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戴维·纽瑟姆的对话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夫公主的传话，说她希望见我。我曾经在几次非正式场合遇到过阿什拉夫，当时她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委员会（U.N’。S Women’s Rights Commission）里的伊朗代表。3月23日星期五傍晚时分，我和约瑟夫·里德到了她在纽约的一栋城镇房屋。
阿什拉夫是个意志坚定的矮小妇女，对自己的家庭极其忠诚。她一脸愁容地描绘了她哥哥的悲惨境地，请求我与卡特总统交涉，改变他的决定，或者至少另外给巴列维国王找个避难国家。阿什拉夫告诉我们，哈桑国王已经定下最后期限，从那天起7天内她哥哥必须离开摩洛哥。“我哥哥无处可去，”她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
我的处境很尴尬。在我与巴列维国王过去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事情使我觉得自己对他负有强烈的义务。他从来就不是我个人欠过情的朋友，他与银行的关系也到不了我为他承担个人风险的程度。事实上，如果伊朗当局确定我给予巴列维国王及其家庭的帮助太多，那么大通银行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很有耐心、很关切地听着公主的叙说，但没有承诺会采取任何行动。
那天晚上，我与亨利·基辛格和哈皮·洛克菲勒—内尔森的遗孀—在她波坎蒂克的家中一起吃晚饭。我和亨利讨论了我们跟戴维·纽瑟姆的通话情况和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哈皮向我说起了内尔森与巴列维国王的亲密友谊，以及他们跟他和他的夫人法拉哈·迪巴于1977年在德黑兰一起度周末的情形。哈皮提醒我说，当巴列维国王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得不离开伊朗的时候，内尔森曾经主动提出为他在美国寻找一块合适的地产。
我们还谈论了卡特总统拒绝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的“创举”。我们两人都相信，我们的盟友—尤其是曾经为我们承担过巨大风险的中东盟友，比如萨达特和侯赛因国王—很可能因为这一举措而重新考虑能否依赖美国的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及内尔森的承诺，我和亨利同意，在卡特政府就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形下巴列维国王可以获准进入美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帮助巴列维国王。美国对外政策的“智囊”之一、在卡特总统上任头几年曾经在若干问题上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杰克·麦克洛伊不久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寻找安全庇护所
我们已经听说，除了埃及以外，欧洲和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着激怒波斯各个新总督的危险而为巴列维国王提供庇护，因而我们将重点放在了西半球。我们得到的回复不理想，但在关键时刻，亨利说服了巴哈马的外交部部长给巴列维国王签发临时签证进入他的国家。巴列维国王和他的一行人于3月30日到了那里。
在拿骚迎接巴列维国王的是罗伯特·阿莫。这个年轻的公共关系人物在内尔森担任州长和副总统期间一直是他的职员，而且在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继续为他工作。阿什拉夫在1978年年底留下了阿莫，以便改善她哥哥在美国的公共形象，而就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逗留期间的最初安排进行谈判的正是阿莫。由于美国官员们不愿意提供支持，阿莫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我让约瑟夫·里德尽全力帮助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约瑟夫和阿莫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处在了不得不处理巴列维国王流亡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位置—从聘用警卫到为巴列维国王的孩子们找学校。此外，约瑟夫成了美国政府的联络人，定期向国务院的戴维·纽瑟姆报告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并偶尔给他带回信息。
1979年4月初，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巴列维国王流亡生活的周期或性质，也的确不知道他最终会在哪里找到永久性避难地。根据行政官员们告诉我们的信息，我和亨利认为，在巴列维国王于巴哈马相对短暂逗留之后，总统会允许他进入美国。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不久以后，非常明显的是，巴哈马的总理林登·平德林以及他的同事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巴列维国王那里赚钱，而不是为他提供私密性和安全。比如，平德林坚持让巴列维国王一行人住在帕拉代斯岛—那是拿骚外面的一个旅游区，平德林在那里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阿莫和约瑟夫都汇报说，巴列维国王非常担心谣传中霍梅尼派遣的“神出鬼没的杀手队”。他非常愤怒的是，平德林及其密友们似乎要榨取他的每一分钱。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的待遇实为屈辱，因此，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开始为他寻找其他安身之地。
冷冰冰的白宫会议
巴列维国王刚刚抵达拿骚，我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图说服卡特总统允许他进入美国。约瑟夫向我汇报说，巴列维国王“对卡特个人的背信弃义”深感伤心。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就计划与总统在4月9日会面，讨论纽约市的韦斯特威项目。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通报最近一些外国领导人针对我们对待巴列维国王的问题而表示的担忧。我准备了一页纸的汇报，并在我们结束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时交给了总统。我把汇报的一部分摘要如下：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有机会访问了亚洲、非洲、欧洲和中东的二十多个国家。我访问的许多国家都相对较小，对于美国的目标来说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尽管如此，这些国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看做美国的朋友。
在我所见到的国家首脑和其他政府领导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担忧—他们感觉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来回摇摆，缺乏可以理解的全球战略。在这一方面，他们常常影射我们不公平地利用了值得称道的人权目标。他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朋友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我建议，总统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华盛顿是有益的，以便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继续指望获得我们的支持。卡特的反应很冷淡，只是暗示说他会与他的顾问们商量此事。
在离开之前，我还劝说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德黑兰大使馆有什么威胁，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强国似乎不应当屈服于敲诈勒索。总统显然很不耐烦。等我说完后，他便生硬地结束了我们的会面。
随着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形势的恶化和美国“大门”的关闭—至少短期内是这样，我和亨利都在另外寻找一个愿意接纳巴列维国王的国家，同时也得是他愿意前往的国家。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但其中一个可能是奥地利。4月底，在维也纳的一次毕尔德堡团队会议上，我跟布鲁诺·克雷斯基总理谈起了此事。他似乎对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很同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告诉我，“我知道难民是怎么回事。”我离开维也纳的时候，相信克雷斯基会接受巴列维国王。我们与他保持着联系，但他却一直没有发出正式邀请。
亨利的运气好一些。我们两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数次遇见墨西哥总统波提洛，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亨利说服波提洛越过他的外交部部长—那位部长觉得墨西哥不应当无视美国的态度—给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签发了签证。巴列维国王一家于1979年6月10日到达库埃纳瓦卡。墨西哥政府非常周到，巴列维国王觉得自己的新环境相当愉快。
再次拒绝总统的请求
眼看巴列维国王安全地在墨西哥安顿下来，我希望我个人不再需要代表他介入此事。因此，虽然亨利·基辛格继续公开批评卡特政府对伊朗危机的全面处理及其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虽然杰克·麦克洛伊不断写信给万斯，要求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但我却没有采取任何动作—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来影响政府对此事的考虑。
尽管卡特总统对我试图说服他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而感到恼怒，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为难我。我与他以及他政府里的其他高级官员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好，以至于在7月19日那天，总统把我从大通银行的一个董事会上叫出来，要我取代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担任财政部部长。第二天，我到华盛顿去与他讨论此事，但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在如何管理国家的金融事务问题上分歧太大，无法轻易消除。于是，总统任命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来担任财政部的这个职务。
令我吃惊的是，几天以后，米勒代表总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考虑取代他的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这个提议，我给予了认真考虑，但最后我也谢绝了。坐在那个位置上，我将负责执行一系列严酷的政策，以便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美元。我作为一个富裕的共和党人，名声很大，同时还是个银行家，要证明苛刻金融政策的合理性并让疑心重重的国会和愤怒的公众接受，实在极其困难。我跟我的朋友安德鲁·迈耶谈起这件事，他也同意此事难度太大，无法克服。我把我的决定通知了米勒，并强烈推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时的总裁保罗·沃尔克承担该工作。
“出于人道主义缘故允许入境”
卡特总统的伊朗政策在1979年夏季期间开始松动。巴扎根政府还在当政，但也仅此而已。他在恢复伊朗经济活力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哈尔克港到处是装货的油轮。美国和欧洲的各家公司—包括大通在内—在因为巴列维国王的离境、霍梅尼的归来而导致的混乱局面平静下来之后，立刻在春天恢复了营业。但是，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很不稳固，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都可能破坏仍然脆弱的局面，产生又一次危机。
1979年夏季期间，当巴列维国王生病时，这样一种事件便开始在库埃纳瓦卡出现。8月初，约瑟夫·里德去看他时，注意到他的手表带非常松，但却把它当做某种皇室癖好而没有当回事儿。一个月以后，约瑟夫发现巴列维国王的体重又减轻了，显然得了黄疸病。约瑟夫被告知，巴列维国王可能得了疟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