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最后又做出了让步，同意签订条约就归还定海，而不是履行完条约再归还。
还好，总算在割地的这个条款中，双方的分歧已经在缩小。
接下来双方的主要矛盾，就体现在赔款方面，道光给琦善的要求是不允许赔偿，琦善也一再重复，鸦片是义律主动上交的，不能赔偿。实际上琦善很清楚，道光本人十分吝啬，花钱如同割肉，如果硬让清政府赔偿的话，战事将不可避免。
琦善跟林则徐一样，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富有的行商们。他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如果让行商们赔偿这些鸦片烟钱的话，那么相信道光也不会用战争去回护这些行商。所以琦善决定，钱还是要赔一些，集体摊派给这些行商们，以平息这次争端。
他还向义律要求，赔钱的这项条款，不能写在正式条约之中。他虽然没有明说，义律也知道这是照顾到天朝的体面，所以义律也表示同意。
另外，这些钱不能一次性给义律，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而是付清之后，英军将有恃无恐，就再也没有顾忌了。
琦善跟义律经过了无数次的协商，最终将价格锁定在六百万元，跟已经销毁的鸦片烟价相比，大约值一半，但这已经是当时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如果再高，行商们也将不堪重负。
琦善要求分十余年还清，他要把赔款的年限尽量的延长，这样英国就会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举兵犯顺。义律不同意，他要求在自己回国之前，先行支付一百万元，余款分七年还清，每年按五分计息。琦善同意先付一百万，但表示不能接受利息，最终义律接受了无息分期付款。
在琦善来讲，他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化解了这场中英之间的这场矛盾，目前只需要付款一百万，就可以让英军归还定海。所谓的厦门开放在他看来，并不需要认真的遵守，那只是道光皇帝的恩旨，今后关闭这种有名无实的口岸，也只需要一张圣旨。
琦善跟义律之间，已经基本达成了协议，但他最难面对的，还是道光皇帝。虽然他是钦差大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权力缔结条约，按照清朝的体制，签订条约的只能是道光皇帝。那么接下来，说服道光皇帝许可这些条款，成了琦善一生当中最难办的一件事。
琦善当然知道这件事有多难，揣摩圣意是清朝官员的必修课，何况他是大清疆臣之首。但是再难办，这件事也得办。他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份奏折，他说：
如今洋人占据定海，开口闭口，都是打仗。此时一旦战事重开，我军船炮筹备不足，军心不稳。臣也咨询了水师提督关天培，他说如果洋人船只较少，还能力争取胜，但如今洋人二十余艘军舰，还在不断添船添炮，广东防务实在没有把握。
即便我军打了胜仗，洋人转往其他省份骚扰，沿海万里，到处都是前线，势必防不胜防，而且劳师糜饷，永无止境。一旦我军战败，虎门是广州咽喉，洋人可以直达广州，形式更是不堪设想。
现在洋人已经占据了定海，如果再占据广州，到时候再来和谈，只怕条款更加苛刻。臣受恩深重，不敢不通盘筹划。
琦善是想把当时的实际情况汇报给道光皇帝，让道光皇帝通过权衡利弊，同意这些条款。
天下的事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妙。当洋人兵临天津，一副有恃无恐的姿态时，道光皇帝曾经深深地忧虑过。如果这些洋人没有实力的话，他们怎么敢跑到天津来自讨苦吃。
可是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又让道光轻浮了起来。在他看来，这些洋人军队恐怕并没有什么实力，来了天津也是恐吓的成分居多。伸冤也好，乞恩也罢。既然兵临京畿，又不敢滋扰地方，畏服天朝那是肯定错不了的。
所以当道光皇帝看到这篇奏折之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在他看来，惩罚林则徐和邓廷桢，已经是给这些洋人昭雪了，平等外交也是加恩，如今贪得无厌，又要赔款，又要口岸，实在是无理取闹。
道光皇帝立即下旨琦善：
不许再与英国谈判，也不准接收什么“照会”，厦门福州都不准开放，鸦片烟价更是不能赔偿。既然洋人声称打仗，那就趁机攻剿，不许示弱，大张伐挞，以伸天讨。朕已经定下决心，绝不后悔。
这是一道严旨，道光皇帝要求琦善立即大兵进剿，坚绝不准示弱。当琦善捧在手中的时候，他顿时全身发冷，手足无措，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道光皇帝突然翻脸，明明和谈基本成功了，却突然惹出这样大的一件事来。
那些洋人的战舰游弋在海外，难道真的要凭广东水师的这些破船，去海上追剿那些大型炮舰吗？不能相机进剿，就是抗旨不遵，抗旨不遵就是满门抄斩。琦善突然意识到，自己堕入了冰窖当中，看来这一场战事将无可避免。
沙角之战
琦善接下来的动作，也让义律有些迷糊不清。他不知道道光皇帝的严旨，他只是搞不明白，琦善怎么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自己明明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换来的却是琦善的步步紧逼。看来，不展示一下武力，琦善连这些最基本的条款也不会答应了。
12月26日，义律向琦善发出照会，说只能在割让海岛和增加两处口岸之间做出选择，不然，英军就要发起进攻。
同一天，琦善回复义律，动武也没有用，动武只能令我被撤职，并不能改变大清的立场。
29日，事情出现在了转机，义律约琦善到澳门详谈，同意不再要求割让海岛，改为在广州的外海，另设一块地方给这些商人“寄居”。
1841年1月2日，由于道光皇帝已经降下了严旨，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琦善还是坚决地回绝了义律的要求，口气更加强硬，表示就算是“寄居”，也不能满足。随后琦善忙于增兵虎门各处炮台，加强防务。双方本来可以达成一个初步协议，却因为一道圣旨，彻底打破了这种氛围。
1月7日，义律清楚的知道谈判已经破裂，只能付诸于武力解决，他命令英军攻击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打响。
当时整个虎门的防守，由三重门户构成，大角、沙角炮台是属于第一道防守，也叫信炮台。
沙角炮台位于沙角山，在虎门的东侧，大角炮台在大角头山，位于虎门的西侧，两处炮台就像两名卫士一样，紧紧扼守着珠江口。
但是由于两处炮台与虎门其他炮台相距较远，无法形成交叉火力，所以，这两处炮台只能以炮火示警，不能算做真正的屏障。
1月7日早晨8点半，英国军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和拉恩号，一共载炮52门，来到了沙角炮台的正面，用强大的炮火压制住沙角炮台。同时4艘武装轮船拖带着运兵船，和1400多名陆军，在炮台4公里以外的穿鼻湾登陆，迅速占领了至高点。
这个至高点是一道山梁，英军在这里架设了3座临时炮兵阵地，其他陆军在炮火的掩护之下，进攻了清军的临时军营。
在英军登陆时，清军一直在观察着英军的行动。在清军的眼中，这些以往只会海战的英国鬼子，突然登陆，实在无法猜透他们的战略意图。但是很快，清军就发现，自己的火炮无法攻击山梁的英军，而英军却可以俯瞰整个沙角，三门野战炮的威力巨大，炮弹引发了军营大火，更将军营里的士兵炸得人仰马翻。战争的形势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倾斜，守军根本没有抵抗力，当士兵们意识到自己只能被动挨打的时候，逃跑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之后，陆地上的野战炮、军舰上的大炮，形成了交叉火力攻击沙角主炮台，所有清军士兵被压迫在山谷当中，被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肆意屠杀，最后这些守军全部阵亡，其中包括副将陈连升和他的儿子陈举鹏，父子双双为国捐躯。
与此同时，英军派出了四艘军舰，以一百零六门大炮长时间轰击了大角炮台，可怜大角炮台一共只有十四门劣质大炮，其中的火药库还被英军击中引起爆炸。将领黎志安眼看炮台将要失守，他奋不顾身地将这十四门劣质大炮推到了海中，以免落入英军的手中，然后才弃守逃亡。
实际英军在占领大角炮台之后，曾经缴获了大量的火药，但由于这些火药的质量太差，最终被英军全部倒在海中。即使清军的大炮被英军缴获，也不能算是资敌，因为英军根本就不敢使用这种又笨又重，还容易炸膛的劣质大炮。
最后英军将大角炮台炸为平地之后，才派出了陆军登陆，占领了大角炮台，虎门的第一道防线，被英军攻占。
此次作战中，两座炮台的守军共一千多人，战死277人，伤重不治死亡5人，受伤462人。英方无人死亡，只有38人受伤。据说受伤的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攻击沙角炮台时被一个意外事件炸伤的。
当时英军正在追击一名逃兵，这名逃兵躲进了一间房子，英军就朝这间房子开枪射击，不想这间房子就是清军的军火库，里面放置着大量的火药。英军的射击引爆了这间军火库，引发巨大的爆炸，导致附近很多英军士兵受伤。
战败了，但虽败犹荣。因为这是鸦片战争第一阶段，清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相比以后的数次战争，这一次作战逃兵很少，大部分士兵力战到了最后一刻，尤其是主将陈连升。
陈连升是土家族人，自小从军，到过四川、湖北、陕西等地，屡立军功，逐次被提拔为把总、千总、参将、副将。他率领的六百清军，是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受损最为严重的部队，而他本人也和自己的儿子陈举鹏一起，为国殉难。
据说他死后，他的战马被英军带到香港，这匹战马思念故主，不吃不喝，每天向着沙角悲鸣，过了一年之后，绝食死在香港，被当地人誉为节马。
虽然关于这匹节马的事迹不一定真实，但至少可以说明，沙角这一战的惨烈程度。
沙角之战后，英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在第二天，释放了所有的清军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关天培一封信，提出了和谈的五个条件。
一、英军占领沙角，现将沙角视为寄居之地；
二、广州重新开始贸易，贸易地就选在沙角；
三、英商应当缴纳的税费，暂时缴在沙角；
四、从今天开始，清军的炮台建设必须停止，否则英军将立即开战；
五、以前商议的内容不会因为英军战胜而改变，英方的要求还是开设口岸，赔偿烟价，英军还是会按时缴还定海。
三日之内，必须给出答复，否则英军将长驱直入，攻破虎门，直逼广州。
穿鼻草约
义律并没有乘胜追击，一方面是给琦善留有余地，以便于再次谈判；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有后顾之忧。
两年来，由于广州禁烟和断绝贸易，英国商界已经承受了巨额的损失，仅是英国政府的茶叶税，就损失了三百万元。义律本人就曾经带着这些商船，停泊在香港水域长达半年之久。为了抗拒林则徐的甘结，一直以来，货物积压，发霉变质，潮湿受损，整个远东的贸易，让英国商人损失惨重，如果不能快速开放贸易，这些散商就将面临破产的威胁。
而且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大量的商船已经集结在虎门之外，等待交易。一旦错过了贸易季节，不但是这些商人，英国政府也将损失惨重。
与英国商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年以来，美国商人独揽广州的生意，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发横财，所以义律必须用最快的时间重开贸易。
另外还有一因素，也是他最不确定的。一旦自己把战争强加给广州，他不知道广州商人和市民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怀疑一旦自己下令攻击虎门，将会给这座远东最大的商贸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恐慌和逃难就有可能马上出现，打下一座空城，损失对华贸易，对英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
最后，他还想借此试探琦善的底限，他拿不准一旦战事重开，会不会逼迫琦善孤注一掷，去做殊死一搏。毫无疑问，英军有能力占领广州，也有能力击败沿海的任何抵抗，可是这样做的话，也有可能激起整个中华民族的敌对情绪，战事一旦拖延下去，将把英国政府陷入不利不义的泥潭中。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已经深受其害了。
所以沙角之战，只能是一次试探性动作。事实上，义律的考虑是非常正确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军曾经占领广州长达数年，却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只好挥军北上，攻占北京，火烧了圆明园，才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
现在义律已经占领了沙角，最艰难的抉择，煎熬着琦善。
大角、沙角炮台虽然是信炮台，但却把守着广州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旦沙角有失，两军将在虎门形成对恃，英国侵略者就能够直接威胁广州的安全，所以琦善绝不能丢掉沙角，沙角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孤悬海外的定海。
义律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沙角，他要逼迫琦善就范。再加上这里距离广州较近，更加便于重新开放贸易。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义律希望拿沙角来交换香港，实现条约里最重要的条款——割地。
义律的这些想法，琦善完全明白，他清清楚楚地洞悉了义律的手段和目的，原本他可以避免这样的危局，是道光皇帝的圣旨，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原先的谈判局面。现在义律要求三天之内答复，如果不从所请的话，虎门就将成为第二个沙角炮台，到那时候，只怕连现在的条款都无法达成。
最让琦善难受的，是沙角炮台丢失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还没等虎门驻防部队反应过来，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根本就没有增援的机会和时间。
虎门能否经受住考验，琦善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即便如此，他还是将广东各县筹集的壮勇安插到了虎门各炮台，协同防守。一共安插了五千八百名，搞得炮台之上人满为患，无处下脚。可这又有什么用，这些血肉之躯又如何能抵挡住英军的开花炸弹。
怎么办？打，打不过，谈，谈不拢，琦善自从为官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焦虑过。三天之期转眼就到，一旦义律打到了广州，那时还用得着和谈吗？整个南中国都会震动，什么样的条款都必须接受，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清政府的根基。
请示道光皇帝是万万来不及了，如果自己不进行决策的话，那么丢失虎门或者丢失广州的责任一样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琦善也知道义律是为了重开贸易，才没有一鼓作气，义律是怕吓跑了行商和广州的百姓。可是义律不知道的是，清政府比他更怕这个结果。
二百年来，清政府一直执行的是高压政策，用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怀柔政策，双管齐下，才保往了大清的江山。虽然承平了二百年，但是社会底层暗流涌动，各地起义不断，这些底层的反满势力，一直都是清政府的心头大患。英国侵略者只是外忧，而且他们的目的只有利益，而反满的种族仇视心理，以及社会底层的这些反满帮会，才是真正的内患。
一旦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清朝军队大败而归，难保没有其他人借助这些洋人的势力来对抗大清。所以自英军来华之后，汉奸才是清政府下功夫整治的头等大事，清政府也不会忘记，当年明末之际，正是因为中原纷扰不断，才使吴三桂以借兵助剿的名义，让大清有了可乘之机，最终席卷中原，鼎定天下。
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借助异族势力问鼎中原的比比皆是，史不绝书，谁又敢保证，这一次，历史不会重演。谁又能保证，英军占领广州之后，不会与当地的反满势力合作，不会以广州为基地，与满人逐鹿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