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
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什么是“妇道”、“女诫”，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什么是“去势”、“幽闭”，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及“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拉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
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一千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地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就能了解过去。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问：“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这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提供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回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
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planation 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人“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势的；《诗经》中《褰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牝”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的《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个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嬛文集》中的《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庸盦笔记》中的《入相奇缘》里写和珅“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行为……大量的历史文化，都禁不住真正的专家的一双法眼，用这双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
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有很多，泰勒（G．Rattray Taylor）的“Sexin History”（1953年伦敦 Thames & Hudson 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比较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痿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奸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所谓“礼仪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都不足以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护符，都只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确实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