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一个乡绅之家。他的祖父梁维清是个秀才，曾任教谕这样一个八品小吏；其父梁宝瑛虽未考得功名，却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
梁启超幼时与其兄弟姐妹皆受家教，“皆未尝出就外傅”。在同辈之中，他聪明过人，才智出众，以“神童”而闻名新会县。1884年，年仅十一岁的梁启超考中秀才，梁氏家族为此惊喜万分。在一片赞誉声中，梁启超于1885年进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他如饥似渴、努力攻读，成为学海堂出类拔萃的高才生，也给自己打下了较坚实的汉学基础。1889年，他一举高中举人。此时，16岁的梁启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前程似锦。
第二年，梁启超踌躇满志地赴京参加会试，但没有考中进士。在南归途中，于上海见到了《瀛环志略》以及其他西书，他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回到广州后，他通过康有为的学生陈千秋了解到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受到极大震动，随即拜入康门，做了康有为的入室弟子。拜康有为为师，改变了梁启超的命运，决定了他一生走改良主义道路。对于这件事，梁启超自然刻骨铭心。他曾自述其事道：“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①①见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以《公羊传》等今文经为主，博览群书，接受了康有为的一整套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他还参与和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四年的学习生活，使梁启超由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了一个探索祖国命运的爱国者和维新志士。后来，他与康有为一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
1894年春，梁启超与康有为结伴同行，入京参加会试，自此投入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节节败退，而当权者依旧歌舞升平。梁启超悲愤填膺，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时有所吐露”。次年，清廷战败议和，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一千多名举人们群情汹涌。康有为、梁启超趁势发动大家，联名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这次运动，规模、声势浩大，第一次显示了维新派在舆论上的力量，引起社会各方的注目和广泛同情。
公车上书在顽固派的阻挠下未能到达光绪帝之手。为打开局面，康有为决定从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两方面下手，推动维新运动。受康有为指示，梁启超于1895年8月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称《中外纪闻》）。该报专论时政，鼓吹变法，每期印千份左右，分送在京的王公大臣，冀得其同情。与此同时，他又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该会书记。强学会旨在“协助清廷变法维新，庶几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是一个“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团体。即便如此，强学会的活动仍然遭到了顽固派的嫉恨和弹劾。没过多久，清政府勒令《中外纪闻》停刊，解散了强学会。
翌年3月间，梁启超离京赴沪，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8月，《时务报》正式发行，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撰述。在他们周围，团结了马相伯、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作为撰稿人，《时务报》成为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喉舌。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力倡维新变法，由于他思想明快、议论畅达，一时间声名鹊起，“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①见胡思敬著的《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推动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蓬勃的变法维新局面，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学报》、《湘报》、《知新报》、《东亚报》等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担任了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他在学堂中极力宣传变法救亡的思想，批评清廷失政，并不时发表赞誉民权的言论，为维新变法事业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如唐才常、林圭、蔡锷等都曾在时务学堂工作和学习过。在湖南期间，梁启超甚至异想天开地建议陈宝箴据湘自立，为全国维新事业建立不拔之基。他的活动引起了湖南顽固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的极端仇视，要求驱梁出境。在他们的攻击和迫害下，梁启超遂于1898年初离开长沙。
回到上海不久，梁启超与康广仁一同应康有为之召赴京参加春官考试。时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终于送达光绪帝之手。看到上书后，光绪大为感动，决意变法图存。梁启超闻讯为之欣喜若狂。到京后，他积极活动，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广泛联络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争取各级官僚的支持。他在一次演说中号召说“使我国四万万人者，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份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①①见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的《保国会演说辞》。在康、梁等的宣传鼓动下，维新变法的声势日趋高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梁启超奉命在总理衙门查看奏章，参与新政的筹划。7月3日，光绪亲自召见梁启超，对其才华和识见大加奖励，让他把自己所著的《变法通议》呈送御览，并赐六品官衔，专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他还奉命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大学堂规则。在整个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是主帅，梁启超是他最重要的助手，显示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他奔走策划，出力甚多，曾沾沾自喜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
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抵制，虽变法之诏屡下，而新政却未见实效。9月21日，西太后猝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搜捕维新人士，使变法归于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出京，得英人救护经香港逃往日本。梁启超也在日人救助之下逃到日本。
戊戌政变虽然标志着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却没有促使康、梁放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只要光绪帝这位“旷代之圣主”能够重新主政，就能治国平天下，挽中国于危亡。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虽一度倾向革命，但总的来看还是固守着改良主义。
康、梁逃到日本后，正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主动提出联合反清的建议，康有为以“受皇帝知遇”之恩为辞，拒绝合作。但不久，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远赴南洋，梁启超便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首领。脱离了康有为的束缚后，梁启超出于对顽固派的仇恨，表示赞成革命派的主张，与孙中山往来密切。他还写信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劝康息隐山林，自娱晚景，放弃政治活动。康有为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催促梁启超速到檀香山。在康有为的“谆谆教诲”下，梁启超“幡然悔悟”，再次回到了保皇改良的立场。
1899年6月，康有为在温哥华组织起“保皇会”，并命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12月，梁启超持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檀香山，在取得当地兴中会骨干分子信任的情况下，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名，将孙中山亲自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纳入保皇会。他一面竭力扩大保皇会的组织，一面积极为国内的“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这次勤王运动是保皇派企图拥光绪帝复辟的一次军事冒险。保皇会动员了一切力量，全力以赴。康有为驻在新加坡，负责指挥全局，梁启超驻檀香山负责筹款并与各方联络，唐才常等在国内运动会党，组织武装力量“自立军”。1900年8月，在“自立军”起义前梁启超离开檀香山回国。但他刚到上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因事泄被杀，勤王计划失败。梁启超被迫再度流亡日本。
为了制造舆论，康、梁还于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每十日出一期，共出一百期，至1901年12月停刊。随后他们又于1902年2月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梁启超先后在两报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专著。《清议报》以“斥后保皇”为口号，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说慈禧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同时满含深情地赞颂光绪帝为有十四“大德”的一代英主。《新民丛报》创刊后，梁启超放弃了“斥后保皇”的口号，改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着力介绍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梁启超在文体上进行了改革，舍弃古奥艰涩的文风，采用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的文笔写文章，这些文章饱含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一个学生赞扬梁启超的文章“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蘸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①①见吴其昌著的《梁启超》第28-29页。正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使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国内士子争相仿效梁氏之“新文体”，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风。
尽管康梁保皇派在舆论上造成了一定声势，慈禧太后把持的清政府还是对他们不屑一顾。《新民丛报》创刊后，梁启超改变了策略，不再指责慈禧，宣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并保证“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转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并创办了《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批判康、梁保皇派和立宪派。这时，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祭起了“预备立宪”的大旗。康、梁等保皇派欢呼雀跃，认为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今后的任务就是同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实现君主立宪政治。他们极力反对革命，鼓吹立宪，以《新民丛报》为基地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梁启超亲自披挂上阵，发表了洋洋近百万言的论战文章。他宣称中国人民能力低下，没有成为共和国国民的资格；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革命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导致亡国亡种。他的这些言论，遭到了革命派的坚决反击。最终，这次论战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
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马上响应，称“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①①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上册，第212-213页。不久，他与康有为决定把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推举光绪帝的弟弟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1907年10月，梁启超又主使蒋智由、徐佛苏等出面做发起人，成立了政闻社。在《政闻社宣言》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声称：“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①①见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企图求得清廷的容纳。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自日本东京迁到上海，梁启超把徐佛苏、汤觉顿等许多重要骨干都派回国内，与各地立宪派联络，参与策动国会请愿活动。梁启超和一些政闻社社员还竭力与清朝贵族、官僚广泛联系，争取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