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大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彻底怒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委任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扬威将军，常胜将军杨芳，军机大臣隆文，原两广总督祁贡和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这是整个大清最强的一套阵容，这一次道光皇帝的要求没有那么复杂，他再也不要什么不失国体，不启边衅了。他要的只有一个结果，扬威东南，大兵伐挞，绝不能让洋人逃回一兵一卒..
巨头汇聚广州
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专门负责和谈事务。不管是对琦善本人来讲，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讲，这一趟的行程都非常凶险。因为义律的手里不单单有近二十艘军舰，他还占领着定海，作为谈判的筹码。
既不能失国体，也不能启边衅。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代表着道光皇帝对琦善的全部要求，也是这次和谈的底牌，这就是琦善的历史使命。
不过琦善的手里也并非没有筹码，虽然军事方面无法给中国争取主动，但至少有一条他洞察的很清楚，英国人绝不可能以全面停止商贸来换取战争的胜利，虽然茶叶大黄并不足以制敌死命，琦善也始终没敢相信这种鬼话，但是全面开放商贸却是英国的初衷。
目前有几件事情比较棘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翻译问题。琦善已经感觉到英国的翻译有些辞不达意，两国之间的谈判如果没有一名合格的翻译，极有可能给谈判带来变数，更何况这些翻译都是英国派来的，万一因为立场问题胡乱翻译，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为此，琦善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已经开始在全国寻访翻译，这个人还真给他找到了，这人的名字叫鲍鹏，是山东巡抚托浑布介绍给他的。
说起鲍鹏，还有一段故事。鲍鹏是广州香山人，由于广州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而鲍鹏的家庭又是买办世家，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英语。后来他跟随他的叔叔，成了颠地洋行的买办。他的叔叔生病回乡之后，他就成了颠地洋行里最出色的买办。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一度曾经大肆搜查汉奸，作为洋行买办的鲍鹏家族，自然无法幸免，他的叔叔就因此被抓捕了。鲍鹏提前得到消息，逃出了广州，跑到了山东。后来英国军舰攻占了定海，沿海戒严，各地衙门都急聘洋务人才，鲍鹏这才由潍县县令招子庸推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托浑布现在又推荐给琦善。
可是鲍鹏的这些经历却成了他的重大污点，由于他属于广州通缉的在逃人员，又是当时被华人所鄙视的“汉奸”，再加上他跟颠地的关系还很密切，当地百姓曾经把他污蔑成颠地的“幸童”，所以琦善对他的使用，难免会引起非议。不过这些对琦善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在意鲍鹏以往的经历，他也十分信任这位“汉奸”。
解决了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是琦善需要处理的，那就是浙江的战俘。安突德上尉和拿布夫人等，现在正关押在宁波的牢房里，义律对此事非常不满，刚刚返回定海就亲自前往宁波会见伊里布，甚至扬言要攻打镇海。
这件事让琦善非常为难，因为按照职权的划分，他并不能插手浙江的军务，伊里布同样也是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收复定海。可是如果因为这些小事，导致两军重新对垒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广州谈判的结果。
按着伊里布的想法，是想通过释放战俘换回定海，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有点不切合实际，但站在他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为了让这件事顺利解决，琦善在前往广州的路上，特意取道浙江，他在宁波的牢房里看望了英军的战俘。然后他与伊里布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最后决定，给义律一个明确的答复，那就是伊里布保证不再虐待俘虏，也停止让百姓去骚扰定海的英军，给广州谈判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
义律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既然伊里布已经答应改善战俘的待遇，他也同意，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放到广州谈判去解决。在此之前，驻守定海的英军解除对浙江沿海的封锁。这就是在广州谈判之前，双方达成的浙江停战协议。
义律此时还有另一个想法，他想放弃定海。虽然定海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但是这里显然已经变成了英军的坟墓，水土不服是他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他向伊里布表露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先让伊里布吃了一颗定心丸。
浙江停战谈判时，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琦善在牢房里看望战俘时，特别拜访了神父文森特·斯坦顿，他对这位虔诚的神父以及《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释放了这位神父，甚至还在自己的官邸宴请了他。到底琦善是为了向义律表示自己的心态，还是真的被《圣经》所打动，除了琦善自己，谁也无法知道了。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只用了56天时间，就赶到了广州，五天之后，他正式就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广州谈判也正式开启了。
按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里的内容，英方的要求一共有五项，赔偿鸦片，平等交往，割让海岛，赔偿商欠和赔偿军费。其中除了平等外交之外，内容其实只有两项，赔款和割地。
但是琦善做梦也想不到，这并不是英军此次出征的最终要求。按照巴麦尊给义律的指示，除了这些条款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条款，一个是开放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为通商口岸，还有一条就是废除中国的行商制度。这两条是必须达成的协定，而像治外法权，虽然巴麦尊没有强硬要求，却是义律本人想要达成的条款。
义律在大沽口并没有亮出自己的底牌，既使回到了广州，他还是没有一次性提出。他怕提出所有要求，会引来道光皇帝的怒火，或者是琦善的拂袖而去，那样就不太可能进行谈判了。他想慢慢地渗透，一点一点地迫使琦善就范。
巴麦尊还指示义律，如果大清坚决不允许割让海岛的话，那也可以用另外五条交换，这附加的五项条款是：
一、允许英国商人在口岸的高度自由；
二、公开进出口关税，取消广州的陋规；
三、给英国最惠国待遇；
四、不得对英国的走私犯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整个条约的内容对当时的大清政府来讲，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想象都想象不出。义律此时已经来华六年了，他深知大清朝踢皮球的本领，他之所以没在大沽口和盘托出所有的内容，就是怕清政府拒绝谈判。那么到时候，除了开战就无路可走了。而在义律的心里，一直就认为战争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此时英军总司令兼全权大使懿律由于身染重病，已经回国了，只剩下义律一位全权大臣。但他还是不敢把所有的条款内容全部说出，生怕吓跑了琦善。
他在谈判的第一天，还是按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五项条款进行的。
鲍鹏和参与谈判的官员当时就对这五项内容进行了反驳。
一、关于赔偿军费，是英国自己动兵，与大清无关，军费各自都有，如果大清赔了英国军费，那英国是不是也应该赔偿大清用于防守的军费。
二、商人的欠款，当然是找商人讨要，难道还能找政府讨还？
三、鸦片既然是违禁品，又是义律主动上缴的，所以不能赔偿。
四、关于割让一处海岛，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英国来华贸易就要让中国割让海岛，那么去英国贸易的其他国家，是不是已经将英国割让的差不多了。
五、至于两国之间平等外交，是可以变通的。但是两国官员官阶不同，也不能没有长幼之分，总不能让中国的总督跟英国的县令平等交往吧，不过此事倒还可以商议。（当时中国是儒教治国，极重身份地位。）
这等于是全面驳回了义律的要求，连一条都没有答应。
由于琦善在大沽口说过鸦片烟价值不高，是可以商议的内容，所以双方就开始在鸦片烟的赔款上讨价还价。
在这个问题上，鲍鹏展现出他作为一名买办的职业素养。义律开价二千万，鲍鹏表示只给三百万，义律降到了一千六百万，鲍鹏表示只有三百万。义律最后无奈地说，一千二百万是最低价了，绝不能再低了。鲍鹏也破例的涨了一次价，提高到四百万，也表示绝不能再涨了。
双方初次谈判因为需求南辕北辙，最终破裂，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脑残琦善
整个的广州谈判，琦善基本没有直接参与，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躲在了幕后。
大沽口会谈时六个小时的争吵他历历在目，他也知道义律的要求绝不容易解决，所以躲在幕后，能使自己进退自如。如果谈判效果良好，这些低级别官员在自己的指示之下，与义律达成了协议，那么自己只需要出面签订条约。一旦谈判破裂，双方剑拔弩张，自己也可以出面，将这些谈判人员罢黜训斥，缓和气氛，再重新开启谈判。在琦善的认识里，只有退居幕后，才能游刃有余。
初次谈判的失败，也在琦善的意料之中，他无非是想看看义律的底牌。中英双方真正焦灼的条款是割地，而不是赔款。但是琦善和义律不约而同地将赔款作为谈判的焦点，都想窥探对方的虚实，以便在最重要的条款方面，站稳自己的脚跟。
义律的想法，是一条一条来，慢慢地进逼，直到一项一项达成协议。
而琦善的做法是，从最容易达成的协议入手，给义律一些利益，以这些既得利益为牵制，在最重要的条款中，彻底否定。
义律并不害怕无法缔结条约，与琦善相比，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全权大臣，他有英国政府的任命，对一些次要条款有权进行取舍。他最害怕的，还是吓跑了琦善，到那时他就没有谈判对象了。清政府的做派他十分清楚，大臣们为了免受责罚，相互推诿掩过饰非那是常事，绝不会贸然答应什么条款，而一旦谈判破裂，又去哪里再找一位爵阁部堂。
义律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想法害惨了琦善，他没有一次性摊牌，使得道光皇帝以为洋人不过是为了伸冤，如今惩罚了林则徐，一切已经迎刃而解了，琦善无非是去广州做做样子，平息一下洋人的怨气。
一旦义律把那些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的条款摆在桌面上，又让琦善如何向道光皇帝交差，一旦签订了条约，那么在道光皇帝的眼中，恰恰是琦善有失国体，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史上最难的事情，已经摆在了琦善的面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义律与琦善往来照会不断，义律慢慢地透露出在割地和赔款之外，另加上的五口通商和废除行商制度。其他的像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之类的内容，琦善作为天朝大吏，从来没有接触过，义律也没解释清楚，双方在一开始，对此都不是很看重。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对于整个条约，琦善有了自己的认识。按照琦善此时的处境，他有两条路可以走，他可以将这些条款上奏给道光皇帝，自己静等着皇帝的裁决，基本置身事外。另一条路，他也可以断然拒绝义律的无理要求，拂袖而去，虽然不免遭受道光皇帝的责罚，但这种责罚在琦善来说，只是隔靴挠痒，绝不可能动摇他的地位，而且他本身就是在不断的责罚当中，成长为大清第一能臣的。
这两种选择于国于民于己，都不失为保全之道，看上去是有些推卸责任，但是大清的制度里，他本身就没有全权，一切决定都应该是皇帝的决策，所以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责。
可是，当琦善看到虎门之外游弋的二十几艘战舰之后，他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这条路也叫做汉奸之路，他选择就义律提出的条款，一项一项地进行磋商，直到彻底消弭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从这一天开始，他走进了历史和民族的死胡同，从此再也没能翻身。
义律所有的条款里，最麻烦的一项就是割让海岛。英国船坚炮利，在武备方面彻底超越了清朝，打是打不过的。现在还占据着定海，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割占。一旦许给英国海岛的话，那么英国就可以从容设台架炮，整肃军队，滋扰地方，窥视东南，所以割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
但是如果不答应割让海岛，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英军绝对不会从定海退兵，也就造成了事实割占，那么不管缔结什么样的条约，都是废纸一张，对清政府来讲，其他任何的条款都没有意义，谈判就变成了丧权辱国的行为。
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挑战，既不能割让其他海岛，还要让英军主动从定海退兵，琦善艰难地思考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目光转向了五口通商。相对于割让海岛，反而是五口通商有过成例。无论是康熙时代，还是乾隆时代，都曾有过五口通商的先例，那么重新开放这些口岸，也不算是违反祖宗之法。他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义律既然已经要求了五口通商，那么不如把此项作为归还定海的条件，这样一来，只是增加了通商口岸，却实质性的归还了定海，一举两得。
而且对于义律来讲，增加通商口岸，比起割让海岛的诱惑更大。因为增加通商口岸，可以在短时期内提升商贸的规模，给英国政府增加税收，割让海岛无非是保证商人们的安全，提供一个货源集散地，对商贸本身的促进作用有限。
当然在通商口岸方面，也不能完全按照义律的要求，一次性开放五个口岸，那样一来，管理的难度实在太大。琦善通过调查得知，厦门因为离广州较近，经常会有走私船只开往厦门，再加上福建水师能力有限，不足以驱逐这些走私船。所以，目前来讲，厦门虽然还不是口岸，其实已经有了通商的事实，那么不如把厦门通商作为条件，让义律归还定海。
琦善以往并没有接触过洋务，不太了解增设口岸具体会有什么问题。他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洋人的意识形态跟华人不同，两国之间的律法体系也不相同，一旦洋人上岸居住，华夷杂处，对地方官来讲，非常难以管理。所以他对义律要求，可以将厦门改为通商口岸，但却不许洋人上岸居住，只准在船上交易。只要这些洋人不上岸，那通商的形式就跟目前的走私基本类似，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等于是将目前的走私纳入了管理范围，也是一举两得。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再增设福州作为通商口岸，福州的情况与厦门类似，所处的东南沿海，也不像两江这么紧要。当然这个条件不能现在提出，只能作为谈判破裂时的筹码，算是天朝加恩英国。
琦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义律，无奈义律死活都不接受，因为这种条款跟英国政府的要求相比，两者相差实在太远。英国政府要求的是五口通商外加割地赔款，琦善只答应了两口通商，实在是云壤有别。
义律也意识到了让清政府割地，是十分困难的事，五口通商也是很难的。他提议用广州、厦门、定海的三口通商来交还定海，并且要清政府承诺，无论今后开放哪个口岸给其他国家，英国都要享有同样的权利。
这里义律所要求的定海，并不是因为定海已经被英军占领，而是因为定海的位置实在是太优越了，只要定海开放给英国，就等于是开放了整个长江沿线。
琦善对这个建议也是坚决抵制，他之所以要保住定海，也是因为定海的位置太重要了。定海背靠着浙江，而浙江是当时中国的粮仓，一旦浙江出现问题，影响的就是整个中国的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