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人们努力找寻着其失败的原因，而作为这次农民运动转折点的“天京事变”，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然而，直到今天，“天京事变”是怎样造成的、究意是谁造成的还是一个谜。
1856年，一场“太平时，王杀生”的历史悲剧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发生了，这就是“天京事变”。
最通常的说法是杨秀清“逼封万岁”与洪秀全“密诏杀杨”的说法。综合起来，大概如下：攻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后，指挥作战的东王杨秀清十分骄傲，把功劳都归于他一人，心存篡窃之心。
杨秀清借口西线紧急，把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派到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只剩下天王和杨秀清自己，杨秀清认为时机已成熟，就假借天父的名义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假装“天父”的口气要洪秀全封其为“万岁”。
洪秀全假装高兴。二人于是决定在下月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
洪秀全还宫后，一面命令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派人送密诏给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令他们火速返京，勤王护驾。
韦昌辉得到密诏后，立即带领3000精兵赶回天京城外，在守城军官的配合下，趁着深夜悄悄进入城内，与燕王秦日纲合兵一处，攻入东王府。
杨秀清和他的爱妃正在睡觉，被突然到来的秦日纲一刀杀死，刀刃穿出后背。
杨秀清被杀死后，韦昌辉和秦日纲把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全部杀死，其中包括杨秀清的母亲及妾侍54人。
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一文中这样解释“天京事变”发生的原因：“天京事变”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杨秀清企图夺取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逼封万岁”，可是洪秀全自然不让，密令韦昌辉把杨秀清杀死。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开创者，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但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和宗教的实权被杨秀清所控制。
杨秀清开始时把洪秀全当做傀儡，用以号召群众，后来由于军事的胜利，就想把洪秀全一脚踢开。但是，洪秀全是一个刚毅不屈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一生都为坚持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路线而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洪秀全当然不能让人把他当做傀儡，更不能让人把他一脚踢开。因而，当杨秀清“逼封万岁”，企图篡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时，洪秀全就命令韦昌辉把杨秀清除掉。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学者对“天京事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认为杨秀清并未“逼封万岁”，而是洪秀全鉴于杨秀清的功劳“主动加封”；或认为杨秀清实际上已是“万岁”，没有必要“逼封万岁”；或认为，洪秀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是为了激起韦昌辉的杀心，以借刀杀人，天京事变完全是洪秀全一手导演的；或认为洪秀全并没有密令韦昌辉杀杨秀清，而是韦昌辉擅自所为，假借天王的旗号“矫诏杀杨”。
同时，更有学者认为杨秀清“逼封万岁”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政治谣言。杨秀清完全就没有必要“逼封万岁”，理由是如果说杨秀清为了夺权，则业已大权在握的杨秀清不需要再夺取什么权力。
如果说封万岁是为了尊荣，则赐封万岁者（洪秀全）仍然比杨秀清高出一头，这样的做法对于杨秀清于名于实都没有任何益处。
那么谣言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持以上说法者认为这要看谣言对谁有利，据此就不难找到制造谣言的线索，因为造谣者总是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不利于自己的谣者。
比较洪杨双方，谣言自然对洪秀全有利而对杨秀清不利，因此，杨秀清不可能造谣言。杨秀清如果是洪秀全下令杀害的，作为杀害的理由，这一谣言只能直接来自洪秀全；如果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这一谣言就只能来自韦昌辉。但是，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同意，因为“逼封万岁”这样的谣言，必须得到洪秀全的认可。归根结底，最终都是由洪秀全造成的。
在当时，天京的兵权由杨秀清控制着，北王、翼王等又在外领兵。身在天王府内的洪秀全要除掉杨秀清，就必须借助北王和翼王的力量。怎么办呢？于是洪秀全就故意上演了一场“加封万岁”的闹剧，然后再把杨秀清“逼封万岁”的风声放出去。
不论“天京事变”的造谣者是谁，总之，这场起义领导者的内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太平天国运动从此由盛转衰，最终失败，让人不由不扼腕叹息。而洪秀全本人，则成了这一事变的最大胜利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王”。
18、 李秀成投降书是真是假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太平天国人物评价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当他不幸被湘军俘虏后。竟一改往日之英勇，在囚笼里写下了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后人所说的《李秀成自述》。这篇《自述》使李秀成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给自己从前十余年无所畏惧的征战历程抹了很大的污点。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李秀成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质疑：李秀成真的是叛徒吗？李秀成的投降书是真的吗？
李秀成投降书的原稿在后世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当时李秀成被害后，曾国藩命人将他的《自述》删改、誊抄了一份上报军机处，这份誊抄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即所谓的“九如堂本”。至于原稿的去处，世传曾国藩既没有将其上交朝廷，也不肯公开示人，而是私下扣留。他的后人也对此讳莫如深，严加保管，对外人一概保密。当曾国藩的刻本问世后，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有人从根本上否认了这个投降书的真实性。如《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文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呤认为李秀成投降书根本就是别人伪造的，甚至李秀成被俘虏一事也可能是伪造的。
1944年，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在百般请求下终于在曾家的藏书楼中阅读到了投降书的原稿，抄补了5000多字，还拍摄了14幅照片，之后根据这些文字和原来“九如堂本”的2.7万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该书以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的鉴定作为依据，指出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忠王的亲笔。例如，罗尔纲先生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拿“原稿”和庞际云收藏的李秀成亲笔答词28字真迹对照，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最后断定“原稿”是真品。从内容看，“原稿”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14年间的每个过程和细节，这是曾国藩难以捏造的。此外，罗尔纲还指出，“原稿”的称谓大都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这也不是旁人能够清楚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也不可能做到自然地遵守。而“原稿”中大量的李秀成家乡的方言，更是曾国藩等人无法伪造的。
罗尔纲的这一观点曾一度成为定论，但是，随着曾氏后人所存的“原稿”的出版，更多人看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全貌。在20世纪的80年代前后，学术界再次掀起了一场论战，如荣孟源曾经两次撰文断定这份“原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他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李秀成的自述一共写了9天，每一天若干页。按照常理，全文应该有8个间隔，但是今天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每天的间隔。何况，既然是每天各交一些，真迹就应该是散页或分装成9本，但是今本却是一本装订好的本子。由此可以推测，所谓的“原稿”显然是曾国藩派人将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
其次，根据很多材料的记载，李秀成当时写了5万多字，然而今天的“原稿”影印本却只有3.6万多字。那少了的1万多字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应该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既然是被撕毁，那么“原稿”的内容就应该上下不相衔接。可是在影印本中，每页都标有页码，整齐清楚，并且前后内容完全相连，人为的痕迹十分明显，显然是删节后的抄本。
第三，从写作的形式等方面看也有问题。太平天国有严格的书写规定，而“原稿”的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等词多数并不抬头；一些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时候却避讳了，如凡“清”字均不讳，而不该讳的“青”却写成了“菁”等。这些显然都是违背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的。何况，这样的笔误在“原稿”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笔误。
针对荣孟源的意见，也有人提出反对。陈旭麓认为，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至于书写形式，李秀成作为一个成年人早就已经形成了通行的书写习惯，尽管他熟悉太平天国的书写格式，但因疏忽犯讳，并不奇怪。
说曾国藩作假也不合情理，他若要作假应该是在上报军机处和刊刻的时候就完成，何必造个假东西当做宝贝传之后代？曾氏后人又何必要将这个显然会招来众议的假东西公诸于众？而钱远熔认为这个“原稿”不仅是李秀成的真迹，还是完整无缺的。曾国藩只对它进行了删改，并没有撕毁或是偷换。
对于钱远熔“完整无缺”的观点，罗尔纲先生虽然不同意，认为“原稿”确实有被曾国藩撕毁的地方，但他仍然坚持“原稿”并不是冒牌货，是李秀成的真迹。
不仅国内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争论不已，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予以关注。
1978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即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剪裁。”他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整性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持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今天所见到的《李秀成自述》确实是李秀成亲手写的，等等。
李秀成生前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对后期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后世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李秀成自述》，也许是论断他功过的最好证据吧。
19、 袁世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吗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革命，提起戊戌变法，人们会想起康有为、梁启超，然而，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袁世凯。因为在一般的正史、野史记载中，都说戊戌变法是败于袁世凯之手，认为正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
这一观点的依据是袁世凯死后才公开发表的日记。日记的大意是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那天，“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声色俱厉”地逼迫袁世凯带兵围攻颐和园，把慈禧太后废掉。袁世凯由于看见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危及自己的生命，为了不吃眼前亏就假装答应谭嗣同。谭嗣同离去后，袁世凯连夜反复思量，决定第三天“请训”后马上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袁世凯在日记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诛除误国误君之徒”以“保全皇上”才告密的。袁世凯还向荣禄宣誓说“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死耳”，荣禄得报，当晚就入京向慈禧告变。日记的记录表明，9月21日的政变正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发生的。
可是近些年来，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的说法遇到了多方面的质疑。
有人认为，政变早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的那一天就已经发生了，因为19日慈禧已经提前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光绪皇帝处于被监视之中。光绪帝失去自由，这意味着政变的发生，21日宣布“训政”，仅仅是形式而已。所以，袁世凯于20日晚向荣禄告密已经与19日的政变无关系了，因此并不能把戊戌政变归罪于袁世凯。
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提出：伊藤博文来华应该是政变的真正原因，而御史杨崇伊的密折则是政变的导火线。
因为在变法刚开始的时候，慈禧对变法并不反对，这从慈禧允许光绪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中可以看出。在慈禧太后看来，只要不对她尊贵的地位构成什么威胁，皇帝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一概不管。康有为等人不过是一介书生，任他再闹也闹不到天上去。
但是在变法期间有几件事情令慈禧感到恐慌，她才决定回宫发动政变。
一是光绪请求启用议事机构懋勤殿，它实质是一个专属于光绪的办事机构。慈禧认为这使光绪完全摆脱了她的控制，使她感到不快。
二是光绪召袁世凯到京，准备授以重任。而袁世凯掌握着兵权，自然引起慈禧警觉。
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伊藤博文来华。9月12日，正当戊戌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日本的实力派人物伊藤博文以“私人”的名义访华，维新派因此而大为振奋。康有为等人与伊藤博文接触频繁，许多维新派人士争相向光绪皇帝建议把伊藤博文聘请为顾问，以便辅助新政，同时说“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决定9月20日（八月初五）召见伊藤博文。
在慈禧等人看来，维新派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起来。所以，变法刚开始时，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联日英以拒俄，就遭到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伊藤博文的到来，更使顽固派恐慌异常。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起草了一个密折，通过庆亲王奕呈给慈禧太后。密折说“依（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因此，由以上的史实得出的结论是戊戌政变的爆发与袁世凯的告密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伊藤博文来华才是政变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八月发生的政变，皇上被幽禁，维新派遭到株连，新政被篡改，这样想法已非止一日，可是借口发难，却是因为伊藤的到来。”
第三种说法认为：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虽然确实为9月21日早晨，但是政变在荣禄还没有把袁世凯的密告递到慈禧那里的时候就发生了。而此时，袁世凯的密告尚未递到慈禧那里。根据这种说法得出的结论也是认为戊戌政变的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袁世凯的告密。
毕竟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难以辨明，然而无论如何，袁世凯所负上的千古骂名不会因为这个未解之谜而被洗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