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在前进，他前进的道路上从来就充满荆棘。他无数次地跌倒，可是，即便在最深的泥潭里，他也要高高地扬起脖子歌唱。
他用诗歌深情地颂扬，颂扬他的祖国，颂扬他的领袖，颂扬他所处的时代。他也用文字尽情地发泄，发泄他的迷茫，发泄他的怨愤，发泄他无边的苦闷。
他伴随着多难的祖国走过五十七年的风雨历程。在日本人的铁蹄下逃亡过，做过学生，当过八路军，做过县长，当过记者。他曾拿起枪打过游击战，也曾走村串户开展土改。他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专职从事过党的文艺宣传工作。可是，他终究被当作牛鬼蛇神被关押，然后成为“五七”战士下放劳动。
他有过火热的爱情，家书多达六十余万字，却说夫人从没有读懂他的诗。他对同事对下属如春风一样温暖，而对家人甚至小孙子要求都十分苛刻。
他的生命如火一样热情，也在一场熊熊大火中了结了生命。
他留给人们无数的感喟与思考，在生命的倒计时岁月更是充满了矛盾，他就是郭小川。
我曾为他的热情所感染，也曾为他的愚忠而悲哀。我为他的才能倾倒，也为他的不幸哀伤。我为他的勤奋折服，更为他的无私感动。我试图寻求他生命的主线，试图寻找解读他的突破口，可是我失败了。他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他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而他的大量的诗作又彰显着，他也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当他历经一条漫长曲折的革命道路走向新中国，走向“文化大革命”，他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迫使我从更深更广的历史长河里探寻他、寻找他。
我从苏轼身上看到了郭小川，看到了他的坚忍不拔和乐观向上。苏轼一生起伏跌宕，多次被流放，可是，无论是被贬黄州，还是流放海南，他从来不曾气馁，他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中寻找乐趣，他在与村民农夫的交往中体味生活。他的诗作热情豪迈，他的为人豁达开通，无论多么大的困难，都没有让苏轼低下高贵的头，无论多么大的不幸，都没有浇灭他胸中的熊熊烈火。
郭小川在“文革”期间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是艰苦的，每天步行二三十里路下湖劳作，有时拉平板车往返七八十里路拉货物，失眠困扰着他，迫害伴随着他。本来得到解放恢复组织生活，可是因为一篇诗作，郭小川被别有用心的江青横加指责，又被遣送干校隔离审查。然后又被押送到天津团泊洼干校，路过北京期间，竟然不许与家人见上一面。
残酷的迫害和打击下，郭小川以无比的热情，写下一首首炙热的诗作。面对鄂南的楠竹，他写道：“她永远保持的是，蓬勃朝气，风来雨来，满身飒爽英姿。”面对新修的公路，他写道：“看新路，千娇百媚；望前程，百炼千锤；我们的事业呵，千秋万岁！”他的热情不仅仅体现在纸张上，更体现在行动中。在干校插秧，他手脚飞快，成为插秧高手。上交党费，他总交得比要求的多。一有闲暇，就与青年们下棋，杀得天昏地暗。在劳动强度太大以致睡眠都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挤出时间写诗。利用到武汉看病的机会，他竟然豪情万丈地横渡长江。在困境中活得是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昂扬向上，郭小川的身上，不正传承着苏轼式的豁达吗？就连郭小川的夫人回忆起来都说，郭小川不息的热情是她一生中享受的无价之宝。
我在杜甫身上看了郭小川，看到了他的民本情怀和忧国忧民情结。杜甫在自身衣食不保的情况下，想到的是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温饱，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情况下，想到的是天下寒士。在闻知唐朝官军收复国家失地后，兴奋地写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欢欣鼓舞的诗句。郭小川在向阳湖干校期间，自己抽劣质香烟，给远方的儿女寄钱都很“吝啬”，可是听说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外地生了病，他主动花钱帮助治好了孩子的病。有一段时间，他的工资被扣发，生活十分困难，可是他从不抱怨，心里想的全是怎样鼓舞人民的士气，因此还写下大量昂扬向上的诗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后期，郭小川已被折磨得浑身是病，不得不在医院一住再住，但是，他想到的不是自我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党中央和高层的动向，不止一次地提出，如果“四人帮”上台，他就钻到山上打游击。他给家人写信说：“我的大脑每天都在思索，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党的事业。”这份情怀与杜甫是何等的相似。
我从李白身上看到了郭小川，看到了他的天真与率直。李白一生的理想是走仕途，做大官，开创大事业，可是，在政治上，他往往表现得天真和肤浅。郭小川下放向阳湖干校后，写作了三十余首诗，基本上都是政治抒情诗，都是激情的歌唱，歌唱“五七”道路，下决心为毛主席认真改造好自己。每当他的作品受到批判，他很少持反对意见，而是一再在作品中寻找不足，自我反省。“文革”后期，他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依然没有从多年的困境中认清政治形势，不低调行事，反而发表署名文章，结果再遭“四人帮”忌恨而不得不离开北京，到了河南林县。这与李白政治上的不够成熟是何等类同？
我从阮籍身上看到了郭小川，看到了他的迷茫与忧伤。阮籍在无力改变又无法面对黑暗政治现实的情况下，选择隐居山林。郭小川在多次被打倒后一度产生放弃写作的念头，他说，将来到农村，只想为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事实上，在河南林县的农村，郭小川过着的就是一种半隐居式的生活。
我在辛弃疾身上看到了郭小川，看到了他的迷茫与矛盾。辛弃疾一生多劫难，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组织起抗金起义军，此后在南宋朝廷为官，但是其耿直的性格不为官场所容，被弹劾核免职后退隐。然后又被起用，再次遭到攻击而离职。辛弃疾曾经十分羡慕隐逸的高人，可是一旦退隐的事实落到自己头上，他又表现出诸多的矛盾，一面是赏玩着田园风光的恬静，一面是心灵深处涌起的波澜，一面是抗金的理想，一面是现实的无情，他既激愤，又灰心，于是不得不自我宽慰，在起伏和矛盾中度过后半生。
郭小川18岁就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道路。“文革”中他成了“文艺黑线干将”，被揪斗、殴打，折腾得奄奄一息。到了干校，好容易解放了，又因为一首诗被重新送到农村隔离审查。借调到北京后，一不小心又被迫离京。可谓一波三折。无休止的审查与打击，也让郭小川困惑和迷茫，让他表现出许多的矛盾心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造，却总过不了关。尽心尽力地为祖国为人民歌唱，却总被人从文字中抓住小辫子。他让儿子全家来河南照顾他，来了后又经常地对他们发脾气。他下决心不写作了，却忍不住写下《团泊洼的秋天》，成为公认的佳作。这些复杂而辛酸的经历以及心理表现，无处不有辛弃疾的影子。
在诗人郭小川身上，体现了太多太广的文化元素。他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他的血液里早早地就融入了传统中华文化的血脉。直到生命的晚期，他还在续写着这些传统。但是，除了民本情怀，没有其他一种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一贯和彻底。他如苏轼一样热情，却也下过决心不再写作；他如李白一样天真，却也看出某些政治端倪，写下《团泊洼的秋天》这样有政治洞察力的诗；他像阮籍一样消极，却热情地为林县的农民歌唱，并准备上山打游击……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人的影子，以致很难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他。
于是我想起了辛弃疾。辛弃疾的矛盾与悲剧是那个畸形时代造就的，一方面是他的满腔热血、一心抗金，一方面是苟且偷生、奸佞当道的当朝现实。畸形时代压抑下的卓越词人和将军，他体现出的就只有痛苦与矛盾。
郭小川在“文革”期间复杂的表现与那个畸形时代关系密切。他天姿聪颖，后天勤奋，8岁就能对联，12岁就能为学校题写校名。他工作繁忙，却忙里偷闲为我们留下近500万字的著作。从抗日战争期间延安艰苦和火热的岁月，到解放战争期间热河复杂的斗争年代，从解放初的中南局的宣传战线工作，到任中国作协领导职务，郭小川劳苦功高，堪称党培养的坚定革命文艺战士。
可是，一个畸形的年代到来了，要来一场文化上的革命，郭小川成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张志新，有那么超强的洞察力。运动到来后，为革命立下赫赫功劳的郭小川自觉地开始了反省，他服服帖帖地改造，期间还写下大量充满情感的政治抒情诗，为那场运动大唱赞歌，并且明确地表示，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歌唱毛主席。
他一度迷失自我，人云亦云地批判自己的诗作，从骨子里挖掘自我思想上的所谓问题。可是他总达不到某些人的要求，一不小心就撞到枪口上。
在孤身一人的日子里，他渴望亲情，可是面对亲情他却显得粗暴，连孙子的哭闹都不能容忍，那是他心情无比烦燥的表现；在极力自我改造的日子里，他充满希望，希望回到报社继续工作，可是希望终究落空，他困惑；他尽力地讴歌祖国和人民，讴歌大好的形势，可是国家一天比一天乱，一天比一天贫困，他苦闷。
1976年初，是共和国黎明前的黒夜。历经磨难的郭小川开始缓慢地独立思考和醒悟。周恩来总理逝世，他没日没夜地哭啊哭，悲痛之情无以言表。周恩来是“文革”期间的一颗擎天大树，是苦难中国太多太多人的希望和依靠。国家尚处困境之中，一颗大树的轰然倒下，郭小川悲从心来，他哭国家，哭人民，哭他自己，也哭未来。那是痛苦的泪，是觉醒的泪，也是思考的泪，甚至是奋起的泪。
他眼泪的源泉是他那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正直的心。如果愿意随波逐流，他早过上了上层所谓的好生活，如果不为国家前途担忧，他也可以在病房里安然养病。可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他就不是郭小川。
他曾经说过，只要人民还需要我，我就要想方设法活下去。可是，当“四人帮”被打倒后，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真正为人民歌唱的时候，却在一场大火中了却了生命，年仅五十七岁！
他离开了他深情热爱着的祖国和人民，留给人们无尽的遗憾与悲哀。他如一条小川，无声地汇入了大海。
汇成这股小川的，有明流，有暗流，也有浊流。他曾经在浊流中迷失，也曾在暗流里受尽摧残。不过，因为他骨子里的明净，因为品质的高尚，他终究以一股清流汇入了大海。因为他的精神，因为他的苦难，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因为他诗作的永远鼓舞，他在大海里获得了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