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在德黑兰建立了网点之后，我们从银行存款的集中和贸易金融活动中获利最多。由于1973年后伊朗从石油销售中赚取的利润增加了，伊朗人在大通的存款也大幅度上升。此外，我们的贸易金融业务也蓬勃发展，因为我们继续为伊朗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提供融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天从大通进出的资金高达5 000万~6 000万美元，而在1978年年末，伊朗的存款一度超过10亿美元。当伊朗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为其大型公共领域项目融资的时候，大通率先筹措了8笔辛迪加贷款。到了1979年，我们作为辛迪加贷款的代理，业务量达到17亿美元，其中我们自己的部分大约为3.3亿美元。这些数字很了不起，但绝非突出，因为截至1979年年底，大通的海外贷款总额超过了220亿美元，我们的总存款超过了480亿美元。
此外，这些金融关系中没有一个依赖的是我与巴列维国王的“特殊关系”，而是大通在世界金融市场领先作用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巴列维国王本人成为一个顾客。他希望将自己的大部分钱存在瑞士。
悲观的画面
巴列维国王政权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运用新的石油财富来改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要做到这一点，钱当然绰绰有余，但钱本身并不是答案。这就是我在圣莫里茨时向他传达的一个信息。
1975年，当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和政治关系由于尼克松、基辛格采取的策略而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我被要求参加新成立的伊美商会的理事会—这是与美伊联合委员会相对应的民间机构。美伊联合委员会是由亨利·基辛格和财政与经济部部长胡桑·安斯利主张成立的，为的是摸索改善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途径。1975年年底，该联合委员会请商会在德黑兰组织一次会议，告诉伊朗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胡桑·安斯利告诉我，巴列维国王明白改革的需要，敦促尽快召开会议。我请大通的经济学家们为我将主持的这次会议准备背景资料。我们计划会议于1976年3月在德黑兰举行，并组织了一批着名的美国代表，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时的总裁保罗·沃尔克、美林证券公司董事长唐纳德·里甘、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彼得·G·彼得森，以及美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首脑人物。伊朗方面派出了由高级内阁部长、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
大通的经济学家们描绘的伊朗是一幅悲观的画面，很难与巴列维国王自己设想的金融、经济霸权融合在一起。伊朗拥有大量的石油收入，从任何角度说这种收入还会持续增多。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确保这笔横财能够转变为有效应用。伊朗缺乏有秩序的货币市场和股票交易，它的货币很疲软，外汇市场混乱。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法律和政府体系缺乏透明度、可信度和信誉，而所有这些都是吸引外国投资所必需的。政府拥有着所有的经济产出，自上而下、从里到外管理着一切，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低效率和腐败。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行贿，或者了解谁说了算，或者这两项都必须满足。巴列维国王的家族以及他内部圈子里的成员都受益于这个体制，不希望有所变化。除非这些基本条件得到改观，否则巴列维国王没有任何可能实现自己的设想—无论是将德黑兰建设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将伊朗建设成一股重要的全球经济力量。
伊朗方面对我们的发现很是不悦。在会议结束后的晚宴上，阿米尔·阿巴斯·霍维达总理情绪激昂地指责我们向伊朗输出“不道德”的思想。他指责美国公司贿赂伊朗官员，然后获取数百万美元的军火采购交易。
在我们拜会巴列维国王汇报会议的结果时，他答应要进行研究。但是，我想他已经意识到，伊朗突然增加的财富已经加剧而不是解决了他的国家的问题。巴列维国王启动了社会和政治改革进程，但他是能驾驭该过程，还是被该过程所控制，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当时而言，巴列维国王在国内的地位还很稳固，他与美国的关系也很牢固。1977年年底，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德黑兰正式与巴列维国王会面。在晚上的国宴上，卡特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到了美伊关系的重要性。他说道：“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伊朗是世界上比较动荡不安的一个地区里相对稳定的岛屿……在关系到我们两国利益的地区问题上，我们跟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如此密切地进行磋商。而且没有一个领导人让我对他有如此深刻的个人感激之情和个人友谊。”
一个王朝的终结
1978年3月，我最后一次访问伊朗时，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但从我们交谈的对象身上，我们感觉到他们对巴列维国王统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我在尼亚瓦伦宫拜见巴列维国王的时候，他显得彬彬有礼，对我所说的很感兴趣。但我们从他人那里得知，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孤立，对人们的批评极不耐烦，而且处事优柔寡断。1975年以后，伊朗大幅增长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衰退、政府开支大幅度削减、失业率上升。我们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看到了宗教驱使下的动乱迹象，而这种动乱后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演变成反对巴列维国王政权的全面革命。
9个月以后，巴列维国王登上波音707，最后一次飞离德黑兰。他的流亡生活开始了。
流亡中的国王
当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月中旬离开德黑兰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直接飞到卡特总统提出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美国。但是，他和他的一行人在萨达特的邀请下飞到了埃及。我对他的动向没有多加考虑，因为我更关心的是伊朗革命对大通的影响。结果，伊朗新政府在梅迪·巴扎根的领导下—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的国家能够民主化、现代化—不久便允许外国企业恢复营业，大通与伊朗的金融关系重归正常。因此，虽然我个人对巴列维国王的事情感到很遗憾，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我还会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
巴列维国王离开德黑兰几天之后，我开始了中东之行。我的第一站是埃及，计划于1979年1月22日在阿斯旺与萨达特会面。萨达特迟到了。他表示抱歉，并解释说他刚刚在机场与巴列维国王道别回来—巴列维国王应哈桑国王的邀请前往摩洛哥了。萨达特说，他曾经劝说巴列维国王留在埃及，这样如果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就能迅速返回伊朗。巴列维国王不屑地耸耸肩膀拒绝了，说美国人“迫使他离开伊朗”，是永远不会允许他回去的。①
2月初，霍梅尼成功返回伊朗，巴列维国王重返宝座的希望彻底破灭。崇拜霍梅尼的人群高喊着“打倒巴列维国王”的口号迎接这位年迈的宗教领袖，巴列维国王设置的临时政府和伊朗陆军、空军也迅速投降。虽然霍梅尼起初支持巴扎根的政府，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谁来统治伊朗一直是个疑问。在巴扎根竭力重建对外关系的同时，霍梅尼对美国的仇恨在伊朗政治中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2月中旬，伊朗极端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大使威廉·沙利文及其工作人员扣为人质，直至巴扎根干预后才将他们释放。
尽管发生了这一事件，美国还是于2月底正式承认了巴扎根政府。卡特政府决定与温和派合作，希望能够加强他们的力量，抵御伊朗政坛中出现的两个派别：马克思主义左翼和基要主义右翼。为此，卡特政府悄悄地改变了给予巴列维国王政治避难的立场。
在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之前，沙利文大使曾经保证，他和他的家人将受到美国的欢迎。总统本人也在1月17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强调了这一邀请：“巴列维国王现在在埃及，然后他将来到我们的国家。”巴列维国王到达摩洛哥后不久，理查德·帕克大使向他保证，卡特总统关于美国提供庇护的承诺仍然有效，但建议他也许应该加速起程，以免形势发生变化。巴列维国王忽略了大使的忠告，又在马拉喀什住了几个星期。
摩洛哥的哈桑国王是个殷勤的主人，但他自己与伊斯兰基要主义也有麻烦。此外，哈桑将在4月初主持伊斯兰大会的一个会议，与会者包括一些曾经敌视巴列维国王的阿拉伯领导人。结果，哈桑请巴列维国王离开摩洛哥，而且要在3月30日前离开。巴列维国王这时通知帕克大使，说他准备接受卡特总统的庇护提议。但是，我后来听说，当时已经太晚了。
到了3月初，卡特政府已经决定，给巴扎根政府提供支持必须优先于赋予巴列维国王避难权。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强烈反对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结论，巴列维国王不应当获准进入美国。卡特总统表示同意，并要求万斯国务卿—用卡特的话说—“侦察侦察，帮他找个地方待”。
拒绝总统的请求
我于1979年3月14日获悉政策的变化—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给我打了个电话。纽瑟姆说，他是代表卡特总统打的电话。总统研究了一下伊朗的形势，包括如果巴列维国王来到美国则美国人可能会被扣做人质的危险，决定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已经不是明智之举，至少就当时而言。纽瑟姆问我能否飞往摩洛哥，将该决定告诉巴列维国王。
纽瑟姆的要求让我大吃一惊，而且绝对不是因为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从来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惊愕之下，我立刻拒绝了。谁也不会轻易拒绝美国总统的一个请求，但我告诉纽瑟姆，我觉得卡特总统忽略了美国传统，拒绝为美国过去的一个伟大朋友提供政治庇护，这很叫人费解。我拒绝成为该决定的一部分。
亨利·基辛格后来说，纽瑟姆首先给他打了电话，而他也跟我一样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亨利称该决定为“国家的耻辱”。最后，帕克大使转达了这一信息，并同时告诉巴列维国王说，国务院经过广泛查询，发现只有两个国家—南非和巴拉圭—愿意接收他，但这两个国家巴列维国王都不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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