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和衰落的多边贸易体系
让·皮埃尔·雷曼
演讲者：
让·皮埃尔·雷曼（Jean-pierre Lehmann），毕业于乔治镇大学，剑桥大学博士毕业。现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名的贸易学专家。雷曼教授主要研究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商业动态、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1994年发起建立了埃维昂组织，其中包括来自于欧洲、美国、亚洲的商界、政府以及舆论界的领导人，同时他也在公共政策等方面很有建树。在过去多年间，其研究领域涉及东亚、欧洲，同时他也是欧洲日本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77年，30年过去了，可以看到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非常荣幸能够亲眼目睹上海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和进步。我可能会谈到中国的崛起和未来的世界贸易之战，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可能是一种人们的恐惧，特别是对于发生国际贸易冲突之战的可能性的担忧。
我非常关注过去20年中各国贸易政策演变的过程。我住在日内瓦附近，世贸组织的中心就在日内瓦，我个人认为，一种鲜明的对比是，一方面全球商业充满着活力，而另一方面全球的公共政治却出现了瘫痪的状态，大家所关注的不仅是商业，同时也在关注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整个机制的安排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基于规则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我所担心的问题和现在世贸组织所进行的讨论可能非常密切，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愿景，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只是要记住过去的一些历史，同时还必须要记住未来的一些情况，我希望我的演讲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简单介绍一下过去1 000年当中贸易体制的演变。过去整个贸易经常是有关经济和政治的辩论，有一种说法是，贸易就是一种跨国界的信息和货物交流、流动，这其中也会有政治方面的干预。当人们在谈论贸易的时候，大家主要是讨论18世纪的贸易理论，包括大卫·李嘉图以及亚当·斯密的理论。我认为贸易是与人有关的，是自然而生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发生。所以纵观历史的过程，贸易是在创业和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最著名的贸易历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个时候主要是阿拉伯人在国际贸易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还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可能并没有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但是过去确实如此。学者哈顿在有关贸易的一段论述中说：“通过国际贸易，人们的一种满足感、商人的利润，以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其实大家都认为贸易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并不仅仅产生了一种商业机会，同时贸易也会带来财富，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也带来了更多的探索和机遇，重点就是给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但是再来看一看贸易的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看到，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垄断的主导地位，那时正是走通丝绸之路的时代，因为他们有骆驼，这在技术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大概在15世纪的时候，这种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变化和500年前一样，也非常深远。500年前，由于新技术所带来的海军以及航海的发展，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带动了贸易，他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班牙当时是海上帝国，公元1500年左右，葡萄牙人达伽马的探索之旅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由此我们看到，整个贸易发展的历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说是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重商主义认为应该利用国际贸易来增加财富，但这会影响到合作伙伴的财富。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心态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重商主义认为贸易就是为了争夺权利，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所以在当代世界中大家就要不断鼓励出口，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外汇。而自由主义认为，进口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够提高国家的财富，所以他们重视进口而不是出口。这就是当时有关贸易争论的政治情况。
除了丝绸之路以外，15世纪、16世纪出现了大探索时代，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在不断崛起。理论层面上也有巨大的进步，18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造了自由贸易理论。我们谈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贸易理论都会追溯到这两位经济大师的著作，他们可以被认为是自由贸易最原始的两位经济大师。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种国际贸易与帝国主义也有关。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自由贸易的理论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而政府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改变整个贸易环境。这对于西方的商人来说非常有利。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包括传真机、发报机等等，使得整个世界的距离又进一步拉近。我和同事探讨的时候都会提到，为什么经济和贸易非常直截了当？人们认为，经济一体化或者整体化发展是实现和平和繁荣所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因为在这个讨论当中有很多政治层面的干预。我举个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而言是一段艰难的时间，然而欧洲却经历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有新的技术，也享受了全球化发展的好处，更有来自于中国、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的茶、咖啡等。在经济发展方面，西欧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家的态度非常乐观。
那时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作者是诺曼·安吉尔，他可能是20世纪初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这本著作中，他阐述了很多理论，其中就提到，国际金融与贸易是相互依赖的，与经济产业是密切联系的，在现实社会当中，政治是没有办法发挥任何作用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总是在谈论全球化是不可能逆转的趋势，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前全球化是一个逆转的过程，这是一种假设。1910年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实际上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1910年之后就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有了很多新技术、新公司、新的参与者。从前阿拉伯是用骆驼来做贸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用战舰、商船来做生意，我们现在有各种新技术可以利用来为贸易服务，所有这些都在往前发展。与此同时，每次有各种各样变化的时候，整个国际贸易体系都会受到冲击。
全球化非常重要，在21世纪尤为突出。实际上在20世纪也经历过全球化的过程，20世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战胜国希望尽可能地压制战败国，主要是对德国进行压制。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出版于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在书中认为，当时的和平实际上带来的是灾难，在和平之后，所有的经济基础都会崩溃。他也提到，德国永远不可能再从战败中站起来。《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是非常脆弱的。1929年出现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大萧条带来的是各国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开始提高关税，各国都开始采取严重的贸易保护。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是25％，1933年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糟糕情况。不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是大萧条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盛行保护主义。
20世纪40年代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有很多思想家想着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贸易体系。科德尔是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的国务卿，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有着自己的愿景，他在1937年说过一段话：“我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我认为国家的财富是与自由、公正、平等、友好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公正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贸易是不需要保护的，贸易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所有的美国总统、西方领导人都会不断地提起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的理论和科德尔的理论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凯恩斯去世很早，但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给整个世界留下了很深远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贸易架构，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体系有三个支柱，一个是自由贸易，一个是货币管理，一个是经济重建。然而美国国会否决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的提议。在过去60年里，美国一方面是国际贸易的促进者，另一方面也是国际贸易的最大障碍，它总是双管齐下。不管是美国的哪一任总统，他们在选举的时候总是说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总是在宣扬自由贸易，但是美国国会总是对自由贸易采取一定的抵制。
既然ITO建立不起来，就出现了关贸总协定来代替ITO。ITO和关贸总协定之间有很大的差别。ITO是一个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可以进行一系列谈判，但是关贸总协定只是一个协定，它没有足够的实质权力，只是“不停地说空话”。为了推进贸易自由化，关贸总协定在1947年到1995年之间进行了很多轮贸易谈判，最后就转变成为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其实和一开始要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有了更多的权力，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和谈判。
贸易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凯恩斯、科德尔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知道贸易需要的是规则，贸易过程中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规则来指导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就建立了有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非歧视原则，这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对于自由贸易，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原则就可以了，每一个贸易机制必须对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中国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举个例子来说，我来自法国，法国可能没有贸易政策，但假设我把鞋子的关税降低5％，这降低的关税不能只针对韩国的鞋子而不针对中国的，这就是所有的成员都要平等的原则，没有歧视才能避免贸易战。
要想真正避免贸易战，就要把贸易和政治分开，不能给贸易添加过多的政治色彩。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参与了这些贸易机制的国家都经历过非常大的国际贸易增长，所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功。我们当然也会经常遇到一些贸易紧张和贸易对抗的局面，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系统还是非常成功的，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以上提到的是国际贸易建立的背景，大家可以有更宽泛的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达伽马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些新的国际贸易机制可能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一些主要贸易大国的推动。但并不仅仅是这样，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些贸易机制之上，还有一些新的贸易国家推动了新的机制的改变。
我们回头看看之前的贸易环境。贸易环境非常重要，1950~1995年这段时间，主要有4个国际贸易的参与者，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这4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85％，当时没有印度、中国、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市场，但是现在这些市场在兴起。除了美国等一些大国之外，50年前其他国家都还只关注国内贸易，这4个国家和地区主宰了全球贸易，它们也并不特别在意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后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开始了国际贸易，并且发展出了国际贸易政策，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因此，之所以有了机制的转变，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充满动态的新兴贸易国家、贸易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发展是野心勃勃的，我这里说的“野心”是一个褒义词。
中国的出口发展很快，增长非常巨大，出口中遇到的问题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中国的增长速度太快，许多国家都不能够迅速作出调整来应对中国这个新的参与者。中国现在是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实际上也是带来震荡的一个因素。世界贸易组织是1995年建立的，但是建立初期，它并没有怎么发展，加入的新成员很少。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时候，参与的成员国要求每两年开一次成员国大会。当时大家非常激动，认为全球化的进程要开始了。第一次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会后世界贸易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后来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浪潮，世界贸易组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谈判都崩溃了。这时一些新的参与者加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但是整个世界的贸易还是缺乏一种良好的机制。
在西雅图会议之后，谁都不愿意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后来新成员卡塔尔的总干事申请世贸的会议在卡塔尔举办，于是就决定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会议，我想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多哈这个地方。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我认为多哈应该不会成为第二个西雅图，不会有很多反对的游行、焰火，但是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最终多哈会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所以我当时的推算是错误的。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在多哈会议召开的几个星期之前出现了“9·11”事件。“9·11”之后，各方的压力都非常大，因此各方都希望通过多哈会议达成一个共识，当时广泛认为，如果不是“9·11”的出现，多哈会议最终就会是另一场失败的会议，所以多哈会议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为的，也就是因为“9·11”所带来的一种压力。会后，《多哈宣言》发表，并表示要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谈判。
在西雅图会议和多哈会议之后，2003年在坎昆又召开了一次世贸组织的部长级会议。在“9·11”之后，全世界曾团结一致地对抗恐怖主义，但是在坎昆，所有的斗争、讨论、争吵又再度出现，所以坎昆会议最终又瘫痪了。接着，世贸组织的部长级会议2005年在香港举行。香港的会议相当成功，因为有了坎昆失败的教训，与会的各国都不愿会议无果而终。
1990年的时候世贸组织有90个成员，现在增加到了150个，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新进成员。发展中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和南美洲部分国家等，这些都是新兴国家，在农业等其他贸易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早些时候，四大贸易强国主导了农业贸易，可能加拿大在这其中做得稍微少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都推行农业保护主义，所以在当时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农业协议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很多人在谈农业贸易的政策时都会说：“等等，这可是我们的优势。
”各国都认为，不能够一味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业产品，因为这会对自己国家的农业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欧洲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农产品。现代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出现，还有金融服务的出现，使得大米、糖、棉花这些农产品贸易的问题已经阻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在欧洲，农业只占了整个GDP的2％～3％。但是经济和政治同样重要，因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欧洲、美国等都对农业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游说工作，尽管它占据整个GDP的份额并不是很多。还有人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关系发展，就需要建立相互的信任。你不相信别人，觉得对方要欺骗你的话，就没办法做生意，没办法达成任何协议。
之前提到互不信任，我认为不信任是因为现在是一个经济权利的平衡状态，当然它会受到社会力量的驱动。谈到新兴国家，我最喜欢的是受到鼓舞的阶级。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有一些私营部门，有更多的人，他们想要更好地发展，就会想要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在富裕国家中生活的人，他们想保留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这当中会有冲突。我相信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人民有一种恐惧心理，会认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财富了，但中国、巴西这些国家在不断涌现，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自由经济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是非常好的基础，而且这也是未来世界建立的一个基础。在中国，75％的人认同这种说法，而在法国只有30％的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当时有民意调查提问：“对于法国未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景？你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有75％的人回答要做公务员。这反映了法国人的一种心态，因为在法国做公务员还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生活。现在大家对于工作时间有很多争论，这也可以反映出在法国的青年人对于未来工作的愿景。
我当时没有参加多哈的会议，但是我参加了西雅图、坎昆以及香港的部长级会议。现场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我认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首先要建立相互的信任，这点非常重要。同时政府和领导方面的意愿也非常重要，没有政府和领导的支持，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成支持贸易发展的事情。特别是现在领导人的力量非常薄弱，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会谈到科德尔。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一些非常有意思、非常吸引人的想法，但是并没有政治家能够有这样的意愿去推动这种思想的实现。比如巴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是在农业贸易方面非常积极，而其他的问题上态度就比较冷淡。因此最后，各国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共同愿景。
另外我再来谈谈市场的情况。在1990年，全球市场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有乘数级的发展，比如印度、巴西、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都参与其中。各国都还在关注出口。贸易工具和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一开始是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然后是工业革命，新技术、新机器不断涌现，之后出现了信息技术。虽然技术在不断发展，但是人们的心态还是呈一种线性的发展，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这其中有很大的差距和问题，比如我住在日内瓦附近，我想和贸易人员进行谈判沟通，但他们都不用电子邮件。现在最方便的沟通工具就是发送电子邮件，但是他们不用。
刚才谈了很多历史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过去的经济学家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有人说整个世界的经济体制非常脆弱，我们现在处于十字路口。我认为，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是由几股力量不断作用、相互抵触的结果。其中全球化、全球化主义、全球化市场、全球化教育等等，都是很多人持的不同观点。甚至又出现了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到处都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也是如此。在大多数国家，这几股力量都存在，也都在相互争斗中。比如有些人反对中国企业的一些境外收购行为，认为有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作用。现在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同时又在紧张对峙。比如世贸组织其实也是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冲撞的一个结果。
当时多哈会议的谈判并不是很深入，但是如果多哈会议失败的话，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假设世贸组织失败了，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整个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会崩溃。世贸组织有一个专用词语——双边贸易，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歧视意义的贸易体制安排，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件不利的事，因为中国所希望的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地区，得到很好的管理，有相应的规则，能够避免这种双边贸易所带来的冲突和歧视。世贸组织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贸易体制，能够有效地避免中美之间以及其他各国之间的贸易战。但是现在全球化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出现一种瘫痪的状态，确实令人非常担忧。
关于国际贸易，世贸组织需要再组织各国进行谈判，不能仅仅说，而是要做，要落实到实处。这也是1995年建立埃维昂组织的原因。埃维昂组织就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其中包括来自于欧洲、亚洲以及美洲的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共同建立全球的经济繁荣。我们组织企图建立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但这其中要有四大支柱，第一是建立互相信任。1997年，我和中国的一些外交官进行沟通，我们想通过对话来建立相互的信任和沟通，我认为这非常有用，所以我们也在继续努力。我们也希望与中欧不断合作，希望能够通过学术的角度进一步在中国推动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理解。第二，我们希望以智囊团的身份参与到所有活动中。我们组织的第三个主要职能是游说政治决策者或者给他们提出建议，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建立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我们的最后一项职能是教育。
对话：
问：想请您预测一下经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过去有很多的贸易摩擦，现在也还是有，这会影响到今后的发展吗？情况听起来很不乐观。
答：巴西的总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怎么向下一代进行解释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好消息总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并不仅仅是在中国。我对记者和同事都提到，现在全世界其实好的现象还是很多的。虽然2006年法国与中国有贸易战，2007年又与越南有关于鞋子的贸易战。有时候中国要进口很多产品，实际上我们也希望中国进口。我的意思是，现在全球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可能有些贸易顺差或者逆差，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进行调整。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变化，可能都会对美元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不需要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导航者。我来中国作演讲不是来宣传会出现什么贸易战的，但是确实存在贸易之间的冲突。曾经有一个瑞士人在临死前说：“我们不要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前我们已经在国际贸易上犯过一些错误了，我们不要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问：有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说，美元可能会经历大幅度的贬值，如果中国不进行汇率浮动的话，您认为会怎么样？您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中国一定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任何的经济政策都是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益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做。但是不能说是因为美国让我们这么做，不能把它认为是一种在威胁下被迫去做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人应该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而不是以美元贬值来威胁中国把人民币的币值提高。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了贸易战，当中也出现了币值的变化。其中既有商品倾销，同时又有利用关税来防止产品进入，还出现了币值的改变，这就导致了自己的邻国变得越来越穷。现在有贸易战、货币战，我不知道这种多边的环境会不会减速，可能并不是非常完美，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是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方法、最好的一种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和大家说所谓的偏向主义。如果这种事盛行的话，那么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欧盟现在开始研究这种所谓自由贸易协定或者说双边贸易协议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特别是他们也在评估，如果多哈贸易谈判失败的话，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世贸组织有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机制确实非常有效，虽然不是通过所谓的军事武力来实现，但是大家还都是比较遵守这样一种规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无论世贸组织作出什么样的裁决，大家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结果。此外，越南、马来西亚和美国有关乌龟、虾等动物和食品方面的贸易争端，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最后美国败诉了，美国开始不愿意接受，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的裁决。所以中国也必须要遵守法制，遵守规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回顾历史发展的过程，因为所有结果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基础。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沟通、对话，看看中国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相互的信任。在香港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确实令人感到非常失望，美国、巴西、欧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会上吵成一片，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又都保持沉默。在这方面美国做得相当成功。1967年法国作家写了一本《美国挑战》的书，当时欧洲人感到非常恐惧，因为我们发现美国人有商业的发展，欧洲却没有，美国人有技术，欧洲人也没有，所以对于美国的崛起，欧洲的反应就是要把它控制在国际之外。美国人自己发明技术，然后建立了非常成功的管理学院，而且也运作得非常好。所以中国也应该自己发明相应的软件、系统等，要自力更生。
问：有些经济学家说：“新的劳动主义主导了全球经济，而不是自由主义。”您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谈得更多，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自由主义是不是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答：我想说的是，我对于自由贸易体制是非常乐观的，但是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反全球化的浪潮和运动在某些方面已经非常严重。现在出现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现在的全球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平等，这也是一个负面影响，虽然确实有了发展，但是发展是不均衡的。第二，从最底层开始竞争。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最好的是最低价钱，也就是说，那些生产制造商会对自己的员工施加压力，因为其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会更低，中国因此也受到了反倾销的指责和制裁。第三，环境方面。自由贸易产生了更多的污染，带来了更多有关环境恶化的情况。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道德方面。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这种激烈的竞争，都是有关追求资源、寻找资源，同时社会价值观和道德都在丧失。我想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非常普遍。比如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当中，连公司治理都做不好，还能要求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其实对于全球化有很多指责，有些指责确实是很有道理，也确实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对劳工的标准不一样等等。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话，就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企业要增长，因为要创造就业、创造财富，同时又要实现环境等方面的制衡。我认为欧洲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所呼吸的空气和我们是一样优质的。这对于整个公众有很多益处，这些必须要一体化，但是要以非常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一体化。欧洲现在有个新的运动，要创造一个新的贸易环境。这是非常危险的，比如我不喜欢你的商品，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阻止进口。比如肯尼亚，除了旅游以外，他们在花卉出口方面也做得非常成功。在肯尼亚有这样一个市场，他们把自己的花出口到荷兰，这些花直接从肯尼亚运到了阿姆斯特丹，有的时候鲜花到了一个地方在仓库里存了很长时间就不新鲜了，这与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肯尼亚他们就可以迅速实现鲜花的周转。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政府管理、道德是贸易环境的三大支柱，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要相互信任，没有信任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所有这些现在都必须整合在一起。首先我同意要有绿色和平组织，这些组织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欧洲很多公司，像联合利华，被迫去做一些环保方面的事情。所以为了大众的福利，我们要推崇一些道德准则。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200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