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中旬，我和迪克·吉尔德参加了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大会，观看了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兰登的提名—提名他与深得人心的罗斯福总统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竞争。我们家族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支持共和党—祖父告诉我他在1860年投了林肯的票—而且我也一直把自己当做共和党人。该党的忠诚党员们对竞选获胜的概率感到悲观：进步派反对新政，但看到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必要作用；保守派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希望回到19世纪的自由世界。两派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大会结束后，我和迪克回到剑桥，再次住进了艾略特楼的老套房。迪克进了哈佛商学院，而我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艰难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熊彼特和凯恩斯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开始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凯恩斯关于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活动的颇具争议的想法在业内外的广泛领域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那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熊彼特。事实上，我在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学术顶点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熊彼特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奥地利的政坛一直很活跃，并在1919年担任过短期的财政部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维也纳经营过一家私人银行。193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我于1936年秋季遇到他的时候，他已是50多岁了。
熊彼特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秩序扞卫者。他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失业率，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他否定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长期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
熊彼特担心，凯恩斯主义会用政府控制永久性地取代正常而健康的市场运作。这些“异教邪说”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极其不安。
熊彼特拥有矫健的身材，一身贵族的打扮，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赛马比赛。他很喜欢女人，据说有过许多漂亮的情人。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自己有3个人生目标：要成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情人和最伟大的骑手，但是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至少在马术方面！与大多数哈佛大学教授不同的是，他身穿精心裁制的时尚西服，口袋上方露出一方丝绸手帕。他总是急匆匆地走进课堂，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冲着教室一甩，然后折叠起来，仔细地擦拭一下自己的眉毛和正在谢顶的脑门，然后才用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上课。”
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着名经济学家的保罗·萨缪尔森那个学期也在听熊彼特的课。保罗已经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而且是个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经济学已经非常依赖数学分析，因此熊彼特经常叫他到黑板前，写下我通常不理解的复杂的经济学公式。我是在对微积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的，而微积分那时已经成了经济分析的关键。虽然我的大学论文论述的主题涉及了经济学，但大学期间我只上过两门经济学基础课程，需要补学的东西有很多。
保罗那令人钦佩的经济学知识使我对自己非常一般的背景知识更加感到自惭形秽。但是，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走到教室外面的公告栏查看我们公布的分数时，我又惊又喜地发现，我得了一个A–，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站在那里，正为自己激动的时候，保罗走了过来。他得了一个A，看上去也是喜不自禁，直到他看到了我的得分，正排在他的名字上头。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显然，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新手也能得个A–的话，他的得分就失去了意义。
哈伯勒和梅森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教授的国际贸易课也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哈伯勒教授因其彬彬有礼的风度而充满了魅力。他那年秋天刚刚来到学校，以坚决扞卫自由贸易而闻名。他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备受冷落，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推崇保护主义。但是，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是当时国际贸易得到了发展，世界经济大幅度增长。
爱德华·S·梅森教授讲的课同样令人兴趣盎然，涉及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生领域。梅森分析了在我们后来称作“不发达世界”里刺激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术投入。他的创新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成了外国经济援助理论的领先拥护者之一，而我在自己的事业后期，在我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时候，也深深地涉足了这个领域。
熊彼特、哈伯勒和梅森的课成了我的经济学高级入门课程，为我在那个关键时期兴起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门课，甚至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
伦敦经济学院
由于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学得很好，因此我决定接着去上伦敦经济学院。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真诚的伙伴，与我共同前往求学。在哈佛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那一年期间，我认识了同住在艾略特楼的比尔·沃特斯—他的父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经营一家制造公司。我发现，比尔也计划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我们成了好朋友，决定在伦敦同住一个宿舍。
1937年9月下旬，在我们乘船离开纽约的头天晚上，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为我们饯行。参加的人有本吉·弗兰克林、迪克·吉尔德，还有玛格丽特·佩吉·麦格拉思。我和佩吉一直相处得十分愉快，但当时还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好朋友。晚餐的时候，比尔坐在佩吉的身边，佩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在特等客舱里安顿下来以后，他说：“你还在等什么？你为什么不娶佩吉？”他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不知怎的触动了我的内心。一到伦敦，我就给佩吉写了一封信，令我欣喜的是，我很快得到了回复。这个稀松平常的开始，产生了后来60年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关系。
我父亲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系（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多年来向伦敦经济学院捐献了可观的资金）帮助我解决了在伦敦的住宿问题。父亲认识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他正要退休，准备去伦敦大学担任学院院长。我根据父亲的建议，给贝弗里奇写了封信，他提出让我们租用他在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榆树堂（Elm Court）里的公寓。中殿律师学院是着名的律师学院之一，正好偎依在伦敦市古城墙的里面，位于黑修士大桥和舰队街之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住在伦敦的中心，距离伦敦经济学院走路只需要10分钟时间，而且是幸免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为数不多的伊丽莎白时期建筑之一。公寓相当小，但有两间卧室，一间餐厅、起居室和厨房。最妙的是，贝弗里奇把他的洗衣女工莱利留给了我们。她同意为我们做饭，并整理我们的房间。事实上，除了为我们洗衣服外，她什么都承担了起来！莱利实在是太能干了。有了她，我和比尔就能款待我们的客人，就能生活得舒舒服服。
不幸的是，我和贝弗里奇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些方面使我的日子更加难过了。正如我在给我父母的信中所说的，贝弗里奇“绝对属于已经过去的世界，实在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欣赏……大多数问题都源自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学院当局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正是由于我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总是带有一些怀疑”。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因为这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有争议的关系而遭受怀疑。
拉斯基：左派的花衣魔笛手
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温床。该学院是韦布夫妇于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费边社会主义目标，即建设一个以更加平均的财富分配方式为基础的公平社会，因此该学院一直是许多反对正统观念的人的庇护所。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该学院的名声主要是因为拉斯基—他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政治学教授，经常在课堂上用雄辩的口才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迷住了大量的听众。
30年来，拉斯基负责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课程，这是当时该学院最出名、最有争议的职务。拉斯基个子不高，一张尖尖的脸，思维敏锐，言辞犀利。讲课的时候，他口若悬河，而他的最后一个词或词组往往用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的清晰度将自己的思路归结在一起。虽然拉斯基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我却发现他在讲课中，知识部分的内容很虚浮，常常不切题，很容易误导学生。他的课似乎不像讲课，更像是宣传。他的确是个花衣魔笛手。
我跟拉斯基私下里有过一次交往，发现了他的一些真实性格。哈佛的一个宗教教授—威廉·E·霍金—给了我一封写给拉斯基的介绍信。他们两人是拉斯基在1916~1920年在哈佛教课时认识的。在着名的1919年警察大罢工时期，拉斯基站在罢工的警察一边指责当局，包括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州长。拉斯基在哈佛大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人们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都拒绝跟他说话。霍金对他很友善，在最困难的时候将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虽然霍金并不认同拉斯基的政治观点，但他显然觉得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