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近六旬的萧乾下放到鄂南向阳湖“五七”干校，与他同在向阳湖的，是他的夫人文洁若和女儿萧荔、儿子萧桐。
经历了“反右”与“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北京的房子被没收，夫妻俩分别下放，孩子们或寄宿在校，或寄养在亲戚家，多年来，家早不像个家了。不奢望还能拿起笔写文章，更不奢望还能做点文化工作，唯一的愿望，就是获得一家人的团圆。向阳湖实现了萧乾的愿望。
在向阳湖的乡亲家里挤着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终于分到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儿子萧桐也搬了进来同住。女儿萧荔由于已经上了初中，南下后无书可读，已编入劳动大军，但总归就在向阳湖，一家人可以有个照应。“又算是有了个家”，萧乾说。
劳动自然是艰苦的，头几个月天天同砖瓦水泥打交道，因为那是搞基建最火热的时期。而像萧乾这样的摘帽“右派”分子，自然要比一般群众干得更多。虽然他年龄大，身体不好，但重活累活总少不了他，包括下河捞泥、半夜卸货、雨天出工差这样的工作。遇上月圆的夜晚，军宣队还会在半夜里吹起哨子，于是所有的人都得起床开展“拉练”。为不掉队，一到月圆之夜，他不得不和衣而眠。在一次双抢的过程中，他竟然连续劳动五十个小时。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他患上了冠心病，加之精神上依然套着的沉重枷锁，萧乾在向阳湖的日子是困难和抑郁的。可是他的心里不总是冰凉，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个家。
他的夫人文洁若，在“反右”的时期，为他保护他的“右派”丈夫不下去参加劳动改造，首先报名去了农村。当知道丈夫还是要下农村，而且可能要呆上十年八年的时候，她说：“别说十年八年，我等你一辈子。”这次，在向阳湖，她同样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萧乾的身体，当他看到萧乾挑着两大桶灰浆趔趄前行，马上央求排长，让她与萧乾换工；看到上边派萧乾不合理的劳动，她就找借口回绝，虽然为此她挨批评、作检讨，但她知道，没有什么比丈夫的身体更重要。
政治的狂风暴雨，让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而文洁若对他的“问题”丈夫，不离不弃反而关心有加，萧乾在忍受旁人白眼的时候，同时也享受着妻子关爱，这对他是多大的鼓劲。作为这个家里的学识最丰富的人，他把更多的爱送给了年少的儿子萧桐。
萧桐在向阳湖是出名的抓蛇能手。然而，萧乾显然不能接受儿子把大好的年华放在抓蛇上，凭着他满腹的才华，他应该让儿子学到更多的知识。住房的村南有一个僻静的角落，深藏于爬满曼草的小山崖脚下，一到假日，萧乾和萧桐就带上水壶和干粮，到这里，一呆就是大半天。在这里，他专门教儿子学英语。那一方角落，被萧乾戏称为“父子角”。在那黑云压顶、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小儿子无疑是他精神的依托与支柱。
“文革”结束后，在萧乾与儿子的通信中，他不断地提到“父子角”，他说：“想起父子角，心中就感到温暖。”“那阵子是我的苦日子。你的存在减去了一大半苦！如今追忆起来还是很亲切。”
萧桐回忆起当年的“父子角”，则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记得背后是茂密的灌木林，亮晶晶的水稻从我脚下摊开，直到湖边。极目往湖上望去，彼岸的树丛农舍依稀可见，灰褐泛红的色带托浮在蓝悠悠的水上。我常爬到树上去画水彩，依在阳光下的爸爸不时朝我挥手致意。”
与儿子为伴的萧乾，暂时忘却的是个人的不快，在阳光下与树上的儿子挥着手致意，这是一幅多么恬淡和温馨的亲子图！而“父子角”以外，萧桐眼里的父亲则是另一副模样：
“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神色恍然的老人，日晒泛红的脸上扎煞着几天未刮的胡子。不整的蓝棉衣必定是匆忙中胡乱穿上身的，惟有扣得严严的领口显出他平素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回想干校那三年，我眼前总浮现出在泥泞烈日里头戴草帽、肩扛铁锨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有忧愁满面的爸爸在深一脚浅地脚地赶路。那是我心灵里第一次埋下爸爸衰老的记忆。”
在乌云遮天的日子里，萧乾的身体状况在一天天下降，心也在一天天老去。但儿子给予了他新的希望，让他有了充分的热情地去干一件事。比他年轻十七岁的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给予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
无论是在大田里通宵看水泵，还是不断地写检讨，都无法让他心灰意冷。因为在向阳湖，他有着一个阳光般温暖的家。
一个温暖的家，对于萧乾，是多大的渴望。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大概从出生开始，他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家。
他出生和成长在北京，对于他的家乡蒙古，陌生得如同一个汉人。还在出生之前，他就没了父亲，他和苦命的母亲寄住在叔父的家中。特殊的身世，使得想要有个家成了萧乾与生俱来的模糊概念。当堂哥的拳头挥向他、或者拿着明晃晃的刀在他头顶舞动，他的母亲抱着他苦苦哀求的时候，想要有个家的意念，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由模糊而变得清晰。在他6岁的时候，母亲靠给有钱人家洗衣、做工，把他送进了收费最便宜的学堂。他不断地被赶出校门，原因是总也交不起足够的学费，年幼的他不得不开始帮助母亲分忧，过起半工半读的生活。当他第一次领到织地毯的工钱回家时，贫病交加下的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他，那一年，他11岁，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儿。渴望有个家，没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更来得浓烈。他如荒野里一颗小草，任雨打风吹，孤独而顽强地在这个世界里独自成长。
好在他终于没有中断学业，靠着勤奋与天赋，他从燕京大学毕业，而后就读于享誉国际的剑桥大学。他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也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目睹过二战的残酷，亲历过“文革”的浪潮，在充满传奇、坎坷的人生征途中，他一直在寻求身体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1949年，对萧乾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他正在香港。此前，他出版过大量文学作品，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而他头上最耀眼的光环，是他奔赴战争前线，成为二战期间活跃在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亲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波茨坦会议、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一个个载入世界史册的大事，并将他的见闻一一变成文字，传递给祖国的读者。这一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他的母校剑桥大学诚恳地邀请他回校工作。他有很多个理由接受这份邀请，比如30年代苏共肃反运动的教训，比如他无意中开罪了新中国文坛的泰斗人物，比如之前他虽然有过革命行为，毕竟没有喝过延河水，还在国外呆过整整七个年头，再比如剑桥大学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但那里不是他的祖国，不是他的故乡，不是他心灵的家！忘不了，少年时期，他经常看到流浪到中国的俄罗斯人饿死桥头的惨景。他忘不了，他目睹一个欧洲妓女的儿子，因为父亲不明而没有祖国，二战开始后，他最为兴奋，原因是他期望着到法国报名参军，从而入法国籍，从而成为一个有国家的人，虽然他知道，他誓死保卫的，不一定是他的祖国。他更忘不了，七年的旅欧岁月，他见证了一场罕见的战争，也体验了爱情与婚姻的失败，他太需要祖国的土地与空气来安抚他那颗疲惫和受伤的心。
想要有个家，这个家只有也只能是他的祖国！
虽然有人直接警告他：“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他还是回到了北京，他显然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说：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尽情地享受；船儿颠簸的时候，就和祖国一起眩晕和呕吐。
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他是为了热爱而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很快，旅欧而且没有喝过延河水的历史让他感到了孤独！随着“反右”与“文革”的风暴，他被人为地列入人民的对立面。他的所有意气风发的日子，比如泛舟在剑桥大学剑河之上的时候， 或者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间，或者倚在待发的轮船上，或者在阿尔卑斯山学滑雪的日子，此时都成了“罪证”。
那个他如此渴望的家，为何如此寒冷？有人指着他说，你迟早会背叛祖国，投靠英美！有人则干脆说他早在30年代就与外国人在勾结。
他是如此的不幸，以至于羡慕起那些补鞋的、看大门的，羡慕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反而落得了个清净。但是，当所有苦难结束，他说：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也就是1949年他所作的选择。因为“丢下落后的祖国而去投奔先进的异邦，最起码，也是避难就易，避苦就甜。”因为“在不少方面，中国确实不够美好，但我们总归是吃它的奶水长大的。对这百年来的天灾人祸、受尽欺凌的国家，总该有份侠义之情吧。”
这就是萧乾，一个为了心灵家园而孜孜以求的读书人。
当我们为这位知识分子的遭遇不平、为他的心灵独白感动的时候，更不应该忘记一个伟大的女姓文洁若。正是她的坚定不移支撑了萧乾生命的延续，而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便是为了孩子，她放弃这份坚定都是有理由的。可是，她在任何时候，都在鼓励着他，支持着他。她一个终身未嫁的姐姐，帮他们带孩子，给他们做家务，把毕生的精力都送给了他的全家。以至当萧乾与文洁若合译的《犹利西斯》出版后，萧乾说，应该署上三个名字，还有一个就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姐姐。
我们也不能忘记，向阳湖的父老乡亲，他们不管什么右派分子，照例送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照例嘘寒问暖。
还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无论多么冷酷的日子里，总有关爱在身边。而这份关爱给了一个海外归来的赤子一个公正的说法，让他至少感到，自己确实身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说，当祖国暂入歧途的时候，一个女性，几个乡亲，也许就是在无意间，挑起了一份重任---给予了一个真正爱国者一份沉甸甸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