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谭嗣同是很仰慕的。他在青年时代曾认真研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当时他的老师杨昌济特别看重《仁学》，提倡人人要有奋斗、发动心之力的精神。毛受其影响，尤为用功。对于谭嗣同在维新变法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后来，毛主席曾经总结说“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谭嗣同就是一位为变法改良而流血牺牲的爱国者。
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侠义之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维新变法的理论家、思想家，又是一位敢为人先的实践者。他出身官宦之家，却不愿养尊处优，敢于主动向自己发起挑战，骑马习武，踏戈壁，磨炼体魄和意志。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挽救危亡的道路。为此，他深研佛学，几近生吞活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新奇知识。《仁学》即是他理论探索的结晶。谭嗣同寄希望于政治改良，也积极参与了湖南的维新实践。在光绪帝、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中，谭嗣同体现了一种为理想而勇往直前、勇于献身的勇敢之风。他从容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他虽然为改良而死，依然赢得了后来革命派的尊敬。章太炎就曾说“戊戌变法，唯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主义道路具有先天不足，这也决定了谭嗣同的悲剧命运。
（蔡国斌）
——中国近代学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乡绅之家。他曾师从康有为，研究西学，锐意改良。其后，他与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筹办《时务报》，积极参与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到日本，成为一名保皇党。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梁，但认为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毛泽东评点梁启超
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年轻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
——摘自刘斐的《难忘的教诲》，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版。转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陈］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启超］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
——摘自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参见吴冷西的《五不怕及其他》，见《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63、164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