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经济和贸易挑战
洛朗·法比尤斯
演讲者：
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前法国总理。1984年担任法国工业部长，后任法国总理，他主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法国，接受市场经济。1986年立法选举社会党失败后辞职。2007年6月再次被选举为国民议会议员。
首先，我想从全球角度出发，谈谈欧盟与亚洲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站在欧洲的立场，理解中国进入贸易大国行列后，给欧盟与亚洲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带来的彻底变化。
在过去5年里，欧盟和亚洲之间的贸易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欧盟每年对亚洲的出口达到2 000亿欧元，几乎占欧盟出口总额的1/3。亚洲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区，后者占欧盟贸易出口总额的40％。欧盟每年从亚洲进口的货物总额达到3 200亿欧元，贸易逆差达1 200亿欧元。欧盟对亚洲的贸易逆差是欧洲贸易逆差总额（900亿欧元）的1.5倍。
欧盟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额相当庞大，而且增长迅速，欧盟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有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及的是，中国的加入促使欧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欧共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目前是欧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原料来源市场。这一状况由来已久，且相对稳定，只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欧盟对日贸易逆差开始减小。欧盟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则相对来说不太稳定。近几年来，由于印度不断加大对国际市场的开放力度，欧盟与印度的贸易增长十分强劲。但印度在欧盟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仍不显著：双方的贸易额仅占欧盟进出口总额的1.6％，在欧盟的贸易伙伴中排在第14位。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与此类似。这些国家通过实行对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迅速发展，但它们在欧亚贸易中并不占据决定性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贸易增长令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980年起，美国、德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中国则恰好增长了6个百分点。如果将香港地区的对外贸易额也计算在内的话，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而早在20年前，它还排在第32位；即便是2003年前，也仅排在第9位。
中国贸易增长带来的变化
1、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进入贸易大国行列应归功于它迄今一直遵循的发展模式。大致说来，中国的发展是规模、经济模式与汇率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规模因素而言，我在这里不想做过多赘述。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个国家拥有13亿人口，是法国总人口的20倍。“经济模式因素”主要表现在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增长这一点上。25年来，中国的年均增速始终保持在8％的水平，其中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仅出口就占35％。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韩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在80年代所遵循的模式，但这些国家在规模和人口上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中国的发展还受惠于汇率因素。
2、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发展的结果
欧盟与中国之间“外向型”贸易的发展引人注目。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双方的贸易额大幅增长。在25年的时间里，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30倍，2003年达到1 450亿欧元。欧盟与中国间的贸易增速是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1.5倍。因此，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欧盟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持平，且超过其他传统贸易伙伴，即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和日本。
随着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快速增长，双方之间的贸易平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650亿欧元，这也是它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简而言之，欧盟从中国的进口是其对中国出口的两倍。同年，法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65亿欧元。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国家不可或缺的供应市场。欧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DVD播放机和电视机所占比例分别为45％和36％。这使欧洲消费者受益匪浅，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产品令他们享受到了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实惠。
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1％。日本对华贸易顺差达110亿欧元，而两年前则为贸易逆差。因此，中国成为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
无论如何，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表明，欧洲的产品在中国市场还未充分站稳脚跟。例如，法国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仅为1.5％，只是中国的第13大供应商。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在？下面我将坦率地作一些分析。显然，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公司在中国市场准入方面遇到了一定的障碍，这些障碍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些是重要的进口壁垒，其中包括价格控制体系、仅针对进口产品的各项登记要求、以及对欧洲公司来讲相当繁复的卫生标准。此外还有投资障碍，包括地域限制、法律规定复杂而且多变、禁止对某些领域投资等。最后，我必须提一下中国存在的所有与法律环境有关的问题，其中我尤其关心的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应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要达到世贸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欧盟坚决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缺少了中国的参与，世贸组织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欧盟就通过公务员培训和行政合作的方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技术支持，并于2000年5月和中国签订了双边协定。该协定揭开了中国2000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的序幕。
但双方的合作并未就此止步不前。2004年2月，欧盟启动了旨在促进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计划。双方把合作的重点放在解决市场准入的上游问题上，如制度建设以及改善法律和行政环境等。欧盟怎样帮助中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双方怎样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各种技术、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方面的壁垒问题？
这不仅仅需要中国作出努力，欧盟也必须仔细考虑它在出口支持战略上的一些缺陷。例如，欧盟应汲取德国的成功经验。德国是唯一一个对华贸易顺差的欧洲国家，它的对华出口额在过去的5年里增长了4倍。目前，德国是中国的第4大供应商，在中国市场中所占份额为6％。
德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尤其应归功于它特殊的产业组织结构，这其中不乏大型集团，同时也有组织有序的中小企业出口网络。这些中小企业以联盟的形式组织在一起，为其占领国外市场提供了绝好的技术支持。我们还可以从德国大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牢固的关系中得到一些启发。这种关系帮助小企业在市场上与大集团同生共存。
总之，双方的合作道路确实存在。我们必须付诸行动。在出现贸易争端时，我们双方必须以平等的身份和尽责的态度讨论解决问题。中国刚刚成为国际贸易强国，这就显得尤为必要。
前景展望：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考验
我认为，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应成为欧盟和中国是否有能力就贸易争端进行严肃而尽责的对话的一次考验。
为了说明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在欧洲引起的反应，我简要提一下近期法国报纸上关于这一话题的标题：“中国要改变世界”、“纺织品，中国扫清了道路”、“又是中国的错”诸如此类。这几个例子足以说明欧洲民众对于中国纺织品的冲击既畏惧又羡慕的复杂心情。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于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对1994年《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具体实施。根据该协定，纺织品进口配额将分四个阶段逐步取消。这样做是为了在不可能完全消除自由化带来的冲击的情形下，尽可能地缓和这一过程。但中国惊人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这一自由化进程带来的影响。而且，这其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将是最痛苦的。
据世贸组织预测，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在欧盟纺织品进口中所占份额将从18％上升至24％。在美国市场，这一增长将更为显著——中国所占份额将从16％激增至50％。
在欧盟内部，贸易自由化对于其中的一些纺织品生产国，尤其是波兰、法国和意大利，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竞争产品将影响到整个纺织行业，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领域。例如，上海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生产欧洲的高档成衣。
当然，欧洲的纺织业重组已经持续了30多年。许多企业实施了重组计划，不断裁员，并开始专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据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预测，欧洲和美国的纺织业将完全消失。未来几年，将有270万欧洲雇员面临重新培训和再就业。不过，受此影响最严重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北非各国纺织行业的从业人员多达400万人。由于这些国家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这些工作岗位对于它们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极其重要。它们的经济可能因此受到长期影响，大批纺织工人将流向地中海北岸的国家。
对此，我们能得出何种结论？
首先，走回头路是不现实的。但中国必须承担起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职责。世界各国也不能因为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而形成一致的对华纺织行业“统一战线”。当然，迫于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欧盟委员会和美国政府也可以援引1994年《纺织品与服装协定》中的保护性条款。但这将影响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2004年12月决定对纺织品出口征收附加税，虽然税率不高，但我认为欧盟对这一决定应当表示赞赏。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承担的职责。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决定的实施，因为它们必定会带来各种新的问题。而且，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是否会接受我们的发展模式。如果中国继续遵循增加出口和低工资的模式，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如果它把重点更多地放在逐步提高国内工资水平，逐步发展国内市场的话，它的发展结构将更加平衡，而且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来讲都将是十分有益的。究竟采取何种模式将由中国政府决定，但这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货币问题
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眼下的形势并不十分乐观。众所周知，中国实行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中国力图限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会导致中国政府购入美国国债，以此抵消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商对华投资所产生的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人民币贬值，降低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这对欧洲公司来讲十分不利，会削弱它们的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欧洲国家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中国目前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职责，其中包括货币方面的职责。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主要大国需要按照20世纪80年代签订的各个协定（例如为保持美元价格稳定而签订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定》）所确立的模式在货币政策上进行合作。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生产外移
1、新的现象
人们在讨论生产外移现象的决定性和主动性这两个特征的时候，经常运用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传统的类型分析方法。李嘉图认为，国际劳动分工对所有人都有利，有助于促使各国的工资水平逐步趋同。但这种模式今天已经不再适用，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阻隔方面的问题，使公司总部与设在其他大洲的分支机构之间的即时联系成为可能。
第二，尽管欧洲人一直认为他们在科研上居于领先地位，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的工程师将近100万人。中国有600万科研人员，并且每年向海外派遣8万名留学生。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计算机和新信息技术领域尤为突出。
第三，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了10亿，这对两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李嘉图的理论——工资水平将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自动提高，难以成立。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突出。目前，中国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成为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库”。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生产的产品不仅在质量上可与欧洲产品媲美，而且附加值很高，但成本却很低。最近，美国最大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美国生产某一高科技产品的成本为每小时25美元，而在中国生产相同质量的产品的成本仅为0.5美元，相当于美国生产成本的1/50。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竞争力。”
2、结果
这种生产外移现象将持续多久？中国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能力，因此有能力涉足各种生产行业。照此推断，除了医疗服务这类需要服务提供者和顾客面对面沟通的行业外，目前在欧洲国家进行的所有业务活动几乎都可以转移到中国进行。
不过，欧洲人也不应因此而对整个形势过分悲观。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现象也有其有利的一面。随着亚洲对欧洲投资的不断增加，欧洲大陆将会涌现出更多的就业机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亚洲国家的公司，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欧洲开展了业务，其中对促进法国的再工业化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
过去几个月，我们在欧洲的许多行业中都看到了中国公司的身影。2003年，TCL集团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业务，而后又在2004年收购了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中国公司也开始关注欧洲投资者经常忽略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毫无疑问也将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
这些兼并将营造一个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按照西方标准针对国内市场需求来开发品牌，并且学习营销和会计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为欧洲创造和保留了就业机会。以香港和记黄埔收购玛丽诺公司为例，这次收购交易创造了9 000个就业机会，这一数量相当惊人。再比如，日本丰田公司在几年时间里就为欧洲某个地区创造了2 500个就业机会，而当时该地区的失业率很高。
中国的发展对于欧洲公司来讲也是十分有利的。从1995年到1999年，欧洲对华投资翻了一番。仅就法国而言，有好几家公司参与了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基建项目。这同样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欧洲和亚洲都能从中获取财富。
3、我们能做些什么
总之，这种投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即便我们有意与之对抗——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也缺少经济政策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确保这种资本流动不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反对。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即使今天，这种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依旧存在，并且随着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痛苦经历而增强。例如，我的许多同胞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而且，这种对来自邻国的竞争的担忧并不仅限于法国。法国担心来自波兰的竞争；波兰担心来自北非国家的竞争；孟加拉国和墨西哥比欧洲国家更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华南地区担心来自华北地区的竞争。
鉴于这类担忧，采取政治行动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如果缺少了参与各方彼此间的协调，任何政治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这需要所有参与者达成共识，愿意采取一致行动。
对于欧盟来讲，我认为至少要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要加强欧盟自身的建设。我坚信欧洲需要进一步的融合。尤为突出的是，我们必须增加欧盟在科研、创新和基建方面的投入。在这些领域，通过欧盟预算集中进行投资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要比由25个成员国分别划拨预算投资更为有效。2000年，欧盟在里斯本确定了发展目标，立志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欧盟的起步已经晚了，它必须从现在起就获取必要的资源，致力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其次，欧盟还必须尽快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要求的改革目标，最终应促成更适合欧洲形势的“政策配合”。
最后，欧盟还必须制定真正以高档产品为重点的工业战略，这类产品目前是欧盟的出口动力。很显然，欧盟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培育高档产品，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
欧盟必须和它的贸易伙伴就国际贸易条件进行对话，同时我也希望欧盟内部更加协调统一。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键词是“大国职责”，双方现已开展了平等对话，同时它们还必须共同面对经济和贸易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对话应该涉及所有方面的问题，包括一些最敏感的问题。我们必须确保在工作场所人权受到尊重，确保环境不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而遭到破坏，以及确保相对优势取得平衡。这些都是欧盟所提倡的，不过，我知道亚洲和其他地区对这些要求持有保留意见。
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不断进步之中。现在，这些保护性规定已经融入了欧盟的贸易特惠体系，并日益体现在欧盟签订的一些双边协议中。制定这些保护性规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我们的观念武断地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或灌输给它们，而是为了在双方的贸易关系中确立一个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模式。
最后，就整个世界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多边主义”。我和许多同事一致提议成立一个国际环境组织，并赋予国际劳工组织和世贸组织更大的权力。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在世贸组织中开展有关环境和工作条件问题的讨论。中国目前尚未积极参与多边商贸谈判，但它加入世贸组织已有3年多的时间。从现在起，中国必须在各种谈判中体现它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的风范。
结论
中国的对外开放、高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全球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是促使欧盟与之发展合作关系的根本原因。欧洲人需要开阔地缘政治视野，向真正的全球化迈进。我们的目标是“全球参与，尊重差异”。
我认为这是欧盟必须坚持的道路。鉴于欧盟和中国将会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密切合作，同时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以负责的大国风范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
这些话题非常复杂，我只能稍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只想根据自己的经验就以下问题提出一点想法或建议。如何发展欧盟和中国之间这种必要且重要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主要应避免犯哪些错误？
对于欧盟来说，我坚持认为它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一锤子”买卖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常常非但无益，甚至有害；同时，它还需要树立各个成员国的整体观念，要求它们从欧盟，而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最后，尽管自身的利益十分重要，但欧盟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合作伙伴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它需要加强法律建设，避免法律环境长期不稳，因为这将导致不确定性和专断情况的出现；同时，它需要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忧虑，因为在中国的“发展设计”或发展模式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些忧虑可能在欧盟和其他任何地方滋生；中国应该真正做到开放和透明。
但是首先，从欧盟和中国的共同角度出发，双方除了需要加强经济联系外，还需要在语言、文化、教育、访问、旅游、交流等各个方面增进互动。正如我在讲座开始时所提到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表明，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一致性多于差异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双方之间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即便是在差异的方面，我们也还是会有共性的一面，只要我们致力于使这些差异成为我们的特点，而不是一种劣势。
（200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