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谢济世突然请求外放，据他的理由是想照顾年迈的老母，朝廷特授他湖南粮储道。做了地方官后，谢济世老实了几年。可三年，厄运再一次眷顾了他。乾隆六年（1741），他的小儿子误认为父亲自注的《周易》、《中庸》等书稿已经被朝廷认可，就在湖南付印。有人看到了他的这两本书，就诬告他说，这两本书实在是“离经叛道”，与国家提倡的程、朱思想完全不合。
谢济世被调查，结果是书被焚毁，而他自己却因为乾隆的格外开恩而未被定罪。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命运注定将坎坷不平。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七年（1742）秋天，谢济世在长沙查知衡阳知县李澎、善化（今属长沙）知县樊德贻违反朝廷规定向当地加重征粮。于是，乾隆八年（1743）正月，他给湖南巡抚许容写了一份上告信，见许容没有任何答复，他又亲自见了许容，当场揭发两知县的劣迹。
许容所以没有反应，是因为谢济世所揭发的这二位知县是他的心腹。谢济世在第二天就接见了衡州通判方国宝。方国宝希望谢济世对李、樊“寝息其事”，谢济世当场给予了拒绝。见许容还没有动静，谢济世在几天后又去拜见许容，要求参揭樊、李。许容很安静，但内心却已经波涛汹涌，他认为谢济世不给自己面子也就罢了，但不至于这么较真。于是，他先发制人，向朝廷诬告谢济世。诬告信的内容是：谢济世本是先朝罪臣，被贬官戍边，今上登基后，被重新起用，他却不思尽忠报效皇帝，却整天酗酒游荡，狂妄放纵，目无上司，行为很不检点，缺乏大臣之体；而且贪婪成性，索贿受贿，强迫市民以高价购米，浮收价银，差额归己等等。
这纯粹是凭空捏造，许容捏造就是以谢济世的官职为突破口的。而仔细看他的诬告内容，纯粹是官样文章，把这些内容随便加到任何一位粮储道的身上，都能成立。但谢济世为人与为官都非常正直，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罪行。
山高皇帝远，乾隆皇帝在看罢许容的奏稿后，根本没有想过许容以巡抚的身份会行诬告之事。遂勃然大怒，下令先将谢济世罢官下狱，然后让湖南布政使张璨负责审讯，并派岳（州）常（德）澧（州）道的道台仓德，代理粮储道一职。
主审官张璨很久以来就想当许容的一条狗，但没有机会。这一次有了机会，他立即抓住，写了一封信托即将升任四川布政使的王玠路过岳阳时交给新任粮储道仓德。张璨的信的内容是这样：在参劾谢济世的文本中，有“该道所访皆属风影”句，而长沙府在审理衡阳役丁时，斛面、地盘、票钱都说得实实在在，这与参本矛盾。张璨在信中要求仓德改换役丁口供，并撒谎说此事已跟巡抚许容商量过了。
仓德即使之前不知道这是诬陷，那么此时被张璨要求修改数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诬陷了。仓德不一定是个好官，但有着起码的官员节操。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很棘手：如按信中的要求办，那就是同流合污、结党欺君，这只大罪；如不按照信中要求的办，那张、许二人都是他的直属上司，“县官不如现管”，他当然得罪不起。最后，他耍了一下滑头，把这个不好踢的球踢给了别人。他将此事写成书信，分别寄给他的老朋友御史孙嘉淦和漕运总督顾琮。
孙嘉淦享有正直名声，而且与许容是老同事，他对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所以只叫仓德“婉曲善处”，寝息其事。但漕运总督顾琮却因此事关漕米，必须要重视，便将仓德的报告转给督察院。
当时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见到这份报告后感觉到事态严重，便将仓德的信及所有相关案卷，一并交于乾隆，同时派御史胡定去湖南调查。乾隆却认为，不过是一封信，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诬告。所以，他就把奏稿转交给了孙嘉淦，令其秉公审理。
御史胡定在北京还没有走，就听到了许多消息。首先是湘籍在京人士议论许容是个妒贤嫉能的人，其次是听说谢济世被参之日，长沙街头出现小字报，说谢济世是“民之父母”、“正大君子”，在到湖南后，他开始细加询访，最终给乾隆的报告中声称，许容的确是在诬陷谢济世。
乾隆皇帝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他感觉告诉他，胡定与谢济世都是御史，从前的关系很好，难保有庇护的嫌疑。所以，他给出了批示：此案关系言路、封疆，必须彻底审明，辨白是非，以示惩儆。
在把胡定撤回北京后，他又派出户部侍郎阿里衮前往湖南与孙嘉淦联合办理此案。
阿里衮到达长沙后，并没有采取胡定的暗中调查方式，而是明查。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是许容、张璨等尚在任上，而且孙嘉淦又有意袒护他的这两位朋友，所以很多知情者都不敢讲真话。阿里衮把自己的困难说给了刘统勋听。刘就给乾隆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这些新材料足以证明许容与张璨不遵守为官之道，而诬陷谢济世并想将他置之死地。乾隆皇帝到了这个时候才相信谢济世的确是被人诬陷，所以，下令将许容、张璨解任，被谢济世揭发的那两位知县也被革职。谢济世无罪释放，又被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但许容虽被革职，可他在湖南多年，其门生故吏非常多，处处伺机报复谢济世。在这段时间，谢济世又遭到了三次诬告，最后的一次诬告使他无奈退休。新任湖南巡抚的蒋溥就是许容的故旧，他向乾隆诬告谢济世，说：地方绅士等很多人与谢济世往来，并有拜为门生者；而且谢济世捏造私书，谬附舆论，种种诞幻，任意褒讥。
乾隆皇帝虽然知道这是诬告，但谢济世似乎在湖南引起了公愤，他不想让一个谢济世而扰乱了湖南的官场秩序，所以要求谢济世退休。
谢济世回到老家后，按照规则，大凡在外为官者退职还乡，都要有礼品赠送地方官，可谢济世两袖清风，无以为送。但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所以有许多人都来探望他。当地地方官便想找人捏词诬告谢济世，可无人响应；他又在上司之间探询，没有人理他。这一次诬告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却让我们看到了谢济世的倒霉样，即使是平民后，仍旧不能摆脱诬告这一恶魔。
为官者当熟悉官场哲学，恭上有道、中和同僚，御下有术。谢济世恭上以赤诚之心，御下以身作则，却在同僚的处理上不能做到以和为贵，这才是他屡被诬陷的原因。
6、胡林翼的幸运
晚清时期，太平军横扫天朝，八旗子弟酒囊饭袋，朝廷只能让汉人来建立地方武装维持大清的统治。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脱颖而出，成为了大清朝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有荣誉就会有诽谤，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曾受到过一些保守人士和蔑视他们的人的攻击，胡林翼自然也不例外，可他却非常幸运。原因很有戏剧性。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的重要首领之一，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进士，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末年，他在湖北武昌练兵，因其与紫禁城中的权贵的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遂被人诬陷。诬陷的原始文件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时已经不存在，呈现在咸丰皇帝面前的是经过了许多人添油加醋的成品。据诬陷的文件称，胡林翼在当地以朝廷的名义强征兵丁，盘剥百姓，使得民不聊生。
咸丰时期，通讯落后，胡林翼在武昌所做的事情要一个月后才能被紫禁城中的老人们所知晓。换一个角度而言，胡林翼即使在武昌想要谋反，紫禁城方面如果不派出专人去调查，也不可能知道。而诬陷胡林翼的这份文件所以被咸丰皇帝迅速接受，还是因为满人对湘军势力的崛起有防范与猜忌之心。
被派去调查胡林翼的是湖北考官钱宝青，为了让此人有权力调查胡林翼，咸丰皇帝特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钱宝青在得到这个差事后心花怒放，这并非是因为他被任为钦差大臣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钦差大臣这个职务可以给他带来物质利益。在钱宝青看来，胡林翼经营多年，又屡屡攻破太平军的城池，其所聚敛的财宝必是数不胜数。他完全可以借此调查之名而行索贿之实。让他更自信的是，他不相信胡林翼不敢不满足他的要求。
钱宝青与胡林翼有过接触，几年前，有人诬告长久从事军队建设的左宗棠，在朝廷派去调查左将军的调查组成员中就有钱宝青。当时也是在武昌，钱宝青审讯过程中私图也想捞点好处，也的确捞到了好处。胡林翼当时就是力证左宗堂清白的人之一。
他似乎对胡林翼很有信心，所以一到武昌见到胡林翼后，就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只要胡林翼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他可将此案的调查结果让胡林翼来编写。胡林翼当时在武昌很不舒心，首先是战事不利，其次是朝廷屡屡应允的军饷迟迟不到。而在这样不顺心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诬陷他。不但有人诬陷他，还有人趁着他这么倒霉的时候来敲他竹杠。胡林翼没有多加考虑，就对钱宝青说，我在湖北就地筹军饷，没有花朝廷一分钱，你可以在此地观察一下练兵的效果。至于你所说的那些问题，我认为是诬告，您若不信，可以明查。
钱宝青对胡林翼这种做出来的光明磊落大为震惊，随之而来的恼羞成怒。他试图教育胡林翼，一个人是否犯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认为你有错。而我是代表朝廷来的，在这里我就是朝廷，我可以把你的白说成黑，自然也能把你的黑说成白。
胡林翼似乎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见了钱宝青一面后，如果不是公事，胡林翼绝不肯与钱宝青谈话。钱宝青决定给胡林翼上一课。课的题目就是关于政治的。在钱宝青眼中，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利害就是是非。他现在没有得到利，而得到了害（钱宝青这个人有着最廉价的自尊，索取不到的物质，他就认为是伤了自尊）。那么在对待胡林翼的是非问题上，他一定会选择与“害”对应的那个“非”。
而至于用什么方法来惩治胡林翼的“不识好歹”，有现成的办法在。那就是在之前诬告胡林翼的文件上再续上一章。这个文章做得必须要大气，必须要让皇帝震惊，眼前一黑。他做的文章就是，胡林翼在武昌练兵，目的不纯，有谋反之心。
文章的中心思想固然重要，但凭空捏造的证据如果能做到确凿可信，还需要下一番苦功。钱宝青是个知识分子，熟读儒家经典，在诬告上其所发挥的才能很有限。所以，他用了一夜时间如同他年轻时苦读四书五经一样的精力与毅力最终完成了这封诬告信。
早饭时，胡林翼的仆人按照以往的习惯给钦差大人来送饭，敲了门后不见有回音，再敲还敲仍是如此。仆人透过门缝向里看，发现灯还亮着，而钦差大人正伏在案上睡觉。仆人觉得钦差大人昨天晚上直到今天早上肯定在刻苦创作，就没有打扰，把饭放在门口就走了。中午时分，仆人来送午饭，发现门口的早餐还在。他敲门，不见回音，再敲还敲，仍旧如此。从门缝里看去，钦差大人还在案上睡觉。仆人觉得有些奇怪，就去报告胡林翼。
胡林翼带领几个人来到钦差大人的门口，礼貌性地敲了几下，在始终不见回音的情况下，踹开了门。钦差大人睡得可真香，门破碎的声音如此之大，他居然还能高枕独眠。胡林翼惊讶钦差大人的睡觉本事，站在他身边，正要问，突然看到钦差大人的嘴角有血，再看案边，也有。胡林翼大吃一惊，急忙令人扶钦差大人，只见钱宝青脸色苍白，隐约地已经有了死尸的味道。胡林翼吃惊之下又去看钦差大人向皇帝所写的报告书，看完之后，脊背发凉。他真想大喊一声，死得好。
如果钱宝青不死，这封凭空捏造的却“证据确凿”的信送到了紫禁城，他胡林翼必要身首异处。在把诬告信焚烧后，胡林翼向朝廷发信，仔细讲了钦差大人的死亡过程。朝廷并没有怀疑胡林翼，这件事情后来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但是，真的结束了吗？据说胡林翼看着钱宝青已渐渐浮肿的尸体说了一句话，这真是苍天有眼，我真是幸运啊。
这话虽然是喜语，但喜语的背后却是人类的悲哀，胡林翼的不被诬陷纯属于侥幸，而不是他的反诬陷的成功。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大多数人都不能躲避诬陷；第二，至少在胡林翼的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攻击诬陷，从而获得成功。所以，胡林翼感谢的是并不存在的老天。这就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