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不像伊里布，瞻前顾后。到了这一刻，他再也没有丝毫犹豫。他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军事报告上奏给道光皇帝，希望通过这篇报告可以让道光皇帝清楚地看到两军的差距，也可以让道光清楚的知道，现在遇上了什么样的敌人。
很可惜，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读起来却十分枯燥乏味，对于久居禁宫，与世隔绝的道光皇帝，根本就没有看出这份报告的重要程度，也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道光皇帝错误地以为，洋人出动军队远赴天津，只是来乞恩和伸冤，而自己的做法也仅仅是怀柔远人。
道光皇帝此时的思维，跟林则徐最初一模一样。英国是个岛国，没有多少人口，全国以经商为主，嗜利忘义，军事实力方面，海军肯定比大清要强一些，但在其他方面，那就不言而喻了。更何况，这些英国人远来天津，无非就是伸冤乞恩，要钱而已。
他对英国的各项要求进行了逐一的批驳，还特意指示琦善，首先，对于惩治林则徐，为英国人昭雪伸冤，此事可以认真查访，绝不姑息。其次，关于英国人要求的割让海岛，此事牵涉天朝体面，万万不能答应。还有，关于广州行商的商欠，道光表示应当由两国商人之间自行解决，政府不便直接参与（道光远没有乾隆用库银还商欠的魄力）。最后，也是道光最看重的，鸦片的赔款，他说鸦片本来就是违禁品，已经销毁，不得索赔。
国书中还有两条，一个是赔偿英国远征军的军费，此条在中国历史中从没有过先例，道光没有看明白，或者也不想看明白。还有就是两国之间平等交往，这一条倒不是什么难题，道光没有过分强求，反倒是琦善后来为此事跟义律争执了很久。
琦善拿到圣旨这后，却找不到义律。此时的义律，由于天气炎热，声称到渤海各地去避暑，其实是为了测量各处水位和绘制沿海地图。
不转这一圈还好，这一圈跑下来，连义律都被吓了一跳。原来像山海关这么重要的军事基地，竟然没有安设一门大炮。为此义律还专门咨询当地官员，地方官给他的答复是，山海关乃是天下第一雄关，这么重要的关隘，怎么可能把大炮摆在外面，让人看得一目了然，那还有什么军事秘密可言。义律半信半疑，他知道中国的海防是很薄弱的，但也不至于连一门大炮都没有，难道真的有什么秘密武器吗？他哪里知道这只是地方官在忽悠他，山海关真的连一门大炮都没有。
8月30日，义律避暑归来，琦善与义律就在大沽口海滩的帐篷里，开始了中国与西洋的第一次谈判，史称大沽口会谈。
道光皇帝的要求很简单，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启边衅，与当初交给林则徐的任务是一样的。从这一天开始，这千斤的重担压在了琦善的身上。
整个大沽口会谈，进行了六个小时，由于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加上国情差距较大，结果只能是不断地争吵，没有任何进展。
道光皇帝在会谈之前，已经将巴麦尊国书里的五项要求进行了逐一的批驳，实际等于给琦善画了一个牢笼，那就是除了惩治林则徐之外，一项也不能答应。结果导致义律不断地拿战争相威胁，而琦善也始终据理力争。
双方的争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割地，另一个是赔款。
关于赔款，琦善的答复是，商欠是商人们之间的业务，政府不便进行干预，而鸦片烟价，属于违禁物品，况且也是义律在广州主动上缴的，既然是你主动上缴，而且已经销毁，那就不能再进行赔偿。如果义律坚持要求赔偿的话，那么英军就应该先赔偿死在定海的士兵和百姓。
关于割地，那就更加不可能了。虽然英军占领定海已经是事实，但只要不交还，那英军将要面对的就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一旦开战，首先大清就会永久断绝贸易，无论胜败，这贸易都永远不会开启。这样一来，英国所要的这个货物仓储基地，又有什么用，停止了贸易，商人们还需要住在定海吗？
琦善甚至向义律提出要求，要让英国女王保证今后不再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样就可以避免类似冲突再发生。义律说他无权这么做，他说鸦片并不是从英国本土运来，大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运来的。
大沽口的谈判对义律来说，触动也是非常之大。自从义律来到中国之后，他就始终努力要跟清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为了这个目标他努力了六年。他希望能够与清朝官员平等交流，现在，坐在他对面的人，竟然是大清朝直隶总督爵阁部堂琦善。他还希望不要使用禀帖，现在，大清最高级别的官员已经接受了他的“咨会”，倔犟的林则徐也被撤了职。他已经明显感觉到，清政府对英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是如此之大，如此突然，让他始料不及。
英国政府的五项要求是非常具体的，但是这些要求背后的精神，却是要让大清朝打开国门，给英国商人开放更大的市场。任何条款背离了这个精神，都将没有意义。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旦跟清政府彻底决裂的话，贸易所承受的打击将永远无法修复，极有可能将英国带入泥潭。说到底，英国并没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也没有能力把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
至少在一点上，义律和琦善的想法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谁也不想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谁也不会“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说，即便英国赢了战争，如果损失的是两国之间的正常商贸，那么赢了战争的同时，其实也是输了结果。
琦善比义律的压力更大，他向义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回到广州继续谈判。为了把义律“骗”到广州，以缓解北京的防守压力，他对双方焦灼的两项条款，割地与赔款，做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复。他说，鸦片价钱所值不多，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会让义律满意。至于割地，琦善说自己没到过广东，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英国人一直住在澳门，只是为了防止官员迫害，要找一个安全的住所，其情形只是类似澳门，那么，也应该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义律当然知道琦善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远离北京，他其实也只是想威胁北京，吓吓道光皇帝。难道真的要凭这五只军舰和二千多人去攻击中国的首都吗？既然目的已经达到，而琦善也将成为钦差大臣，跟自己进行平等的谈判，那么在广州也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义律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天津与北京路途虽然很近，但一来一往也需要12天时间，琦善没有全权，事事都要请示道光皇帝。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没有任何的进展，一旦谈判拖到冬天，渤海会就上冻，冻在海里的军舰只能任人宰割，到了那个时候，只怕想谈判也难了。
义律同意了琦善的建议，他命令英军掉头南返，回广州去了，北京的威胁解除了。
道光皇帝和琦善，取得了一场阶段性的胜利。还有远在浙江的伊里布，道光皇帝命令沿海各省，遇到英国舰船，不必鸣枪放炮，这一下子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消弥得无影无踪。
而且谁也没有答应英军什么具体的要求，就像道光皇帝自己说的，只言片语远胜十万大军。
高兴之余，道光皇帝也没忘了惩治那些给天朝带来隐患的“罪臣”。林则徐和邓廷桢已经革职了，现在还不能把他们锁拿进京，广州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们经手，琦善也需要他们配合。
但最令人气愤的，并不是林则徐，而是那位“掷还”国书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虽然各省不得与洋人接洽是清朝的规定，但事情也分轻重缓急。定海失守，是他筹备不力，一遇战争，竟然张皇失措，掷还国书，更是不晓事体，导致英军北窜，京畿告急，简直就是昏聩无能，致误机宜。
道光皇帝盛怒之下，将乌尔恭额锁拿进京，交部严加议罪。部议的结果是以隐瞒军情，失误军机，打一百军棍，发配三千里。
道光皇帝嫌这个判罚太轻，亲自改为绞监候，秋后问斩。当然最终乌尔恭额并没有被开刀问斩，原因是义律与琦善广州大战之后，政治风向又变了。
一年后，当鸦片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乌尔恭额的死刑被缓期执行，发往军台效力，最后他死在了军中。乌尔恭额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在鸦片战争当中，整个沿海的封疆大吏，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