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是闻名世界的印度文学巨匠，他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于1913年为亚洲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裔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 于1932年出身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印裔婆罗门家庭。他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位生活年代不同、生活地域相异的作家，表面上看来似无任何联系，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值得比较的地方。本文拟从环绕在他们头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光晕”和二人关于印度社会现实的论述入手，探寻他们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第一节诺贝尔文学奖“光晕”
首先从环绕在泰戈尔与奈保尔头上的诺贝尔奖“光晕”入手，分析一下殖民与后殖民时期诺贝尔奖的某些共同特征。
无可置疑的是，作为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强势语言，英语在泰戈尔与奈保尔的获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充分显示了作为西方权力话语之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特点。
近代以来，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孟加拉精英分子，因急于“分享英语带给他们的显而易见的技术、文化和政治进步，急于满足梵语和波斯语不能给予他们的对现代世界的知识渴望，还因为开阔眼界，甚至是他们自己灵魂健康的需要，感到印度人必须学习英语，并通过英语掌握欧洲古代、近代的智慧知识”。泰戈尔的父亲也深受时代风尚的熏陶。他对孩子们采取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并行不悖的教育方式。他既要求泰戈尔学习梵语和孟加拉语，又亲自教他学习英语。泰戈尔后来回忆道：“父亲教我学英文，随身携带了一些彼得?伯尔利故事丛书，从中挑选一本班治敏?弗兰克林传记作为我的英文课本。” 通过不断努力，泰戈尔的英语达到了很高水平，为他1878—1880年留学英国及后来进行英语创作或英语翻译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1912年初去英国伦敦前夕，泰戈尔首次用英语翻译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迦利》中的部分诗歌。泰戈尔后来回忆说，他用英语翻译的那些诗歌使自己在西方引人注目：“那些翻译的书成了我访问西方世界的资本。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了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同年5月，泰戈尔到达伦敦后，便给他的英国友人、时任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威廉?罗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的译诗。罗森斯坦认为，泰戈尔的诗非常神秘但又新颖别致。他把泰戈尔的诗歌给朋友安德鲁?布拉德雷看时，后者也有同感。罗森斯坦依稀觉得，一位东方大诗人来到了西方世界。他将此事告知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叶芝后来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的西方文坛，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后期象征主义作家往往从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扩展到对历史命运的思考，从对个体的生命探秘扩展到对永恒的普遍真理的探求，而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叶芝。叶芝看了同样充满神秘象征色彩的泰戈尔译诗后写道：“这些诗向我展示出平生梦寐以求的一个世界。这些诗篇尽管属于无比高尚的文化，但却仿佛从普通的土壤里生出的青草和灯心草。”叶芝对泰戈尔诗歌的赞颂鼓舞了罗森斯坦。后者“热情崇拜泰戈尔，并急于让其他的人都来了解泰戈尔的诗作。他觉得他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泰戈尔不仅是印度诗人，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诗人并属于整个世界”。罗森斯坦向英国的印度学会建议，它应为自己的成员泰戈尔出版诗选，叶芝同意为之作序。可以说，他为西方世界“发现”泰戈尔助了一臂之力。于是，英文版《吉檀迦利》第一版于1912年11月问世了。所有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这使泰戈尔立即蜚声于西方世界。这为泰戈尔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从瑞典文学院给予泰戈尔的获奖评语中便可看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颂诗集……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是印度本民族语言的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英语)，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这使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那些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
再看奈保尔。奈保尔与泰戈尔不同，他的家庭虽然也属于印度的高种姓婆罗门种姓，但却非常贫穷。他的父亲只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年轻时打过各种各样的短工，但依靠自学成了特立尼达《卫报》的一名记者，他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奈保尔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更有意义的是，奈保尔还在童年时，他父亲常常会把他叫去，给他读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英国文学作品的片段，如莎士比亚剧本《尤利乌斯?恺撒》中的几段演说，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些片段，等等。他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奈保尔很快就对父亲所喜欢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在殖民地学校里，他学习的是《科林斯经典系列》等。可以看出，奈保尔接受的文学教育主要是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父亲得到了在《卫报》的工作后，奈保尔一家搬家到了西班牙港。据他自己回忆，这座城市只有十二英里远，但他却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把不足挂齿的印度乡村世界，一个记忆中正在变得模糊的印度形象抛在了脑后。他再也无法返回那种熟悉的生活，他与印度的母语失去了联系，他从未再读过《罗摩衍那》。在父亲的鼓励下，14岁的奈保尔就立志要去英国学习。1950年，奈保尔终于如愿以偿。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特立尼达的殖民政府那里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这样的奖学金在当地一年只有四个名额。接下来，奈保尔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于1953年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已经完全具备了用西方强势语言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熟悉的英语进行创作的实力。
不可否认的是，一定程度上，泰戈尔和奈保尔的获奖皆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过去乃至今日政治经济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世界的权力话语。
泰戈尔的英文版诗集《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后，英国皇家文艺协会负责人、正为当时的大英帝国物色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T. S. 摩尔向瑞典文学院寄出了推荐泰戈尔角逐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函。摩尔当时是英国皇家文艺协会的一位要人，他从1912年起便开始负责一项艰巨的任务：为当时显赫的大英帝国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此前颁发的12届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只有鲁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在1907年获奖。“日不落帝国”傲慢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作为英王治下的英属印度的一介臣民，泰戈尔无形中担当起了为印度也为大英帝国争取殊荣的特殊使命。
另一方面，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女王于1858年直接掌握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的控制权。印度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 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文化地理概念，都已经深入英国人乃至一部分欧洲人的心目中。1912年泰戈尔抵达英国时，摩尔视其作品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并举荐之，瑞典文学院则视其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属意之，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此意义上来说，泰戈尔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一位英国评论家于泰戈尔获奖后在英国的《伯明翰邮报》上带着殖民帝国心态所讲的话可以佐证：“从今以后，谈到印度英语诗歌(IndianEnglish poetry) ，谁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就这种诗歌而言，只有这两大代表人物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是一对奇怪的伙伴：吉卜林与泰戈尔！”
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解释道：“奈保尔是康拉德的继承者，他从道德观的角度，也即从对人类造成何种影响的角度，记录了(殖民)帝国的兴衰变迁。”这曲折地反映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隐蔽心态。在他们那里，奈保尔关于第三世界的英语书写就如同康拉德在其小说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里对“野蛮”之地黑非洲的文学叙事。奈保尔与康拉德在某些方面画上了等号。事实上，奈保尔195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学位后，便于1955年与英国姑娘黑尔(P. Hale) 喜结连理并定居英国，在形式上完成了从“边缘”(殖民地)向“中心”(宗主国)的转移过渡。1956年，他成为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自由撰稿人，同时开始创作生涯。奈保尔自1957年发表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起，迄今已经出版了各种作品20多部。获得诺贝尔奖以前，他已经获得众多文学奖，其中包括英国的约翰?鲁林?里斯纪念奖、毛姆奖、布克奖、艾略特奖和首届戴维?可恩英国文学奖等。虽然奈保尔是一外来移民，但他的成就不能不让特立尼达的前宗主国英国引以为荣。鉴于他对英语文学的重要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90年授予他爵士头衔(这与1916年英王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何其相似)。他逐渐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奖评委在内的欧洲主流社会的认可。奈保尔的创作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的范畴。所谓“后殖民地文学”是指原来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诸国的文学创作。但是，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文学现象，“后殖民地文学”都只是英语界的产物。因此，“后殖民地文学”也被称为“英联邦文学”或“第三世界文学”。这些后殖民地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的作品可以称为 “小写的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 。在20世纪60—80年代，奈保尔和其他一些作家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等拒绝“英联邦作家”这一暧昧的称号，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有意无意间进入了一种“新殖民文化安排”的秩序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奈保尔的获奖也许应该是民族不幸(特立尼达被殖民)自家“幸”。
泰戈尔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西方人的东方观有一定的关联。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心态。奈保尔的获奖也或多或少与此相关。
当代后殖民理论家认为，“东方”(The Orient) 是“学者的一种话语，它代表着现代欧洲近来从仍属于异质的东方所创造出来的东方”。进一步说，这种东方主义思想无形中已成为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委的旨趣和判断。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如是说，泰戈尔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英语，传达了长期存在于西方人臆测之中的“东方宝库的福音”。“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的、平静的、奉为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种文化寻求的是灵魂的恬静和安宁，这与自然本身的生命是互相和谐的。”对于奈保尔，诺贝尔奖评委们则说，在他的小说《抵达之谜》中，“就像一位人类学家在研究密林深处尚未被开发的一些原始部落那样”，他“创作出了旧殖民地统治文化悄然崩溃和欧洲邻国默默哀亡的冷峻画卷” 。“东方宝库”也好，“原始部落”也罢，均可看出他们阅读泰戈尔诗歌与奈保尔小说时一种积极而隐蔽的“误读”心态。
两相比较，泰戈尔之所以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青睐，还与他的诗作中体现出来的东西合璧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关。而奈保尔的获奖，则又与后殖民时期或全球化时代里文化身份认同及人类生存境况受到世人普遍关注有关。这里，明显地体现出时代语境对于文学审美的制约和影响。
印度学者曾经说过：“与所有伟大的世界诗人一样，泰戈尔既属于祖国也属于全人类。”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也曾评价道：“可以坦率地说，泰戈尔是一位世界诗人。他使用的语言是美丽之辞，带来审美愉悦而非世俗快感，其中不只包容了神灵慈爱和人神关系，还有人类之爱。浓郁的美弥漫了泰戈尔的作品并使之更显高贵，从而征服每颗心灵。”泰戈尔因之获奖的《吉檀迦利》是一部献给神的颂歌集，他无限崇敬的神，实质上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泰戈尔一生都在思考神、自我和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吉檀迦利》正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信仰标准——自由、平等、博爱——来包装印度传统宗教的神，其实质是他的以人为本的宗教，而非以神为本的宗教。这里面包含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感和与万物的亲近感，并在追求有限之中达到无限的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很大程度上是欣赏这一点的。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泰戈尔的诗歌能为整个西方世界所赏识，泰戈尔诗歌里充满了“为全人类所理解的真正的人性”。“这位诗人的动机之一是在努力调和人类文明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乃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特征，因为它构成了我们在当前这一时代的首要任务和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泰戈尔获奖时，欧洲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可以说，人心惶惶的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抱着寻找救世良方、解除欲来之危机的心态去阅读泰戈尔的。一战后，泰戈尔在西方世界宣讲他以东方“良方”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主张，曾经在欧美大陆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这与早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赏识泰戈尔诗歌中神人交融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