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汝昌先生，如果不谈他年少时遭遇无数兵匪的劫难，不谈他青年时就双耳失聪，也不谈他年迈时只有一只眼保持0．01的视力，单从他所属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而言，他算是一个幸运者。
诚然，比起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应该受到的礼遇，周汝昌先生得到的是很少的。但是，如果放在对文化和文化人比较苛刻的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周汝昌是不幸中的幸运者。
“反右”的大潮席卷全国，他却逃过了这场浩劫，没有被游街示众。“文革”开始后，“破四旧”、“揪牛鬼蛇神”，他都安全度过。一直到1968年，才有人诬陷他妄批伟大领袖，被打成“周扬文艺黑线的活标本”和“现行反革命”，进了“牛棚”，算是最终没能逃过那场浩劫。隔离审查一年后，随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队人马，他下放向阳湖，成了一名“五七”战士。
由于在隔离审查期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南下咸宁的时候，周汝昌没有戴任何政治帽子，可谓“轻装上阵”。干校深挖“五一六”分子，他也没有成为嫌疑人员。在围湖造田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作为体弱者得到照顾，被分配看守菜园子。
总之，比起他的知识分子同类们，他这一路走得还比较顺畅。
虽然得到照顾，但是种菜也不是轻松的。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要起床，在满天闪耀的星光下，拄着一根竹竿，把裤腿卷到腿根，蹚着没过膝盖的水，走过巨坟的包围，到围湖造田起来的菜园去。从黎明前的黑暗，一直到迎来东方的晓白，日日如此。艰苦环境下的周先生很善于苦中作乐，去菜地的路上，他总是兴味盎然、抑扬顿挫地吟唱着京剧《起解》的唱段，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用“悠然自得，忘了一切”来形容。
颇为难得的是，在向阳湖期间，周先生的身边还有一个心灵的知已杨霁云先生。杨先生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对周汝昌研究《红楼梦》一直持支持态度，从建国初到“文革”期间，每当红学或周汝昌遭到冲击，杨先生都极力鼓励他、保护他，希望他不要放弃红学。在向阳湖干校，恰巧两人又分在了一起，任务是一起给菜园子抬粪。这对周汝昌而言，可谓是极大的幸事。从厕所到菜园子，有一段较长的路程，两人抬着粪走到一个大拐弯处，总要在树荫下歇息一会。没有人监管，两人自由地吸着烟，聊着天，话题大多是关于《红楼梦》。
我不知道今天的向阳湖人看到这段经历作何感想！一条乡间小路旁，一颗大树下，两个中国顶级的学者谈论着中国文化顶级的话题。只是在当时，对更多的人而言，不过是抬头瞥一眼而漫不经心地离去。事后周汝昌都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当时没有人拍照录音，否则是可以进入红学研究史册的，多年以后，他写下“树荫尤切梦《红》心”，用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
不可否认，在远离京城和家人的日子里，坚持《红楼梦》的研究，是周汝昌巨大的精神支柱。尽管他不知道在向阳湖的日子是不是永远，将来何去何从，但是，《红楼梦》一直在他的心中，就在与杨先生切磋的过程中，他还试着补写了很多曹雪芹的遗句。
看不见未来的色彩，能抓住的只有今天，周汝昌做到了。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
在干校劳动了十一个月之后，周汝昌突然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调他回北京。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一切都是真的。杨霁云先生自然第一个向他道贺，还猜测说可能是要出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书，可是，他们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到小卖部买了平时总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桃一梨，坐在一颗老树根旁慢慢享用，算是自我“庆贺”。该收拾行装了，他突然觉得是那样的依依不舍，那条听他唱着二簧的小路，那些踏过无数次的田畦和旷地，让他不由得迈开脚步，再去走一走，看一看。
到干校总部办理手续的时候，他看到公函上写着：“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除了感动，周汝昌别无他言。如同不知道要在干校呆多久一样，他也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会想到他并亲自调他回京。
总之，他是回来了，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于是一头钻进了《〈红楼梦〉新证》的补充修订。
多年以后，有人问到周汝昌先生，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是什么，他把在干校接到回京的通知算作其中一件。原来，他的“悠然”，是无奈中的“悠然”，或者说是他的一种生存智慧与技巧；他与杨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探讨，只是有限条件下的精神安慰。先生最渴望的，是能够丢下菜园，一门心思地钻进他的《红楼梦》研究中。而那纸通知书，其意义正在于给予了他需要的机会和条件。
一段时期以来，当我跋涉在一批“五七”干校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当我通过“文革”那个特定的时代品味那一代文化人，我的思绪长期地被压抑、悲悯和愤怒包围着，直到我读到周汝昌先生，我的心情似乎有了一点暖和的色调。他在文化人遭受非难的时代，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并且被特批从“五七”干校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地安心做学问。
在“五七”干校学员中，周先生算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学者，不大钻营人际关系，也不太关心政治，这与那个火红的年代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他能够比较平稳地走过了那段岁月，包括周先生本人也不明就里。也许，毛泽东本身是个红学迷，并对周汝昌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十分赞赏，与周先生的命运有着某种关联？
周汝昌先生在解说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时候，曾经分析了石性与灵性的问题。他认为，贾宝玉是女娲补天的一块石头，本具有石性，但由于吸收了天地之精华而有了灵性。于是我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一个执着并不关心政治的书生，本也是石性十足的，但是由于对《红楼梦》的研究而变得通灵。而那段“树荫尤切梦《红》心”的时光则因为灵性而具有独到的魅力，至今打动着我们。在《红楼梦》再度热起来的今天，我们是否记得，有一对学人，曾经在偏僻的向阳湖畔，为红学研究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