，当时，晋元帝招呼他一同来坐那个龙椅，王导就说了那句话。“重臣”自然指的是裴寂。刘文静的意思是说，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君主应该有威严，即使大臣功与天高，也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而皇帝您却总是跟刘文静共同饮食，显然有损龙威。刘文静这段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其根由却是私心重重，撰写他传记的人这样评价他的意图：““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刘文静的确有才干，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裴寂在军事上的才干与他相比明显逊色许多，这也正是裴寂虽然对刘文静怀恨在心，却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不过，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在后来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举的战争时，由于李世民病重，所以刘文静指挥了一场战役，结果大败。
回到都城后，刘文静被免职，从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被剥夺。刘文静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第二次与薛军的战争打响。李世民再次挂帅出征，刘文静跟随左右。
经过几个月的惨烈之战，李世民取得了胜利。回长安后，李世民立挺刘文静，认为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立功最大，高祖皇帝只好恢复了刘文静的爵位封邑，还任命他担任户部尚书、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不过，他的职位已经远远落在裴寂后面了。
刘文静并非是一个隐忍的人，在恢复爵位后，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把裴寂的名字划进仇人名单中。刘文静始终认为裴寂不如他，他的这种论断自然是以技术服人，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而言，刘文静要远高于裴寂。李渊起兵时，刘文静以使者身份入突厥，与突厥做绞尽脑汁的谈判，最终使得李渊无后顾之忧，而直捣长安，建立唐朝。裴寂虽然始终在李渊左右为其出谋划策，但一在内一在外，高下立判。无论是谁，都无法忍受在一个起点上起步却被人落后许多。
刘文静开始肆无忌惮地向裴寂倾泻怒火。当朝臣们讨论朝政时，只要裴寂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必要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偶尔还会用几句刻薄的话来贬损裴寂。“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在裴寂面前，他是如此的毫无顾忌，在背后，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人曾对裴寂说，刘文静在某次喝酒过量后，将刀拔出猛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裴寂即使有天大的肚量，恐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人。即使能忍受，他还担心有一天刘文静真的像疯子一样把他的脑袋当成柱子。裴寂决定反击。但裴寂的反击却是悄无声息的，这样的人要么不攻击，一旦攻击，对手必死无疑。
机会重要来了。刘文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刘文静家中的某段时间突然闹起鬼来。刘家上下坐卧不宁，刘文静就请了几个法师来捉鬼。这些法师于是就在夜晚于刘文静家中披散着头发、嘴上叼着大刀来驱鬼。
中国古代虽然迷信盛行，但迷信也是有规定的。尤其是帝国的臣子们，倘若大行法事，一旦操作失误被皇帝听了去，就会被冠以谋反的帽子。这是因为皇帝尤其的迷信，他们认为巫术可以使人丧失性命，而刘文静的这次捉鬼就有这种倾向。刘文静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他的小妾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至少在这个小妾看来，可以借此事向刘文静的不再宠爱自己的事实做一个报复。她指使人向朝廷报告，说刘文静要谋反。
李渊似乎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拘捕刘文静，并且令刘文静心中的仇人裴寂带着两位大臣去亲自审理此案。刘文静一看到裴寂，怅然若失。他并没有向李渊解释自己谋反一事，而是抱怨：“当初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职位相当。可现在呢？裴寂官居仆射，我的官衔却很普通。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代价何其大！后来立下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然后他话锋一转，“我曾经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才口出怨言说要杀了裴寂。但仅此而已！要说我有谋反的想法，那肯定是没有的。”刘文静这个时候是相当聪明的，他主动交代自己说要杀裴寂一事，是想堵住裴寂的嘴。但李渊已经很厌恶他了，由不得他施展这样的计谋，他对诸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了。”可下面有臣子反对，认为刘文静的确有情绪，但的确没有谋反的意思。
李世民也站出来为刘文静说情，但李渊不为所动。刘文静在李渊心中是必须要被切除的，首先刘文静在朝堂上常与裴寂唱反调，使得朝堂之上很不和谐；其次，当初刘文静出使突厥，李渊称臣突厥的历史不想再被自己想起；最后，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庞大，想要平衡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作为李世民势力的中坚，刘文静不可能被留在朝中。
但有人反对，李渊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原意也并非要刘文静去死。可裴寂这个时候却落井下石了。他站出来说：“大家都知道，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天下无出其右者，可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
落井下石最高明的地方就在此，先是“扬”：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相当高；然后“抑”：可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然后把“扬”的在“抑”下去：他的才智高，而现在天下未定，一旦被别人得了去，肯定是我们的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