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上海，郭沫若就开始了紧张的编稿、写稿、译稿工作。8月，他的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首先由泰东书局出版。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集中收入了《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56首诗作和一首序诗。这些诗既是为诗人自我的郁积，也是为中华民族的郁积，“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作为一部自由体形式的新诗集，《女神》的出版立即在五四文坛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撰写了评论文章。沈雁冰称道《女神之再生》是“空谷足音”。朱自清认为，郭沫若的诗中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即“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连南社的柳亚子这位专作旧体诗词的诗人也为《女神》写了评论。《女神》的诗篇中所表达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毁坏与创造的理想主义追求、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雄奇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开始，郭沫若也戴上了一顶新诗人的桂冠。
《女神》出版几天之后，郭沫若应郑心南之邀，与他的几个朋友在一枝香餐馆吃饭。饭局上，郭沫若第一次与当时在新文化阵营早已大名鼎鼎的胡适见面。关于这一次见面，两位当事者都有文字留下来。
胡适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郭沫若则是在若干年之后写《创造十年》时，记下了这次会面的场景：
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脚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光荣到了绝顶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长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的身材，我们在那儿的像片上早是看见过的……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
他回头又问我：“你近来有甚么新作没有呢？”
那时候《学艺》杂志上正在发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戏剧《苏武与李陵》的序幕，我便问他看过没有，正打算说出我要做那篇戏剧的大旨和细节时，他已经插断了我说：“你在做旧东西，我是不好怎样批评的。”
胡适在当天记下的那些文字，应该是对于郭沫若真实的感觉，没有特别的褒扬，也说不上是多么苛刻的批评，更像是以前辈的口吻——虽然他也不过才年长几岁——对后生小子做点善意的告诫。但胡适此时肯定是小觑了郭沫若。
郭沫若写在若干年后的那些文字，则显然已经把他们后来与胡适产生分歧和龃龉的情绪带入其中了。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当时的郭沫若尽管踌躇满志，也很不满于新文学的现状，但对于胡适应该还是怀着几分尊重的。
一枝香餐馆的饭局，毕竟只是一次朋友之间普通的交际活动。郭沫若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也谈不到有什么别样的意义，他们之间真正有了交集还是在以后。可是在后人看来，他们之间的这次见面包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象征意义，恰如何公敢所言，是“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
胡适是最早尝试使用白话写诗的人，他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于1920年3月，可是《女神》一出版，立即使得胡适小心翼翼的尝试相形见绌。于是就有了关于胡适、郭沫若谁为中国新诗第一人，《女神》和《尝试集》哪个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一部新诗集的争论。若从时间上说呢，当然胡适和他的《尝试集》为第一，但他自己也承认那些尝试像是把缠过的足放大脚。若以新诗的新字而论，则应当以郭沫若和《女神》为魁首。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最清晰的是闻一多，虽然他没有提及胡适的诗。他写道：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闻一多那时还在美国留学，学美术，不过很快，他也成为一个令新诗坛瞩目的诗人。或许就是因为具有这份诗人的气质和敏感，闻一多深为《女神》的精神所打动，接连撰写了两篇评论《女神》的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对于《女神》的创作提出许多精到的见解。几十年过去后，它们仍然是评论《女神》的经典之作。
也就是靠了《女神》，原本素不相识的郭沫若与闻一多，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开始通信联系。他们之间相互引为同调，惺惺相惜。
郭沫若在给闻一多和梁实秋的信中，对于他们为《冬夜》和《草儿》所写的诗评大为称赞，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评价后兴奋不已，在家信上他激动地对父母说：
你们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我得此消息后惊喜欲狂。又有东南大学底一位胡梦华君也有函来表示同情。但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古人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样的欣慰与满足。
每当《创造》出版，远在美国的闻一多都要请家人买了寄给他。
他对四弟说，新文学刊物里只看《创造》和《小说月报》就足矣。有一次家里寄给他的一大包邮件遗失了，除了《创造》季刊，他对邮包里的其他东西都不在意，并特别嘱咐四弟再买一本《创造》寄给他。
郭沫若帮助闻一多在泰东书局出版了他的诗集《红烛》。闻一多自谓在接触了沫若和《女神》之后，他的诗风有所改变，以前“专求秀丽”，“现在则渐趋雄浑，沈劲，有些像沫若”。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一度想把《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交由闻一多、梁实秋做，因为同时做着几种书刊的编辑工作实在吃紧。只是闻、梁二人当时不愿意加入任何文学派别，所以没有接受。
尽管郭沫若在文坛已经有了诗名，但生活上的境遇仍然十分艰难。闻一多知道后极为忿忿不平，他在给二哥的信中说：“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则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也为这样的生活境遇苦恼、抱怨，甚至骂人，但并不后悔自己选择文学之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始终不改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