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恶不可就恶 闻善不可即亲
【原文】
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
【释义】
当你听到别人有恶行时，不能轻易就相信而对别人产生厌恶之心，也许是有人故意诬陷泄愤；当你听到别人经常行善时，不能马上就亲近他，也许这是奸恶的人想以此为升官手段。
【解读】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只听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不了解真相，作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
韩非，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原是韩国公子，贵族之后。他天生口吃，早年曾同秦国宰相李斯一起在楚国兰陵随荀卿学习。他素喜“刑名法术之学”，因此花了很多精力去钻研法家学说。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老师的谆谆教导下，韩非在法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韩非的著书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这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沉思之中。
韩非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使心高气傲的秦王如此兴奋，并对他五体投地，必欲见之而后快？
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日夜思念的大事。韩非的著作为秦王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且句句都说在了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的感慨呢？
于是，不久后，秦王便派使者到韩国，要求见韩非子一面。韩非子听说秦王指名见他，心里非常的焦虑。他在韩国长期受到冷落，所以很害怕在敌国做出对韩国不利的事情，但是他又不能拒绝秦王的召见，因此他非常的不安。
韩非到秦国后，深受秦王的宠信。但是，工于心计的李斯非常嫉妒韩非的得宠，唯恐韩非取代自己的地位，所以经常向秦王进谗言。开始时，秦王并不理会。但是，在一次事情之后，秦王真的相信了李斯及姚贾的谗言。
姚贾，魏国人，继其父职为监门（守门人）。曾为赵臣，后入秦。秦王在采纳尉缭的离间山东诸国关系、破坏其合纵图谋的战略性建议后，曾派出不少智能之士到六国去完成这项使命，姚贾即是其中之一。他是毛遂自荐出使山东的，绝其谋而止其兵。秦王乃予其车百乘、金千斤，派其出使各诸侯国。几年过去，姚贾不辱使命，成功地离间了各诸侯，在韩非入秦这一年，返回秦国，向秦王复命。秦王非常高兴，为了表彰姚贾的功绩，封其千户，以之为上卿。
韩非知道此事之后，很快向秦王表达了他的看法：姚贾带着巨额的珠玉金银，由南至北，出使三年，未必离间了各诸侯的关系，可是却把国家的资财花光了。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权威、国家的资财，在为自己的私利结交诸侯，希望大王进行调查。再说，一个监守自盗的魏国大盗和赵国的逐臣，参与有关秦国社稷的决策，怎能鼓励群臣忠心为国呢？
韩非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被韩王推出来挡灾的韩国弃臣。秦王听了这个意见，便免了姚贾的官，并细细地盘问了姚贾一番。姚贾急忙向秦王表示了自己的忠诚：“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又以太公望为齐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管仲乃齐鄙之贾，桓公用之而霸的事例，反驳韩非对自己曾为“魏之大盗，赵之逐臣”历史的讥诮，要求秦王“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勿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信”。秦王认为姚贾的话没有错，特别是后两句，很有道理，遂命姚贾官复原职。
李斯抓住这次机会，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谗言诬陷韩非。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在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多少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亡，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的清白。但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面见秦王申辩。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在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令天下贤士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于是很是后悔，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
《史记》中记载，韩非虽然写了完美的《说难》一书，但自己却难逃悲惨的命运，并且指出韩非的思想过于理智，缺乏感情，他的悲惨结局就是没有提防谗言的后果。
历代成就大业的帝王，多能亲贤臣远小人，能不受小人的谗言的蛊惑，做到用人不疑。孙权就是这样一位帝王，他对诸葛瑾的信任就是一个例证。
东吴诸葛瑾（生于174年，卒于241年），字子瑜，琅琊阳都人，他是诸葛亮的兄长。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诸葛瑾避乱江东，经孙权妹婿弘咨荐于孙权，受到礼遇。开始被封为长史，后提升为南郡太守，再擢升为大将军，领豫州牧；诸葛亮经刘备“三顾茅庐”，别了隆中躬耕陇亩生活，出山为刘备所用。
孙吴的诸多大将见诸葛瑾“青云直上”，这么快便受到重用，心生嫉妒，于是暗谗中伤。说其明保孙吴，暗通刘备，其实就是同其弟诸葛亮一起为刘备所用的。一时间，谣言四起，满城风雨。孙吴名将陆逊善明是非，他听说后非常震惊，当即上表保奏，声明诸葛瑾心胸坦荡，忠心侍吴，根本没有不忠不孝之事，恳请孙权不要听信谗言，消除对他的疑虑。
孙权说道：“我与子瑜共事多年，恩如骨肉，彼此了解得十分透彻。我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他从来不做不合道义的事，不说不合道义的话。刘备从前派诸葛亮来东吴的时候，我曾对子瑜说过：‘你与孔明是亲兄弟，而且弟弟应随兄长，在道理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呢？如果你要孔明留下来，他不敢违其兄意，我也会写信劝说刘备，刘备也不会不答应。’当时子瑜这样回答说：‘我在您手下做事，应该效忠于您；而诸葛亮已投靠刘备，就应该效忠刘备，这种归属决定了君臣之分，从道义上说，都不能三心二意。我兄弟不会留在东吴，如同我不会到蜀汉去是一个道理。’从这些话中，我更加赞赏子瑜的高贵品格。所以，我非常确定他不会做出那种事，子瑜是不会负我，我亦决不会负子瑜。不久前，我也看到那些文辞虚妄的奏章，我丝毫没有犹豫地封起来派人交给子瑜，并给子瑜写了一封亲笔信，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论述了天下君臣大节自有一定名分的道理，使我很受感动。”
陆逊听了孙权的一番话，知道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
孙权又说：“我知道你和子瑜是好朋友，对我也是一片真情实意。这样，我就把你的奏表封好，像过去一样，也交给子瑜去看，也好让他知道你的一片良苦用心。”
磨砺当如百炼之金 施为宜似千钧之弩
【原文】
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邃养。施为宜似千钧之弩，轻发者无宏功。
【释义】
磨炼身心要像冶钵稠铁一样反复陶冶，迫切渴望成功的人不会有高深的修养；行事要像拉开千钧的大弓般，找准时机后，再发射，随便发射不会收到好的功效。
【解读】
战国时，著名侠客荆轲带着燕国的地图和樊於期将军的人头去见秦王赢政，想借献图之际刺杀秦王。和他随行的还有勇士秦舞阳。秦舞阳也是少年就成名的勇士，十几岁时就杀死过强盗，因此也是赵国人人皆知的勇士。当二人进入戒备森严的秦王宫殿，见到秦王时，秦舞阳便“色变振恐”，引起周围大臣怀疑。而荆轲则异常镇静，他看着瑟瑟发抖的秦舞阳，对秦王说：“他是乡下人，没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说完将图献上……
荆轲才是当之无愧的大侠，他的镇静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在他眼里，威震天下的秦王和他的狼臣虎将“都是无名竖子”——没什么了不得，他毫不恐惧。而秦舞阳号称“勇士”，却不能稳住心气，他所缺少的，就是镇静、沉稳的心理素质。
那么，这种镇静的心理素质是不是天生的呢？是不是我们如果有畏惧、怯场的毛病就再也不能改变呢？不是的。勇敢的士兵不是天生就勇敢的，而是锻炼出来的。
顺治初年，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错综复杂，危及清的统治。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汉宫名将吴三桂受命以平西王的身份镇守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的身份管理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的身份统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
随着时间的延长，三藩的势力不断增长，各自拥兵自重，形成了一股与中央抗衡的强大力量，与清廷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康熙在亲政之初，就把三藩同河务、漕运列为三件大事。他把解决三藩列为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虽然康熙早就有了撤藩的意向，但由于三藩实力强大，不便贸然采取行动，以防不测。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月，已经看出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上疏朝廷，请求归老辽东。康熙帝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并对他大加赞誉。
吴三桂得到尚可喜被撤藩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这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派人驰书给吴三桂，要他依计而行。吴三桂经过反复思忖，只好也上疏请求撤藩。但吴三桂认为自己势力大，而且功劳多，朝廷不会撤去他的位置。与此同时，耿精忠也给朝廷上了一份撤藩奏疏。
康熙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准备一概批准奏疏。但对是否撤藩吴三桂，朝臣中产生了不同意见。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人赞成康熙的决策，大多数朝臣持反对意见。康熙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
当撤藩的诏旨送到云南后，吴三桂震惊、失望，更气恼。他立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并开始为起兵做准备，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内只许入而不许出。
当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上下为之震惊。
吴三桂的叛乱，早在康熙的意料之中。刚刚20岁的康熙，与久经沙场的吴三桂对峙，初期不免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着手从容应对。
康熙首先杀死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以坚定削藩抗吴的决心。同时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并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吴三桂，另一方面，将散布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一律赦免，以利大局稳定。
吴三桂挥军北进时，清政府在军事上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吴军进展很快。仅一年的时间，吴三桂就占据了江南。与此同时，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也发生了叛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康熙处乱不惊，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战争发展到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一面；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另一面，特别是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的威胁最大。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与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周旋，不攻；决定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势力，然后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
王辅臣，山西人，强盗出身，骁勇善战。顺治年间就曾反叛过清廷，后来归降，到了吴三桂手下当差，吴三桂待他不薄。但是王辅臣却对吴三桂不满，就找机会离开了吴三桂，到陕西任提督。吴三桂对此很理解，还送给他两万银子做路费。
吴三桂反清后，极力拉拢王辅臣，王辅臣感念吴三桂的旧恩，又回头上了吴三桂的贼船。根据这一情形，康熙认为王辅臣虽然是第二次叛变清朝，但叛心不坚。假如再度宽容，相信能招抚成功。为此他专敕慰勉，最终感化了王辅臣，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闽、浙相继平定。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四月，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归降。同年六月，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果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者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奖赏。依此形成制度，每到战役关键时刻，康熙都发招降敕书，由专门负责招抚的人掌管送达，可以说是攻心战。
康熙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是重用汉兵汉将，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吴三桂在失去耿、尚两藩支援后，处境孤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八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吴世墦即位，但他根本无力统领军队，吴军纷纷大溃败。康熙则有条不紊地指挥，命令各路军队，乘胜追杀。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进攻岳州。在派兵几路围讨的同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康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劝诱叛军投降。他给叛将写了招抚的谕旨，争取他们投诚，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一月，清军终于打破昆明城，吴世墦服毒自杀，其党羽四散。这场历时八年的三藩叛乱，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康熙沉着冷静，从容应对，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处乱不惊、从容应变是稳健的表现，这种“稳”体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无法胜任突发而艰巨的工作。年轻的康熙，面对来势汹汹的三藩之乱，沉着冷静、应对自如，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从容和气魄。
胸怀大度 以德服人
【原文】
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
【释义】
事业的根本基础是人的高尚品德，这就像建造高楼大厦一样，没有牢固的地基，就不会建造出稳固而耐久的房屋。
【解读】
为人之首，在于有德。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品德，再高的学识、再大的本领也没用，因为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不但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反而会危害社会。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李世民登上皇位。前秦王府中将领主张乘胜杀尽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与此同时，许多人还不断地搜寻官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内心无比恐惧。
这个时候，李世民表现出了作为帝王应有的大度，他决定放弃追杀策略，使用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追杀，同时又以高祖的名义诏赦天下，安抚宫府中舅—的人。对于那些不敢出面的一些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明确表示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