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的经济结构是多样互补、整体均衡、圆满的。国有公有经济居于圆心，引导经济伦理经济秩序向公天下的善方向运动。共富的分配结构是，个人产权遵循合理差异、多方互补、整体均衡的联合，是共产制度的科学实现方式；企业家响应国家领袖圣贤精神，全面提升自己灵魂成长，领导企业更好为社会服务。
共富的管理制度不是“优胜劣汰”制造两极分化，只顾短期局部利益；而是“扶劣并优”均衡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兼顾整体长远发展。
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邓小平亦指出“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从建国实施国民经济改造建立计划经济制度的三十年到改革开放双轨制逐步建立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十年，两段历史是辩证运动的统一。
计划统制经济时代，将中国从旧社会百废待兴的困境中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迈入国民经济改造与建设，逐步建立了国家基本工业与大型农业基础设施，为国家经济改革与腾飞铺垫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它的缺点是，如果社会整体财富容量不够，一味的大锅饭、绝对公平分配的计划制会导致活力不足与死水一潭僵硬的极端，最后会导致整体贫穷与物质匮乏。
特色市场经济时代，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改造经济结构，拉大社会差异，激活市场竞争，增加社会整体财富容量；它的缺点是，如果无休止的市场竞争会导致两极分化的极端，少部分人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而大多数人物质财富匮乏，社会分工合作创造的物质财富因分配不公而不能发挥它更大更好的作用，不能促进社会与市场的均衡运行，最后陷入西方互损循环的周期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动荡、政治危机与民族分裂危机。
江泽民指出：历史的车轮正把我们带入二十一世纪。历史是车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是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而辩证运行的。如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已经陷入贫富悬殊的极致。历史的辩证法呼唤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开始新一轮螺旋型上升运动。
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激发了社会活力，极大增大社会整体的财富容量；但同时也制造了众目所睹的社会严重分化。江泽民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胡锦涛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历史自身演进的规律表明，中国社会面临再一轮与时俱进的改革转向。唯有遵循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心跳引导历史潮流，中国才能将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避免局部短期利益至上而罔顾整体长远利益陷入互损循环；才能将之实现更好更科学的配置，使之实现社会整体长远效益的最大化；才能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最大化贡献力量；才能不辜负人类历史重托，为世界周期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旧文明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建设科学发展与极具感召力的和谐社会高级文明。
孙中山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作为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民生主义的表述，追求“天下为公”、国家与公民共富的理想。毛主席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精彩：“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对追求共同富裕的经典阐释。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一再鲜明地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更重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共同富裕凝聚了百年民族救国图强的共同意愿。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极地；无论是共觉共兴共和共富共生的和谐社会数学原理，还是依据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领袖的高贵精神，伟大的改革应开始伟大的再转向！这样才能跳出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割裂、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互损循环、资源配置整体效益最小化的覆辙，才能跳出西方反华设计的和平演变陷阱；才能牢牢确立共产党的立党宗旨，高高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旗帜，才能重新收回朝野上下追求局部短期利益至上罔顾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失衡导致的社会割裂与流失的民心，澄清社会风气，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才能给困境重重的西方世界旧丛林文明指出一条可持续性科学发展、和谐共生的光明道路。
历史螺旋型回升发展。螺旋型回升，是需要用辩证逻辑思维来审视改革开放本身，要对从跳出左的极端陷入右的极端进行再次跳跃，实现中正、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维护国有经济与民私有经济“混合均衡、差异互补、多样共生、整体共和”的圆满生态。
坚持科学发展的经济改革，就应该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在一定时段内追求差异化，扩大社会整体的财富容量，但社会差异到了这个阶段的极致时，就应该缩差共富，避免陷入经济悖论的周期经济危机循环之中。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少年首先是成长骨骼高度，然后再逐渐的横向成长，构成匀称健壮整体均衡的成熟身体。一定阶段内的扩大差异化竞争，就是扩大社会圆的半径，增加社会财富的容量。但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历史惯性下的财富差异是有极致的。
西方依赖线性的形式逻辑思维，不能看待形式逻辑思维的局限与事物的边界，在假设中寻求直线前进，结果踏入悖论的悬崖。形式逻辑陷入悖论的状态，本身是辩证逻辑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消除这种对立割裂而不能互补的悖论状态，使之转为对立互补的均论状态，维护事物的稳定健康运行。一味迷信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分析工具主导经济事物，忽略了自己的有效的条件与边界，不能正视经济整体循环运行的辩证运行关系，于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的经济危机；为了避免国内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惜向外扩张殖民，来消解国内的危机。这个道理就是形式逻辑为了克服悖论危机，通过扩大论域来化解，但在更大更高层面导致悖论危机。西方学者至今都看不到或忽略了构建文化理论基本逻辑工具的局限，以致忘记了自己的理论适用范畴边际，则必然导致各个领域悖论循环的危机。西方周期政治经济艺术危机从来得不到化解，根本就是这个逻辑与价值失衡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从它的鼻祖开始，就陷入“斯密悖论”。此后，理论形态上一直是经济悖论不断。而每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悖论的具体表现。之所以陷入悖论，根本就是文化自性危机——逻辑工具失衡，导致价值失衡，交易失衡、市场失衡、社会失衡。但是西方缺少接纳矛盾关系的辩证逻辑，而是运用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黑格尔的学问在西方是不受主流欢迎理解的。所以，他们总是要通过长期的互损博弈走了弯路之后才寻找到“构建均衡系统必要性”的结论。但只有矛盾的对立互补、均衡统一才构成了均衡系统。
它们也在某些局部用辩证法思维，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流入中国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还不了解辩证逻辑。世界的数学与逻辑学界从形式逻辑向数理辩证逻辑转向也是2011年从中国学术界率先开始的事情。西方形式逻辑系统，中国早已吃透；但中国的辩证逻辑成就，则远远领先西方逻辑学界，掌握了世界逻辑转向发展的先导权。逻辑工具的转向也必然导致相应的世界学术范式革命。所以，东西方的经济学家由于西方教育模式与学术范式导致“专而不通”的局限，普遍只懂得一点辩证法思维，它们不懂得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就是辩证法的形式符号系统，使之更为严谨，更好地描述客观事物运动状态的科学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两种逻辑的推理特征与适用范畴，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两者是等同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是根据个人兴趣与市场社会反馈，局部使用辩证法。
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的“理性经济人”，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人利己天经地义作为核心价值。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来自于“个人至上”个人是新上帝的欧洲文艺复兴与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宗教改革的价值诉求，他们宣布上帝死亡后为了满足资产阶级逐利扩张的要求，不惜歪曲宗教教义，将个人地位上升为新上帝，将宗教原理蜕变为资产阶级义理基础。鼓吹所谓的自由，最早也是建立在人性失衡的私恶基础之上，这样客观上为“狼群自由必然导致羊群死亡”（伯林语）的低级社会提供了假设性的学术认知肯定，满足了少数资本家权贵的利益需求。
而所谓人权、民主、平等，忽略了这个假设的私恶——“失衡价值”基础，都是局部有效的小脚巨人的空中楼阁。他们擅长瞎子摸象各执一词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怀疑宇宙整体的真理；他们不懂天道宇宙法则，也就无法发现事物之间普遍的逻辑关系，更无法用天道辩证逻辑来厘定人性私恶与公善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每个人私利的联合组成了公善。私有只有兼顾社会整体公平才是真正公善道义的私有。公善只有落实到每个人的私利形成均衡才是真正道义的公善。公善私有失衡，国有不落实到每个公民的产权至上，一旦政治行为丧失了公善圣贤精神而追逐私利至上，就会客观变成新官僚阶层的官有。公私善恶是一对互补的辩证关系。只有运用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建立起“人己、公私、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彼此均衡互补”的中道价值基础，才是符合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私恶立论，强调个体价值局部价值短期利益至上，而忽略了社会集体整体长远价值；传统社会主义则截然相反，强调社会集体价值、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至上，而忽略了组成它的具体的个体。两者处于两个极端之中。好比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初果，差异化形成了整个文明框架，但陷入两极分化之中。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青果，整体均衡却财富容量少不成熟。共产主义是要满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配置使之均衡，通过个人产权的联合科学的实现共产，则形成金黄的熟果。
他们也用辩证法强调人人法律面前平等、个人自由的边界是不影响他人自由。尤其自由主义流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右派学者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了修补自由主义的工具。自由主义者们大都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辩证思维与辩证价值来为失衡的古典自由主义来解套。
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导致他们的分析工具与文化理论总是局部有效的。忽略这个局部有效的基础而搭建起来的文化大厦，就形成“一粒沙上搭建筑的”小儿麻痹症。西方的制度设计由此形成了具有欺骗性的虚拟性的制度原理，通过构建一套制衡的制度形式保障平等、人权、民主、宪政，以掩饰实质并不平等、反人权、反民主、反宪政的事实。机会平等忽略了西方财阀的家族世袭社会不平等事实、人权与民主忽略了西方财阀金融世袭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美联储私人家族70%股份政府占30%就是一例）、垄断性的传媒学术实体形成的私天下的“隐性特权”、“隐性专制”、“隐性人治”（其实也是显性特权、专制，但西方语义系统给刻意掩盖了）事实。西方以往被暗杀的总统其实是客观反映了西方隐性的特权专制人治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