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将自己视为前殖民地的居民和一个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者(a homeless cosmopolitan)。因为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自己和反映个人历史，人们可将之视为论述和透析当代世界的“个人化体验”。瑞典文学院认为，奈保尔的作品主题最初是关涉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群岛的，而现在他的文学范畴已经延伸得很远，涵盖了印度、非洲、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英国”。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奈保尔的文化身份的确复杂而特殊。他虽是印度高种姓婆罗门的后裔，却远离了印度文化的大氛围；他出生在特立尼达，但对这个曾被西班牙和英国先后殖民过的岛国的贫瘠历史文化并不认同；他接受了英国教育并定居此地，但又无时不在一种“中心”和“边缘”感觉之间徘徊。基于此，奈保尔的作品一方面关注后殖民社会边缘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后殖民地边缘文化与欧洲主流文化的冲突。他的第一部印度游记《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又译《幽暗国度》)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他对自己文化身份和精神归属的追问与思索。对奈保尔而言，没有家园不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实际的人生境况。他的无根是文化性的。这种“无根”问题涉及当代人类世界地缘政治、殖民历史、种族矛盾等多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说，它还关涉人类“精神家园、文化认同和价值探寻”。再具体到作品上，在被瑞典文学院誉为杰作的《抵达之谜》中，叙述者最终拥有的“房子”，已经不是前期小说表现的对扎根与安身立命的渴望和象征，它更是奈保尔“生存在这个急遽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重新发现和创造出的自我栖居之所”。本来，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奈保尔的生活哲学也许应该称为存在主义。“尽管后来他受加缪和萨特作品的影响，他还从自己的观察和对世界的体验出发，形成一种自己的生存哲学”。奈保尔苦苦追寻后殖民时代的“诗意的栖居”，恰与当代世界人们普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的生存哲学暗相契合。如果说他与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等人的相同点在于自愿或被迫地放逐流亡的话，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深深影响他的关心人类生存状态的作家萨特、加缪等人的青睐，则可解释奈保尔与该文学奖的某些深层关联。
第二节关于印度社会的观察论述
泰戈尔与奈保尔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但是由于他们与印度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印度这方神奇的土地。下面分析这两位隔代作家在印度社会观察论述上的异同。
首先必须承认，泰戈尔与奈保尔都有一种浓郁的印度情结。泰戈尔对于母邦印度非常热爱，他常常在诗歌、小说等作品中抒发这种挥之不去的爱国热情。例如，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他借女主人公苏查丽达对弟弟萨迪席所说的话表达了这种激情：“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人物，发生了多少伟大的战争，创造了多少伟大的真理，修炼了多少伟大的苦行！这个国家从多少不同的方面研究了宗教，提出了多少解释生命奥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印度！” 言辞间透露出他对印度文化无比珍爱的感情。而作为有着印度血统的移民作家，奈保尔的印度情结也有迹可寻。他说，印度是他的祖先之邦。“由于所受的教育，我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非常非常纯的印度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因此，他说：“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忘弃的人民。我必须写印度。”他曾先后三次赴母邦印度“寻根”，并于1964、1977、1990年分别发表“印度三部曲”即《黑暗地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历经百万叛乱的今天》。印度文明的方方面面在奈保尔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印度的问题非常复杂，深谙印度国情的泰戈尔曾说过：“我们印度的真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正是因为两位作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印度情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印度文明的社会问题上。具体说来，泰戈尔与奈保尔在论述印度的社会问题时，涉及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问题、农民问题、民族心理特性以及印度与英国的关系等许多方面。
种姓制度可谓印度社会的万恶之源。它阻挡了印度文明的前进步伐。就印度历史发展而言，种姓制度值得一提。正如印度种姓制度研究专家、中国学者邱永辉先生所言：“整个印度历史都是一部外族入侵史，种姓制度妨碍人们组织起强大的抵抗力量。”作为一个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泰戈尔既接受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有益成分，又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浸染熏陶。因此，他从尊重人的价值出发观照和打量种姓制度，认为它是一种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东西。泰戈尔深信：种姓思想“根据某种机械的分类调整人。它突出人的消极面——与他人格格不入。它损害人们心中完美的真理” 。泰戈尔从印度教的特性入手分析了种姓制度之于印度民族团结的弊端：“印度教不赞成抹掉差异，实现统一，而赞成在尽可能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实现统一。然而，这样的统一不是天然的，缺少坚强的凝聚力。” 他还将批判眼光从种姓制度本身延伸到受其影响的家庭和社会领域。他认为，种姓制度把印度家庭和乡村社会像项链一样栓在一起，使其失去应有的活力。“确实，我们和他们(西方)的社会状况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的社会局限于家庭与村落，在这个圈子里，关于人际关系，有几条刻板的原则，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在奈保尔看来，同样的种姓制度，在特立尼达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而在印度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他说：“在印度，种姓却蕴含一种强制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 他还说：“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这说明，奈保尔与泰戈尔都看到了印度种姓制度的实质与弊端所在。奈保尔以一位印度速记员与其有留美经历的新上司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说明，种姓意识在印度人心中已根深蒂固，没有哪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奈保尔的结论是：“种姓制度的恶果不止是不可接触制和对污秽之物的印度式神化，还在于它加之于人的全面顺从、自我满足、不思进取以及人之个性和灵性的剥蚀。”可以看出，虽是婆罗门种姓后裔但却有着西方生活经历和西学背景的奈保尔，对于种姓制度持鲜明的否定态度，这与泰戈尔相似。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博物馆。根据印度政府1981年的调查，印度人口的99.36％是当今印度七大宗教的忠实信徒。信仰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等宗教。在印度可以找到所有的世界性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和地方性宗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印度的多样性使得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的正常特征。对此，泰戈尔异常清醒。他说，印度不像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印度颇似有多种语言但民族不同的欧洲。“印度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缩影。”具体说来，泰戈尔对教派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上。在他的心目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对立成为一个无法容忍的恶例。他认为，历史上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从最初的冲突走向融合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融合采取的是一种前者同化后者的特殊方式进行的。泰戈尔指出：“穆斯林通过武力征服了印度大陆，印度则按照大自然的正确规律，凭借人口的众多和内在的生命力，同化了穆斯林。” 泰戈尔还认为，穆斯林文明与印度教文明互相交织，两者之间有过无数正常的交流。印度教的音乐、文学、艺术和习俗都与穆斯林有关，两者互相融合。印度这幅织锦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织成的，是两大教派合作的结晶。循着这种逻辑，泰戈尔发出了民族团结的呼声：“如果有印度民族这么一个民族存在，那么，这个民族无论如何不可以将穆斯林排斥在外。” 泰戈尔的论述充满了理想化色彩。事实上，从他那个时代起，历经印巴分治时期的种族大屠杀一直到2002年的古吉拉特教派冲突，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印度的融合团结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由此也可见泰戈尔关于教派问题论述的宝贵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