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是童年阎纲生命的土壤。那时，他经常被父母带着，到西安一处叫做易俗社的戏园子看戏，从起初的常常熟睡在母亲的怀抱，到只有在散戏归来的马车中才肯合眼，三四岁的阎纲，成了一个小戏迷。
他说，秦腔是他艺术的摇篮，戏曲送他走上人生舞台。
在高亢激越的秦腔声中，阎纲爱上了艺术，继而成了一名文艺工作者。1956年，大学毕业的他进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文艺报》一名评论编辑。这是一份与共和国同龄的报纸，算得上是新中国文艺的喉舌。
由于戏曲而爱上文艺，由热爱文艺到成为一名文化人，良好的人生启蒙，良好的事业开端，阎纲应该走上一条现实与理想完美结合的光明的大道。
可是他遇上了一场革命，偏偏这场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人的阎纲从此拉开了戏剧人生的大幕。
他被定为“反革命文艺黑线小爬虫”，进了“牛棚”。有一回，好容易盼来上头准备解放他，结果审查却未通过，说是他继续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事后得知，该重大问题即是他当年曾当过国民党伪保长，下乡收过租子。不过扳着指头一算，他当“保长”那年，应该是四岁，也就是他刚刚痴迷于秦腔的时候。滑天下之大稽！
更大的滑稽还在后面。
1969年，随着中国作协的大队人马，阎纲到了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几个月后，他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
所谓“五一六”，据说是一个绝密的组织，目的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人。阎纲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该组织中的一员。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组织，于是他否认，然而专案组说他负隅顽抗。不让他吃，不让他睡，当他被折腾得精神恍惚的时候，他承认参加了该组织。满以为这一承认，总可以让睡一觉了，不料带来的麻烦更大，因为他根本无法提供他在该组织所在中队的名称，还有联络人的姓名。据说那个组织是单线联系的，既然他是组织中的成员，当然就有单线的联系人。每天受审到黑夜，一群人轮流上阵，从语言到武力，轮番攻击。他于是反复说：“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他再度遭来毒打。
日常生活全部乱了套。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倏地有人大喊：“阎纲站出来！”接下来是一群人的围攻。刚要脱鞋睡觉，突然又有人围拢上来，要他老实交代。他被带进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除了屋中的一个火盆，外面透不进一丝光，他被动地接受着一群男女的拳脚相加。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甚至没有生和死的界线，恍恍惚惚中，他竟然站着就睡着了。
然而他不能死，因为他还有一双儿女。
他苦苦等待着事情的发展有一个终结，有一个说法。几年后，上面总算给他这样一句结论：“没有发现阎纲同志‘五一六’问题。”不痛不痒，如此而已，宣读这一结论的支部书记无奈地耸耸肩。
后来才知道，不仅阎纲本人不是“五一六”，甚至“五一六”组织也根本没有存在过。
怒不可遏，拍案而起！阎纲说：总得有个说法吧？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结论？
历史真是一个怪圈！岳飞一腔热血，精忠报国，战功赫赫，竟然被一纸“莫须有”的罪名要了性命，还连累全家人惨遭流放。于谦为大明的江山和蒙古军血战无数，最后却落个“意欲迎立外藩”的罪行被押送刑场。
悠悠历史长河，埋葬了多少英雄的冤魂！然而，这就是我们不可改变的的历史。
在秦腔中听着无数英烈故事长大的阎纲，大约做梦也不会想到，舞台上的故事会奇迹般地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多的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荒诞离奇，那么多的千古奇冤，被人们嘲笑和唾骂了千百年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会在中华大地重演，而且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不了了之。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社会的发展、人类心智的成熟，我们应该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公平合理，越来越开放透明。可是我们却上演了一场闹剧，可悲的是，这场闹剧的主角还是一批知识分子。
阎纲显然深层次地体会到了这种悲剧。早在向阳湖期间，他就和老乡与同学、《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秘密在一个山坳里见面。那时，他俩都是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两人交心交谈，相互倾诉委屈。那次交谈后，阎纲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反革命。离开向阳湖后，在众多的“五一六”分子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他以理性的思维，勇敢而深刻地剖析了“五一六”现象。他强烈谴责了向阳湖“五七”干校让文化人斯文扫地的畸形现象，进而毫不留情地鞭挞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普遍愚昧，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说，正是这种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被全面否认后，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阎纲不是单纯地控诉，并深刻地自我抨击，这是需要勇气的。他尖锐地提出：一切被烧毁的历史，总还可以在它的余烬里拨弄出数量不少的金银财宝出来，也许会在余烬中发现搏斗者的一息尚存的身躯和战斗者目眦尽裂的尸体，进而发掘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精神金矿和文化金矿。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历史的灾难必将为历史的进步所补偿，希望自己的灾难能换取国家的良性发展。
走过戏剧般的荒诞岁月，阎纲回归生活的真实，回归对文艺的无比热爱。他以百倍的热情撰写文学评论，到2009年止，已出版了《小说创作谈》、《新时期小说论》等二十多部著作，另有百余篇文章还未编入书中。此外，他积极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不遗余力地推介他们的作品。
走过“五一六”的荒诞，他正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他心目中“历史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