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3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央视科教频道“中国记忆”栏目聚焦大运河，在一档荡气回肠的大型节目中，沿着运河岸边的城市一路走过，从南向北，从古到今，在一个个或苍凉、或美丽、或繁华、或清雅的故事背后，再现着古老大运河的神韵。
大运河，千年以来，它贯通着中国的南北，繁荣着两岸的经济与文化。历经岁月的洗礼，它凝聚成一个文明的征象，透过运河，我们窥见的是伟大中华文明的聚焦、扩散与传承。
在荧屏前，看着镜头在一个个城市间切换，我体味着大运河的雄壮与迤逦，体味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悠长，更体会着“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终于在我们的国度、我们的土地上受到应有的关注，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崇，我心底油然升出一份感喟。
在我的手上，捧着的是一本《王冶秋传》。这本传记里，记载着一段关于文化遗产的沉重往事，也就在四十年前，当一场关于文化的革命横扫华夏大地，我们在意识领域发生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地不懂得爱护，中国文华遗产屡屡遭受重创，萧条之状触目惊心！
就在这样危难的时刻，王冶秋带领一批文博专家挺身而出，他们以超出所处时代的高远眼光，以惊人的勇气与胆识，悉心呵护着我们的文物，艰难地拾起华夏文明的串串珍珠。作为新中国文物局局长，他以空前的责任感，在能力所及的范围里，筑起文物保护的铜墙铁壁，划破阴晦的天空，将灿烂的华夏文明展示给了那个畸形的时代，矫正着人们的认知，也在世界面前维护着东方文明古国的庄严形象。
其实王冶秋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局外人，在“文革”的风暴中，他已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好几年，直到1969年5月才获得“解放”。他随之升起的是返回到工作岗位的希望。可是一直等到年底，却接到通知，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达咸宁的当晚，天气很冷，他捡来一些杂柴升火，火苗不死不活地跃动着，他的心里备感凄凉，失落感一阵紧似一阵，他心有不甘，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远离他忠爱的文物工作了？
忘不了，1948年，在解放军进驻北京前夕，他就受到党的委托，着手准备北京文物的接管工作，他把这看作是一份多么神圣的使命，从这时起，他就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国的文物事业；忘不了，1949年2月，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他负责对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历史博物馆等文物单位的接管和整顿；忘不了，他是何等尽心尽力地保护了鲁迅先生的故居，又是怎样历经曲折找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忘不了，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怎样领导出台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的法规，怎样组织举办文物展览、创办《文物》月刊；忘不了，他是怎样在几乎空白的领域里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者；更忘不了，他怎样顶着巨大的压力，据理力争，推翻了把故宫建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的错误主张……几十年来，文物已经成了他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如何可以割舍？咸宁向阳湖再美，可他心里的风景只有一个：那就是文物！挽救困境中的文物事业，不能让肆意破坏文物的现象再发展下去，成了他最迫切的愿望。
正是抱着对文博事业割舍不了的挚爱，南下向阳湖前，他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我想成立5到10人的文物保护小组，就可以把目前处于无人管的文博事业抓起来。”
他的信呈送到了他多年前的老领导周恩来办公桌上，这两位同样为中国文物现状担忧的知已的心一下子走到了一起。按周总理的批示，不久，王冶秋回到了北京，担任新成立的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想到又可以在总理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再年轻的王冶秋禁不住热泪盈眶。
虽然阻挠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他总算有了一番天地，总算可以为文博事业再展拳脚。可是，面对一片荒凉的文博现状，他再度忧心忡忡，想到在向阳湖，还有一批文博专家在那里劳作，在那里接受批判，他心事重重。更重要的是，仅凭他王冶秋一个人的能力，如何能撑起一片蓝天？此时，虽然他已经回到了北京，但他的眼光无时不在关注着向阳湖，关注着那里的同仁。
然而要调回一个人谈何容易！他们正在戴着“黑帮”、“黑线人物”或者“右派”的帽子，大的政治环境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干校当权者也千方百计阻拦。但王冶秋认定了一个理：努力让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
他想到了罗哲文，这个多年前跟随梁思成先生在营造学社工作的专家，早点回来可发挥大作用哩。他便以办《文物》月刊杂志缺人手的理由，将罗哲文调回北京。他又想到了金冲及，虽然他们以往素不相识，但他知道这是个博学的历史专家，几个考古杂志要办下去，一定需要此君。虽然其时金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党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王冶秋排除一切干扰，调金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此后，他以各种名义，亲自提名并将名单直接下到向阳湖干校，调回了一批“右派”和“五一六”分子。最终的结果是，他把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物系统干部陆续全部调回了北京，恢复了工作。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何等的不容易！
正是在这批人的努力下，处在困顿期的中国文物事业，焕发出新的光彩！《文物》复刊，故宫重新开放，震惊世界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文物出版社重建，等等。尤为难得的是，王冶秋还率领中国文物工作代表团多次出访，向世界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
今天，当我们提起这些如烟往事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再平常不过了。然而，在“文革”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完成这些工作，王冶秋得显现出多大的智慧和胆识，他不愧为我国文物事业的脊梁！
我的目光又回到了大运河畔。电视屏幕前再现着昆曲、杂技、武术等一个个与运河相关的技艺。这是一个个多么繁华的场面。
我们需要用这样的场面，告慰我们的先人，告慰王冶秋这样为文化遗产曾艰苦奔走的前辈。如果我们庆幸大运河在十几个世纪的沧桑岁月里，以无尽的能量滋养着我们的民族的人民，那么我们同样要感谢王冶秋这一辈的文物工作者，为延续我们的文明拾起的串串珍珠。
不知是不是巧合，就在6月13日，向阳湖所在的咸宁市也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其中就介绍了向阳湖文化。向阳湖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纪念王冶秋这样的文化大家。王冶秋，当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保护我们的文物的时候，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正在被后人传诵与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