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西域与西域文化
西域是指汉以来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则指葱岭东、西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甚至更广的地域。本处西域主要指狭义的，也包括历史上曾是汉唐中央政权管辖过的中亚地区。李白虽未出生于西域，但李白的祖父辈流寓西域一百余年，有西域民族之血缘并接受西域文化之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早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已有联系。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与西域的道路。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都属汉王朝的版图。此后，西域与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加强。魏晋南北朝时朝，中原分崩离析，战乱不已，行政管辖权虽未及西域，但仍然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有中原汉人移居西域，也有西域人移居中原，《洛阳伽蓝记》载，北魏首都洛阳“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域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中国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5世纪中叶，突厥强盛，统治了西域。隋统一全国，版图达到且末、伊吾一带，即已达西域的东部。隋末，中原大乱，大量中原汉人迁往西域。据《新唐书·高昌传》：“大业末，华民多奔突厥。”李白的祖先也正是此时辗转迁到中亚碎叶。唐太宗时，西突厥向唐王朝进贡，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地位。贞观十四年(640)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后又迁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号称“安西四镇”。唐太宗逝世后，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平贺鲁，析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列置州县，西尽波斯，皆隶安西”(《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四镇”中的焉耆被碎叶替代。原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归附于唐，唐王朝在此设都督府和州。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又在天山以北设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碎叶河以北的地区；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碎叶河以南，里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中亚在内的西域成为唐王朝版图。李白父祖辈居住的碎叶，是唐王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可见李白的父辈虽在西域，仍是唐朝的子民，不能称之为“外国人”。
既然西域曾是汉唐王朝的版图，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那么西域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一体多元的关系，所以西域文化自古就与中华内地各地域文化有着互相影响、融合、渗透的血脉联系，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具有中华文化之共性。因此，对中原文化来说，可以称西域文化为外来文化，而对中华文化来说，不能称为外来文化。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因而西域文化具有其独特性。西域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属于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地热、多沙、冬大寒”(《居延汉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雪山横亘，流沙漫漫，环境恶劣，气候严酷，大部分地方不宜农耕，而宜于游牧，因而形成有别于中原农耕文化的游牧文化，与所谓的“胡文化”的概念大体重合。游牧民族因其生活方式而形成勇武、剽悍、豪迈、侠爽、耿直、劲健之气，这也是西域人的人文性格。《大唐西域记》说，西域“气序风寒，人性刚勇”，“人性犷暴”，“风俗犷勇”，不同于中原农业民族的人文性格。
西域虽环境恶劣，但却处于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中心地段，是中西陆路交通之要冲，东西方使者、商贾、僧侣来往的必经之地，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西域，然后再折向东方，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西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季羡林先生所归类的那样，西域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亦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的结合点。由于东西方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形成西域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色，它超越了民族、地域和东西方的局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将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吸纳为自己的成分，从而变得生机勃勃。从思想意识、宗教信仰来看，不仅有中原传去的儒家思想和道教，还有从南亚传入的佛教，更有从西边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从语言上看，古代西域除使用汉语外，还曾使用吐蕃藏文、粟特语、犍陀罗语、大夏语、梵语、叙利亚语、婆罗钵语、帕提亚语、希伯来语、犹太波斯语、阿拉伯语等等。从音乐舞蹈和美术上看，更是绚丽多彩，中西辉映。著名的龟兹乐、高昌乐、于阗乐、安国乐、康国乐以及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苏幕遮等西域乐舞，就是吸收了东西文化之精华后的杰作。从这些乐舞中既可以看到印度、波斯文化的影子，也可以听到中原汉文化的乐音。又如龟兹石窟中的雕塑与壁画，既洋溢着汉文化的风范，又汲取着印度、犍陀罗、波斯等文化艺术的养料。
第二节 李白与西域文化
根据李白的好友魏万的《李翰林集序》、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以及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序》等权威性的史料表明李白是在其家从西域迁入西蜀后才出生的。所以李白“生于碎叶说”、“生于焉耆说”、“生于条支说”、“生于哈密说”等，证据都不充分。在本书第一编第一章中以及此前拙作《李白蜀中论考》、《李白出生地诸说质疑》、《李白出生哈密说质疑》曾作论述，在此不赘述。虽然李白不生于西域，不过其祖父辈的确在西域生活百余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那时中原大乱，“大业末，华民多奔突厥”(《新唐书·高昌传》)，“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大唐创业起居注》)。李白的先辈流徙到西域，也将汉文化带到西域，同时也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甚至与西域人通婚。在李白身上很可能有着西域人的血缘。李氏一家在隋末流徙于西域，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才迁至西蜀，在西域传了三四代，至李客这一代，已在西域住了百余年，所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不过在李客身上还保留着中原汉文化的传统，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李白自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明李白的父亲汉文化修养很高，对李白的学习进行指导督促。另一方面李白从小也在其父辈处接受西域文化之影响。首先是语言文字的影响，前面说道，西域是多民族杂居、交融之地，除使用汉语外，还曾使用吐蕃藏文、粟特语、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等。李白的父辈在西域生活了很长时期，自然熟悉各种语言，李白从小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就不仅只掌握一种语言，所以后来到长安时，爱去胡人店铺中饮酒，可以用西域人的语言同他们交流；在翰林院时，“论当事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辍”(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蕃”是唐代对西边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泛称。李白的《寄远十二首》有：“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屈。”说他用月支文给住在西海(应指里海、咸海一带)的友人写信。月支人原生活于河西走廊，西汉时受匈奴之压迫，迁至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即属月支族。李客居碎叶时，必然与“昭武九姓诸国”之人有交往，懂得他们的语言。李白从他父亲那里学得这种月支文，当然也可称蕃文。
李白从父辈那里也接受了西域的人文性格的影响。魏万《李翰林集序》说李白之父“因放形，因家于绵”。放形即放浪形骸之简称，指摆脱各种拘束，放荡不羁，纵情于山水之间。显然是受到西域人放荡不羁、豪爽的人文性格的影响，而这又影响到李白。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魏万《李翰林集序》)，“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李白少有豪侠之气，这既是受巴蜀文化的影响，也是受到从西域而来的父亲的影响。安旗先生说李白之父是侠客，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李白之父是隐士，与侠客说并不矛盾。李客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尚武、行侠仗义、放荡不羁，不愿与统治者合作，这些性格对李白的影响是深远的。李白不是一个仅仅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谨遵礼法、循规蹈矩的文人，而是文武双全、豪迈侠爽、放荡不羁的诗人。这种性格特征的形成，与他出生在深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家庭，又生长在巴蜀文化氛围中是有密切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