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刘文静必须要死。这就是裴寂，刘文静的忠贞有目共睹，但他却枉自猜测刘文静如果不死，必会效忠他人。这就是诬陷。而其诬陷中“落井下石”最狠毒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
当时的形势是，李渊建立的唐朝只有半壁江山，还有民变首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在与唐朝叫板。李渊自然深知这样的形势，所以当裴寂把那句落井下石的话一说出来，他立即同意将刘文静处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据说，刘文静在刑场上冷笑数声，然后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刘文静安静一点，对裴寂的愤怒之情隐藏起一半，那么，他的下场不可能是这样的。他虽然直接死于裴寂的落井下石，但真正害死他的是他的情绪，他不能很好地平衡自己的心态，更不能学裴寂那样一击必中，而总是在那里大叫大嚷着不公正，这无疑就是在向皇帝李渊问罪。所以被人诬陷而立即被皇帝接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王忠嗣之死
王忠嗣是唐朝中期人，在大唐帝国的军事史上绝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玄宗时期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历史评价他用兵如神，智勇兼备，尤为难得的是，他品质高尚，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军队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以帝国军官的身份战死沙场，玄宗皇帝在慰问王家人时看到了王忠嗣，就说道：“你是大将之后，将来长大成人定是良将。”玄宗皇帝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践了这句话，王忠嗣不惑之年时就已经成为帝国的边疆元帅，任四镇节度使，统领帝国劲兵二十多万。在西北与吐蕃的入侵战争中，王忠嗣屡立战功，并且为帝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哥舒翰、李光弼这样的军事人才。但王忠嗣的军事思想却趋向于保守，他认为对吐蕃的战争虽然持续地胜利，却不能主动进攻，而是采取防守安边的策略。他常对自己的部下说，当太平时期的元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即可，不要耗费国家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
王将军所以能得帝国上下的尊敬，其在军事的这种思想可能是一个原因。如他所言，太平时期不要折腾，倘若对手不是太得寸进尺，应该为自己和对手留一点余地。但他的这种思想却与皇帝玄宗的思想大相径庭。玄宗在执政后期，已经陷入一个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的怪圈。对周边少数民族动用武力，乃至于极限，是他的一贯思想。玄宗时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都由唐帝国主动挑起。这当然是历史规则，谁强最折腾。而王将军的思想显然是不被玄宗皇帝所喜欢的，几年后，玄宗皇帝认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却不能建立大功业，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不满。
就在不被皇帝信任的时候，王忠嗣又为自己雪上加霜。他给玄宗皇帝的一份奏章中提到一个关于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问题，王忠嗣认为，安禄山必反。安禄山必反这一预言恐怕只有玄宗不相信。前任宰相张九龄就预言过，甚至连不懂帝国格局的诗人李白都发出过提醒。但玄宗就是不信。王忠嗣的提出使得玄宗略加重视，这是因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其所提出这一预言的依据也是认为安禄山手握重兵，并从安禄山的为人处世上下定论，此人非奸即恶。玄宗皇帝还没有做好准备该如何应对王忠嗣的预言，宰相李林甫及时站了出来。李林甫与安禄山的关系很好，二人臭味相投，并且互有所求。他立即上言，认为王忠嗣是四镇节度使，想要造反，要比安禄山的成功性大。这诋毁是相当恶毒的。李林甫如此诋毁王忠嗣，还有一个原因。唐制，地方节度使如果功勋卓著，并是知识分子，就有机会进入朝中为宰相。李林甫不想让王忠嗣进入长安为宰相，所以尽量诋毁他，并且建议玄宗皇帝用文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担任节度使。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
王忠嗣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立即请求辞去二镇的节度使职位，以避功高震主之嫌，玄宗立即批准。不过，王忠嗣还是没有从这件事情上看到自己的危机。一个看不到自己危机，或者说死守自己主义的人必将会面临危机。
就在王忠嗣主动解下二镇节度使后不久，玄宗皇帝命令他攻击吐蕃的石堡城。石堡城并非是一座城，它以悬崖为城，有金汤之固，根本不怕敌人架云梯、打隧道，没有一般城池所具有的顾虑，大型攻城器械也因为道路的不便而失去作用。它居高临下，扼守着军事要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忠嗣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告诫朝廷说，石堡城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士卒不能拔取，不如等待有利时机，再行攻取。玄宗皇帝看到这样的言语后，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撇开了王忠嗣，而是让王将军分兵数万给另一位将军董延光，让董将军去攻石堡城。
玄宗皇帝的决定无异等于给了王忠嗣一个最严厉的警告。王忠嗣手下的将领希望王忠嗣能对自己的主义有所变通，但王忠嗣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之所以不用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座石堡城，是因为取得了也不能控制对方，而在吐蕃手里对我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威胁，所以我才不肯出兵。倘若皇帝真要问罪，最重的惩罚不过是贬我到南方去做个小官。我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自己用几万人的生命来保我的官位！”
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王忠嗣的话的确可圈可点。但他忘记了他的身份，身为军人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董延光在进攻不久后，就遭遇大惨败。这位能力不足的将军立即把责任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在给长安的报告中，他提到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计划。玄宗皇帝不得不怒，王忠嗣也并没有为此事做任何的辩解。李林甫这个时候又突然跳了出来，他落井下石说王忠嗣要谋反。玄宗立即将王忠嗣革职，令人将其带回长安，然后命三司（刑部、御使台、大理寺）审问，审问的结果是，王忠嗣被判死刑。
王忠嗣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部下，时继任垄右节度使的哥舒翰耳中后，这位将领立即入朝，誓死保王忠嗣不反。虽然李林甫这个时候仍旧对王忠嗣大肆诬陷，玄宗皇帝还是改了主意，将王忠嗣死罪免去，被贬为太守。两年后，王忠嗣在任上暴病而死。同年，歌舒翰领命攻打石堡城，在死掉数万人的代价下将此城攻克，进俘获吐蕃兵400人。王忠嗣并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而他的死至今仍旧是个谜。
如果单从这个诬陷案的叙述来看，这个案子是一件很简单的落井下石案，李林甫是下石者，落在井里的则是王忠嗣。王忠嗣为什么会落到井里，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主张不能与玄宗皇帝合拍。而这件事情众所周知，否则，那个主动请缨的董将军就不会在战败后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地扣到了王忠嗣的头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忠嗣和太子李亨是幼时的好友，在成为四镇节度使后，王忠嗣并没有如安禄山那样时刻向玄宗表忠心，相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了太子李亨这面。作为皇帝，特别是唐朝的皇帝，特别担心的就是太子势力过大而引起宫廷政变，唐朝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宫廷政变，玄宗本人就是通过宫廷政变登极，他对东宫势力一直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王忠嗣的主动与太子友好就犯了他的大忌讳。
而李林甫为什么能扔下一块石头就能命中王忠嗣呢，换作别一人可有这样的效果呢？李林甫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但在玄宗皇帝眼中，这个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玄宗皇帝认为，李林甫善解人意，懂事听话，从不跟他唱反调，满足了他的心理。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皇帝在东都洛阳住的时间久了，就想回长安。当时的宰相裴耀卿向他进言说，当下正是农民收割季节，倘若回长安，劳师动众影响农事。玄宗皇帝虽然很想回，但也只好作罢。当大臣们都退出后，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渐渐地落在后面。玄宗就问他腿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与皇上说。玄宗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说：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去什么地方，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这段话说得非常巧妙，先是把玄宗抬到了至尊无上的皇帝位上，皇帝没有令行禁止的规定。然后又替皇帝出主意，让他成为一个明君：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玄宗当然大喜欢，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李林甫“工于心计，善于奉迎”的本事有多大了。《新唐书》说他“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他还“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称旨，上悦之”。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是会被任何皇帝喜欢的，这正是他为什么可以下石一击必中王忠嗣的原因。
《资治通鉴》有一段话可作为君臣二人的写照：“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 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玄宗皇帝到底对李林甫喜欢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一段对高力士的话可作参考：“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的反应如何，居然是“不悦”。
所以说，王忠嗣被李林甫落井下石是药可医的，因为操纵其荣辱死生的玄宗皇帝就是落井下石的保护神。
4、黄潜善的落井下石
宋朝历史上，有一位知识分子以布衣身份而名垂史册。这个人的名字叫陈东，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这个人在朝廷眼中是个激进分子，靖康元年正月，金军围攻北宋都城汴京，一个月后，陈东率领大学诸生集在宫门外请愿，要求起用主战派人物李纲。这群在今天被称为大学生的知识分子的请愿最终被宋钦宗接受，李纲被起用，与金兵开展全线反攻。金人撤走后，宋钦宗又把李纲罢免。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建康建立南宋。李纲被任命宰相，但仅两个半月后，他的主战主张因不能被赵构所接受而再被罢免。陈东为此连上三书认为李纲不可罢。
在这份上书中，陈东认为，“使国家中兴的君主，一定有辅佐他成就中兴事业的大臣，就像龙在天上出现，必然有云去追随，虎在地上出动，必然有风去助威那样。这样，君主才能够扭转过去的混乱不利局面，筹划挽救国家危难的计策，重新恢复过去的一统江山，以此成就国家兴旺的大功业。”
那么，这个大臣应该具备这些素质：“不是退缩、谨慎怕事的人，一定是忠心恳恳、奉行正义、胸怀大志，刚强、明智、坚决、勇敢，足以承担国家大事，而全国人民也都愿意让他担任辅佐大臣的人，而李纲就是这样的人。”
陈东所言句句属实，李纲在与外族的关系上始终主张战争，而赵构与之前的宋钦宗却都是主和。李纲是个有教养有能力的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在军事上也颇有才能。然而这一切最优秀的素质都不能使他得到皇帝的认可，因为他的主张与皇帝们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李纲所以被赵构罢免，据陈东的说法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推荐保举张所、傅亮前往河北主持部署边防事务。而张所、傅亮逗留不进兵，朝廷大臣中有人坚决请求陛下罢免这两个人，而李纲却极力争辩说这两个人不能罢免，让陛下很为恼怒，所以坚决请求辞职。”
李纲的被罢免原因并非是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暂且将陈东的话当作是事实。陈东在说完这些话后，居然一转，说到了另外两人：“全国人都了解黄潜善、汪伯彦两个人，他们自己说在艰难时节曾经对陛下有恩，都把自己看成是宰相。很不喜欢陛下任用李纲为宰相。全国人民也都知道陛下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这两人的帮助，所以任用他们当宰相以报答他们的恩情。如果认为黄潜善、汪伯彦真的可以担当天下重任，陛下今天已经任用黄潜善为右相了，假如再任用汪伯彦为左相，都是可以让全国人民庆贺的事。陛下自己认为这两人与李纲相比，哪个更贤能呢？哪个更可以担负天下重任呢？而他们两人自己估计的结果又是怎样呢？陛下一定不愿意欺骗全国人民，而他们两人也不敢自己欺骗自己。……黄潜善、汪伯彦，陛下如果认为他们可以委以重任，那就立即重用他们成就国家中兴的大业；如果认为自己在艰难之中曾经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两人只是对陛下个人有私恩罢了！我个人认为当时他们不过是劝陛下不要继续进兵，以此作为保证陛下人身安全的计策。这正是陛下的罪人，而不是对陛下有恩的人。即使说有恩，陛下也只应给予他们高爵厚禄，让他们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完完全全地享受富贵就可以了。难道可以将宰相大臣的职位用来报答私人的恩情吗？全国的舆论，都说李纲的宰相之职一旦被罢免，陛下一定会让黄潜善当左相，让汪伯彦为右相，而这两个人，只不过是劝陛下迁都金陵偏安东南罢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长远大计的。”
陈东所提到的黄潜善祖籍邵武。聪敏好学，十八岁时成为进士，为左司郎。钦宗即位后将其升为门下中书侍郎，令他出任与金交界之河间府镇抚使，又兼高阳关路安抚使。可以说，黄潜善是个能力很强的官员，在赵构于建康称帝后，他始终忠心不二地支持赵构。陈东在上书中也没有把黄潜善视为大奸大恶之徒。但当黄潜善得知陈东有这样的一份上书后，心上就不是很舒服。陈东有言，黄潜擅自北宋欲亡将亡之时就始终站在赵构这一面，千里迢迢跟随赵构来到南方，他所期望的无非是宰相一职，李纲被辞退后，他升为宰相，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他几年来在赵构身前马后功劳的见证。可陈东却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宰相，黄潜善的心思之愁苦可想而知。
但他却拿陈东没有办法，两宋时期，朝廷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很高，太祖皇帝立下誓碑，不可杀上书人。黄潜善纵然大权在手，也不能把令来行。因为陈东的上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与皇帝，是相对温和的。那么，想要让陈东闭嘴，就必须找到陈东诽谤朝廷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