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封建朝代一样，唐代妇女以柔、弱、顺为基本特征，但在面临国仇家恨之际，有些弱女人却不得不承担起复仇的重任，伸张社会的公道和正义。唐代的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许多女子复仇的故事，《谢小娥传》和《窦凝妾》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篇，前者属于为丈夫和父亲复仇的血亲复仇故事；后者则属于为己的情爱复仇。作者在这两则故事中塑造了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唐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复仇的特点。
第一课唐代社会与女性复仇
女性复仇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生活在专制制度下，人民遭受种种荼毒，既有政府和官吏的欺压，也有兵匪的杀戮，还有族人和家人的欺凌，处于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榨之下的女子更加灾难深重。封建专制制度下，政府法律的地位低微，制裁作用极为有限，女性的复仇是用暴力摧毁邪恶，呼唤正义公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疆域辽阔，军事强盛，社会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普通百姓也长期处于官绅兵匪的蹂躏之下，贪官污吏、兵匪盗贼的祸害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安史之乱”后，社会一度处于极度的混乱状况，内有宦官专政、朋党争柄和藩镇割据，外有异族的入侵，中央势力衰落，国家法律地位更加低落。面对人世的不平，唐人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都有着一种不甘屈服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具有争强好斗的本能，不愿意受命运的任意摆布，喜好用手中的利剑保护自己的家人，去解决人世的仇怨，所以社会上活动着形形色色的刺客侠士。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即使是显赫权重的奸相李林甫也惧怕仇家的追杀。李林甫之前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皆德高望重，颇得百姓信任。他们每次出行，所带随从不过几人，路上遇到百姓，人们也不一定会避让。至李林甫为相，情况大不相同。李林甫嫉贤妒能，屡兴大狱，“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资治通鉴》卷215。。
复仇和暗杀实际上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社会冲突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积极的功能。在冲突的过程中使敌对情绪者得到宣泄，心理上得到安慰，导致团结的重建和群体的平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一个成员与另一个同伙的对立，并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社会因素，只要这种对立成为那些事实上不堪忍受的人生存下去的唯一手段的话，就是如此。反抗的行为本身会赋予人们一种内在的满足、乐趣和宽慰，人们的反抗会使他们感到自身并不完全是环境的牺牲品。参见［美］L.科 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在一个充满压迫剥削和虐杀的社会中，人民如果连反抗暴政、专制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力
量和胆量都没有，这个民族的天空必定是沉闷污浊的。正因为唐
代的百姓敢于反抗暴政，敢于与不合理的社会抗争，所以这个社会虽然充满了纷争、暗杀和宫廷政变，却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刚之气、好勇尚武的社会，女子也深受时风的熏染，具有敢作敢当、快意恩仇的个性特色。唐皇族长期与鲜卑族通婚，习俗上沿袭了北朝的传统，女子也熏染了胡人女性勇敢泼辣的个性特征。隋文帝代北周而自立为帝，北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唐太宗的母亲）泪流满面，愤而要为舅家报仇，扬言：“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旧唐书》卷51。北周、隋、唐三代的公主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在家族厄运来临之际，她们不肯袖手旁观，和她们的兄长并肩作战，不惜流血牺牲。武氏改唐为周，大肆屠戮唐子孙，赵王贞、韩王元嘉、鲁王、霍王、琅琊王等宗室诸王被迫起兵造反，唐室公主也参与谋事。赵王派使者送书信给高祖女儿常乐公主和她丈夫，常乐公主慷慨激昂地对使者说：“为我谢王，与其进，不与其退。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淹久若是。我闻杨氏篡周，尉迟迥乃周出，犹能连突厥，使天下响震，况诸王国懿亲，宗祏所托，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新唐书》卷83。在遭遇家族和个人的厄运时，她不甘心为命运摆布，奋起抗争，虽然最终被杀，精神却光照史册。太宗的孙女东光县主也是一位对家族的仇恨耿耿于怀的女子，她是纪王的女儿，纪王慎因受到反对武则天的宗室起兵案的牵连，“谪巴州，薨于道”，东光县主闻知父亲死讯后，“号恸，呕血数升。免丧，绝膏沐者二十年”。她铭记此恨在心二十年，直到神龙初年中宗复辟，纪王的冤案得以昭雪，县主才“感恸”而亡，死前表示已无遗恨。《新唐书》卷80。
唐代现实生活中，女子复仇的故事比比皆是，《旧唐书》卷193《列女传》表彰了为丈夫复仇的衡方厚妻程氏和为父亲复仇的孝女卫氏、贾氏的故事，她们的复仇过程惊心动魄。卫氏和贾氏的故事发生在唐前期，都是为父复仇；程氏的故事发生在唐后期，是为丈夫复仇。卫无忌的父亲被同族卫长则杀害，卫无忌伺机报仇，在一次宴会上突然猛击长则，将他杀死。另一位孝女贾氏为了替父亲报仇，发誓不嫁，亲自抚育幼弟成人，最后姐弟共同杀死仇人，取其心肝祭奠父亲。孝女卫无忌和贾氏的复仇方式是直截了当地杀死仇人，而程氏的方式则是用非常手段诉冤，从而使丈夫的冤情得以大白，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她的丈夫衡方厚被招讨使董昌龄枉杀，程氏步行万里，历经千难万险到京城告状，为了表明丈夫的冤情，她甚至在右银台门自割一只耳朵，此事情震惊了朝野，董昌龄因此受到谴逐的惩罚，程氏被封为武昌县君。
现实生活中的复仇故事为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人们在诗歌中热情地赞颂那些勇敢无畏的侠义女子。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和《秦女休行》热情地讴歌了两位不惧牺牲的的刚烈女子形象。一位是：“损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另一位是”手挥白杨刀，清昼杀讐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两位女子手挥刀剑斩杀仇家，是大义凛然、英气勃勃的女中豪杰。
唐代小说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复仇故事，它们源于现实生活，但经过了艺术加工。从复仇的动机来划分，故事中的一些女性是为血亲复仇，如《谢小娥传》《义激》《歌者妇》和《崔僧思》；为自己复仇，如《霍小玉传》《窦凝妾》《晋阳人妾》《鄂州小将》等；为主人或族人的复仇，如《上清》《李锜婢》和《高丽婢》等。担当复仇重任的女子，既有官宦人家的女子、商妇，也有农妇、女伶、婢女等。有在人间完成的复仇，也有化为厉鬼或动物在阴间完成的。复仇的方式，有的是告官捉拿盗贼，有的是直接抽刀杀贼，也有在仇人的食物中下毒，还有养育儿子长大，然后由儿子完成复仇大业。其中，《谢小娥传》和《窦凝妾》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则女性复仇故事，细致完整地描述了两个不同出身的女子在阴阳两界的复仇活动。一个是智勇双全的人间复仇女性形象，另一个则是阴森可怖的阴间复仇女子的形象。她们复仇的动机、方式和复仇后的归宿都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阶层女性复仇的特征。
第二课谢小娥
——反柔为刚的复仇者
谢小娥的故事见于《太平广记》的卷491，原出于《异闻集》，作者为李公佐。谢小娥是豫章人，父亲为拥有巨资的商人，谢小娥嫁与段居贞。段谢两家在江上遭到强盗的截杀，数十口人被杀，惨遭灭门之祸，仅有小娥幸存。小娥掉入江中，被人救起。谢小娥立志报此血海深仇，她在访知仇人姓名后女扮男装潜入仇敌的家中，伺机杀死仇人。谢小娥的事迹及传播主要在中唐以后，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选择了同时为父亲和丈夫报仇的谢小娥的故事编入《列女传》，以宣扬其贞和节。谢小娥是一个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复仇女性，其故事的广为流传，反映了唐中期以后儒家礼制对女性生活影响加深的趋势，谢小娥弃个人的幸福和安危于不顾，历尽艰辛为家族中冤死的男性报仇，其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她成为封建父权制家族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也就成为被统治者和士大夫竭力表彰的楷模。
一、父仇与夫仇合一的复仇
谢小娥同时为父亲与丈夫复仇。复仇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代女性复仇过程的重要问题。该文本产生在一定的语境之下，《谢小娥传》的作者李公佐为唐中期官僚，饱读诗书，奉行儒学。此文体现了作者的教化心理。他于元和年间任江西从事，此故事是其在任内根据传闻而撰写的。他在小说的篇末大赞谢小娥的“贞”与“节”：“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劝天下贞夫孝妇之节。”这一段话点明了作者的创作动机，也点明了全文的宗旨，他要给天下女子树立一个学习贞节的楷模。
古代女子的各种复仇活动中，为血亲的复仇是最能够得到统治者和社会舆论的肯定的，尤其是为父亲和丈夫的复仇。中国古代属于伦理本位的社会，家族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轻个人而重家族，个人的荣辱与幸福不被重视。家族的传承是以男子为中心，财产和政治权力都在父子间相传，男子是家国的主宰，女子的生存价值不被看重。历代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统治者和男性士大夫阶层都在不断地制造社会性别的伦理规范。从《女诫》开始，历代的女教书反复教育女子要贞顺和柔、卑让谦恭、先人后己，尽心尽力于父系家族的发展。中国文化传统不断强调女子的奉献精神，要为家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女子为什么复仇？为谁复仇？这显然是女性复仇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谢小娥的复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家族；不是为了她个人的生活的幸福快乐，而是偏重于伦理目标的实现，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成为唐宋士大夫共同推崇的模范女性。
谢小娥的复仇属于典型的血亲复仇，是古代女性复仇行为的基本形态。女性的复仇，从情感指向角度可以划分为种族复仇、血亲复仇、情爱复仇和忠君侠义复仇。血亲复仇主要是出于血亲关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为安慰死者灵魂，伸张正义而进行的复仇。这种报仇活动往往能够得到舆论的同情，即使是违背了法律也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影响很深的国家，家族中的财产和地位是父子相传，女性在家族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必须依附男性而生存。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出嫁过程被称为是“移天”，所以为父亲和丈夫报仇都是第一等大事。
父权制下男性士大夫所制造的价值标准：女性存在的价值是看她对家族发展的贡献。家族面临厄运之际，女子有责任为家族中的男性的家长或继承人牺牲自己。东越侠女李寄的故事流传甚广。东越山洞中有一条大蛇，长七八丈，宽围也要一丈，吃了很多人，肆虐乡里。地方官和百姓用牛羊祭祀，却不能制止大蛇害人。于是，郡县长官就寻求奴婢所生的女孩子和罪犯人家的女孩子养着，到了八月祭祀时候，他们将女孩送到蛇洞口，蛇就出来吞吃童女。蛇已经吃了九个童女。百姓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小女儿李寄要应征前往，父母坚决不答应。李寄坚持要去，她手提利刃与大蛇搏斗，将蛇斩杀。李寄英勇无畏，其光辉形象颇为女性争光。然而，我们细读其杀蛇动机，颇耐人寻味。李寄在应募去斩杀吃人的大蛇时对父母说：
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李诞女》，《太平广记》卷270。
即使李寄这样一个聪明英勇的侠女，她也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无价值的，只是白白浪费父家的财物，有责任有义务为家族作出牺牲，所以她挺身而出，踏上了如此危险的旅途。如果能够宰杀害人的大蛇，可为百姓除害；如果不能，自己被大蛇所杀，也为父母省了衣食。
古代战争中，女性也往往直接成为牺牲品。“安史之乱”中，张巡和许远长期坚守睢阳，挡住了叛军的南下，为唐军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这一仗对唐赢得最后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一场对唐政权和汉民族意义重大的战争却是以牺牲睢阳众多女性的生命作为代价的。由于众寡悬殊，守卫睢阳的战争打得异常惨烈，唐军在城中粮食吃尽，不得不以杀人为食，军队开始以活人作为粮食。张巡杀其爱妾作为士兵的食物，许远也杀了他的奴僮。随后，他们又收罗城中妇女作为食物。妇女被吃尽后，最后一批牺牲者是城中的老弱男子。很明显，张巡和许远两位官员在面临艰难选择的时候，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作出了决定：牺牲者的顺序首先按阶级划分，地位卑贱的妾与奴僮首先被充作食物的。而在同一社会阶层中，性别成为重要标准，所以妇女成为第二批牺牲品。最后，失去战斗力的男子，即那些老弱病残的男子成为第三批牺牲者。张巡等人在战争中的抉择清楚表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位置，她们不仅处于依附的位置，而且在必要时应为他人作出牺牲。
古代儒生编撰《列女传》时选择事例的首要标准是：她们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家族，那些为父、夫复仇的女性成为表彰的楷模。《隋书·列女传》《旧唐书·列女传》都选择了一些为父亲复仇或为丈夫复仇的女性事迹，如卫无忌和贾氏为父亲报仇，这种行为虽然触犯了大唐律法，理应严惩，但是为父复仇的行为确实在唐代普遍得到赞扬，她们先后得到太宗和高宗的赦免。唐代小说中此类复仇故事较多，如《义激》和《崔慎思》描述的是为父报仇的侠女，《贾人妇》描述的是为丈夫报仇的妇女，《谢小娥传》中的女主人公则是同时为父亲和丈夫复仇。
谢小娥同时为父亲和丈夫报仇，行为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标准。当然，她对杀父和杀夫两个仇人的处理方式还是不同的。故事中提及她的仇敌主要有两个：申兰和申春，申兰是杀父仇人，而申春是杀夫仇人。谢小娥对两个仇人采取了不同的报仇方式。她在打听到仇人的下落后，选择在杀父仇人申兰的家中帮佣，获取了主人的信任。在报仇时机到来时，她抽出所带的佩刀亲手杀死申兰，不让他有任何逃脱的机会；对杀夫仇人申春的处理则是报官。她将他锁在屋内，呼喊邻人前来捉拿盗贼，由官府对申春等人加以处理。很明显，对谢小娥来说，父仇重于夫仇。所以，谢小娥的复仇虽然集复仇与夫为一，但更重父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