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儿》 文\邵 丽
选自《作家》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 邵丽：女，生于1965年，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已发表小说、散文作品二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等选载。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神啊，这些变化原是你们促成的，所以请你们启发我去说。
——奥维德《变形记》
生命中有许许多多个委屈，仔细考量周围，又有哪一个不是满怀的心酸？这时就该安慰自己不要太认真，走过去这一段就觉得是很平淡的事情了。包括夫妻间，糊涂一点反而会变得更加恩爱。我这人不够通透，常常敏感地在一些事情上纠结，这总会把先生弄得很恼火，一旦他愤怒起来又赶着求他原谅，反而让自己很没面子。好在相爱的人之间的尊严不那么具有刚性，闹了又好了，日子倏忽之间就过去了。
我喜欢五月，我很多欢喜的事情都发生在五月，比如，写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一个全国文学大奖。这些当然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五月，满地花黄的季节生出了一个女孩儿。她一天天长大，我总是带着炫耀的心情召唤我的朋友们来看她。我说：看，我的女儿！我不怕他们或者她们骂我自恋狂，我不能吹嘘自己的小说写得好，但我完全有理由炫示我的女儿生得好。真的，我的那些朋友们看了我的孩子，都由衷地赞叹，这活儿的确干得漂亮。哈哈，我那时得意得很无耻。女儿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奖项，我平生最好的作品。
幺幺生在五月的一个傍晚，准确点说就是下午十七点四十分，院子里的一棵红色的紫薇很茂密地开了一树花朵，天空似乎突然间绽放出一大片霞光。我的公公，一个早年读过私塾的老学究立即给小人儿起了一个名字：斯晚。然后再起一个：瑾珠。这些名字尽管后来皆因多种原因被否决，但那个时刻全家人的情绪的确为这个小女娃娃的诞生而格外亢奋。
不管将来她取什么名字，当时家里人无一例外地喊她毛妮儿。她生下来时大头圆脸，黑眼睛闪闪发光，浓密卷曲的头发足有两寸长，身上也生满了绒毛儿。幺幺这个称谓则是后来的事了，她上大学的时候是全系年龄最小的一个，她们的队长是四川人，自然呼她为小幺。后来大家就完全忘记了她的大号，连学姐学兄都只认得文学系乖巧的幺幺了。
幺幺上大学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叹气，我说，幺幺要是恋爱了，我们怎么办？我的先生敬川就说了，那你还能管得了吗，我们俩谈恋爱那会你才多大？是啊，我和敬川恋爱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一翻眼的功夫，二十多年就这样荒唐（也许是颓唐）过去了。
很多事情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下子就释然了，再提起来，说都不想说了，可当时却疼痛得无以复加。苏天明那个时候二十八九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工作干得出色，职务连连提升，身边的红颜渐渐地多起来。他自己从来不承认，但谁又肯相信他能不出轨？金地终归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相信爱情，甚至相信天长地久。金地很安心地放老公出去红火，很安心地教养女儿，金地至今都觉得丈夫是一个作风端正的男人。可就在那个时期，就在女儿七岁那一年，苏天明是真真正正有过一个第三者。那女的是他大学的同学，据后来的说法，他们大学时期曾经有过一点意思，后来毕业没有分配到一个城市。也许是为稻粱谋，先是那女的在当地挑了个对象结婚，然后苏天明有了金地。苏天明和他同学的感情根本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昙花一样地败了。这中间相隔十多年，有一天苏天明从他工作的那个城市到北京学习，偶然想起去拜访他的女同学。那女同学说真的和金地没法相提并论，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工作婚姻孩子没有一样是顺心的，看起来已经有了一些老相。而金地始终是被父母哥嫂丈夫连环阵一样地宠着，没有经历过一点风雨，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苏天明去看他的女同学的时候碰巧那女人刚刚才离了一次婚，所以就有了哭泣。哭泣的样子想来也不是很好看，但哭泣向来具有穿越的力量，一下子就让人回到了大学时代，青春的回放让这个仓促的见面突然间晚熟了。其实，据苏天明后来说给金地的情节，那个见面的场景是非常狼狈的，甚至都有些不堪。眼泪鼻涕、不快乐的日子促成的脸部的皱纹、邋遢的衣着、哀怨的控诉，通通装载在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的空间里，让人透不过气来。激情翩然而至，她想让他进入她，他也想，但两人努力的结果远比想象和渴望的糟糕得多。二人只得结束了这场不成功的游戏，坐在床边喝起茶来。苏天明这些年对茶的体识见长，沏茶分寸娴熟，他为她滗了一杯碧透的毛尖，心中渐渐又生出从容。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宽大舒适的餐桌边，苏天明一边陪夫人金地喝下午茶，一边缓缓地叙述着另外一场性事之后的茶事，俩人不时被那个并不久远的故事逗得相视而笑。金地的脸被后窗拥进来的阳光弄得像是刚从油彩缸里捞出来的。苏天明有一刻突然有些惊讶，眼前的女人美得让他陌生，可这个女人却真实地陪伴他生活了差不多十个年头了。
事后，许多的情节只能靠金地一次又一次的想象完成，开始是痛心地追问，后来演变成撒娇，再后来就完全成为一项取乐的游戏了。苏天明的叙述仅仅是为了验证某一种可能的真实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日子（当然长是指当事人当时的感觉，要不怎么说痛苦的日子分秒难捱呢），那个女同学一直在纠结一个很简单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就是苏天明是否离婚，是否考虑再次婚姻？苏天明很痛苦，他极不想让简单的金地受伤害，又不想让复杂的女同学失望。苏天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他对不相干的人都充满同情和怜悯，更何况是生命中两个这样的女人。不过，大部分恶都是善带来的，善良的男人如果脚踏两只船，那才是最致命的。苏天明说，给我十年时间。苏天明的回答让两个女人的心中霎时聚满了愤恨。女同学说，这也叫回答？十年我都没有把握我是不是还活着。金地说，你是给了她一个时间还是给了我一个通牒？苏天明逃避了，他远远地躲在答案之外。
苏天明的女同学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又进入了一次新的婚姻，她悬浮而又疲惫的生活需要一次停靠。金地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苏天明的那个回答其实不是逃避，而是一次进攻。你想想，除了故事书里，哪一个女人会为一个没有结果的承诺等待十年呢？
幺幺不止一次地听我讲述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听多了她就觉得如自己亲历的一般。幺幺上大学读了文学系，她很想把这个故事用自己的视角写成小说。幺幺设想把苏天明和金地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一个小女孩，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最真实的。小女孩乐乐只有五六岁的样子，有一天妈妈突然决定要带她到北京去看在那里学习的爸爸。妈妈看上去急不可耐，她们连夜找了一辆车就出发了。乐乐一路上都在睡觉，她躺在妈妈的腿上，等到地方妈妈的腿已经不会走路了，看来在路上妈妈的姿势一动都没动。她们走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下午才到爸爸学习的学校，爸爸却不在那里。乐乐已经记不起她们是怎么找到爸爸的，反正是费了很大周折。爸爸把她们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住下来。乐乐一路上睡够了，一落地就欢腾起来。那时是夏天，大约是下午四五点的光景，大白太阳透过高大的梧桐叶子斑驳地洒落在院子里的土地上，风略微有了一点凉意。墙角的出水口边出现了一只大肥猫，乐乐追着猫奔跑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重大的问题，爸爸和她们相见的时候，爸爸只抱了抱她，而没有抱妈妈。爸爸怎么没抱妈妈呢？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在外工作的爸爸每次看见她们的一个必经程序。问题只在乐乐的小脑袋里停留了一秒钟，就被那只猫带到墙上去了。那只猫顺着一棵粗大的梧桐树跃到了墙上，扭头看着她，两只眼睛里满是城市里陌生的警觉和挑衅。乐乐不会爬树，妈妈也从不允许女孩子爬树。看着那只猫，乐乐垂头丧气。乐乐叹了一口气，乐乐长到六岁这是第一次这么沉重地叹气。
爸爸撇下妈妈，开车带着乐乐去他学习的学校取东西。爸爸的车子没有直接去学校，他带乐乐去了一个阿姨家里。爸爸站在那里，好像在演说，也好像在辩解。阿姨面对爸爸的滔滔不绝，显得异常冷静，半天才说一句话。乐乐感觉她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抛向爸爸，嗖嗖地闪着寒光。而对乐乐，她的态度不冷不热，像对待一个大人，警觉而疏远，像那只猫。乐乐的注意力逐渐被一架旧钢琴所吸引。钢琴的盖子没有合上，黑白相间的键盘上面摆着爬满蝌蚪的乐谱。在幼儿园里乐乐知道了什么叫乐谱。乐乐小小的心里很是得意，她还知道很多名词，比如：局部。再比如：观察。再比如：周密。琴的上方，爬满水印子的白灰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是一个小男孩，表情严肃，一定是这阿姨的儿子了。这么严肃的脸，肯定是为这钢琴准备的。乐乐很想去抚弄一下钢琴，乐乐那一刻想看到阿姨鼓励的眼神，妈妈总是用这样的眼光看着她。可这阿姨不太友好，始终没有看她一眼，她跟爸爸正在语言的河流里泅渡，无暇他顾。乐乐注意到门口有一只煤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只水壶，水泥地上还有不少散碎的炉渣。乐乐她们自己家的炉子是放在厨房孩子够不到的地方的，炉渣只能待在撮箕里不能出来，他们家里的木地板从来都是可以光着脚丫子耍的。乐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阿姨的日子不是太周密。
爸爸牵了乐乐的手从阿姨家出来的时候，乐乐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乐乐觉得该对爸爸笑笑，表达她的开心状态。乐乐笑了，爸爸没有笑，爸爸重重地关上车门很严肃地告诉乐乐：乐乐听爸爸的话，这事儿不要告诉妈妈，可以吗？乐乐被爸爸的严肃吓了一跳，害怕地点了点头。她心里觉得爸爸很奇怪，这样的“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呢？凭什么不能告诉妈妈？
第二天，当那个阿姨出现在招待所他们房间里的时候，乐乐礼貌而疏远地跟阿姨打了个招呼。她一边结着爸爸新买给她的女娃娃的辫子，一边顺便告诉妈妈，这个阿姨她昨天见过了。乐乐说完假装抱歉地看了一眼爸爸。
阿姨的到来使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乐乐不喜欢，大人们好像在谈判，关于爸爸走还是留下的事情。那目光咄咄逼人的阿姨企图说服爸爸留下，妈妈则细声细气地加以反对。乐乐有一会觉得她们很没有意思，爸爸是个大人，又不是个像她一样的孩子，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呗！她甚至觉得爸爸真应该跟这个阿姨结婚，算是对他说谎的惩罚。
他们在争执一个问题，十年。乐乐想，再有十年她就成年了，再不用像个小尾巴一样挂在他们身后了。
爸爸是第二天跟他们走的，这一次北京之行让乐乐非常失望。乐乐对爸爸非常失望，她期待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实现。乐乐对妈妈也比较失望，这样着急带她来北京看爸爸，可是对爸爸笑都没有笑一下，晚上还搂着她睡，把爸爸一个人撇在一个小床上。在北京除了看了路过的一条旧街，住了一个破烂的招待所，什么好地方都没有玩儿。北京那次留给乐乐的就是阿姨逼仄的家里的一架旧钢琴，还有招待所的一只大肥猫。那个见过两次面的阿姨从此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幺幺为她设想的小说起好了名字，叫《路过北京的乐乐》，光听这个名字，好像说的是一条流浪狗。幺幺有时还会问我，苏天明和金地之间的问题就挂在这里，以不解决的方式解决了吗？我反问幺幺，以你们的方式你会怎么处理？幺幺那时已经在恋爱，男朋友叫鲁嘉，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幺幺说，其实这算不了什么事儿，至少我不会对我的孩子在很多年里反复叙述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根本没有疼痛，没有悬念，没有撕裂感。幺幺又说，也许我们会选择闪电式分手，甚至在电话里都解决了，怎么可能有耐心去相见一个那样的情敌？我想说，假如你们已经生了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呢？幺幺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嬉皮笑脸地说，那个问题还很遥远，我们家鲁嘉可不是苏天明那样拖泥带水的人。再说了，将来下一代不是还有你们负责代管嘛！
是啊，她们这个时代，只要活成她们自己就可以了。而我们那个时代，必须分别活成女儿、妻子、妈妈、外婆和职员。
幺幺也常常挖掘我和她爸爸恋爱时的事，比如：你们那个时候多长时间约一次会？平时靠什么方式联络？写信时都说些什么？是不是也会经常假装闹闹分手，然后再和好如初？我如实相告。幺幺说，真没劲，你们那时真是糟蹋了恋爱这个词，你们爱一年都没有我们爱一天丰富；爱一辈子赶不上我们爱一年。幺幺有时还拿鲁嘉送给她的各种各样的礼物出来炫耀，幺幺说，妈妈，我爸爸爱你这二十几年用的情，还没有我们家鲁嘉爱我二十天多。我忍不住沮丧，晚上躺在床上把这话说给老公。我直接截取了孩子们的思想拼贴在我的话语里，我说，其实我们恋爱的时候你并没有表达过有多爱我，我们结了婚你也只是关心我而已，我们有爱情吗？即使有，我们也不如孩子们这么会爱。老公说，你怎么能把她们的时装穿在几十年前的我们身上？他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了，他们只是很多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而已，连更换伴侣也赶潮流，就像过家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要是分手了还不得死一次？
敬川是个少年诗人，当年在大学生诗人里面还有点影响。那时候中国国门紧闭，诗人里他就只能崇拜贺敬之和郭小川，便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敬川，搁现在起这样的名字人家肯定说是文盲。我和敬川十七八岁那年开始恋爱，二十一岁结婚至今，婚姻很美满，没有出现过大的情感故障。至少对外宣传上，家庭更像是一块没有瑕疵的美玉。其实，有许多辛酸不便为外人道。又其实，回首往事，真的算是美满，并没有什么足以为外人道的事。
敬川那时是被他父母看好一门亲事的，女孩的家庭很不错，女孩的个人条件也很好。所以我们俩的恋爱开始得并不是一帆风顺。敬川回家告诉父亲他要自由恋爱，当时他父亲正在独自喝着一壶热酒，听到他的话，眼睛都没有抬一下，抓起酒壶就扔了过来。敬川躲过了酒壶，但没有躲过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抱怨，很久都不肯再回家去。我父亲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职业革命者，因为我幼年时划破一张领袖像，他很多年都不肯原谅我。那时我才仅仅是个五岁的孩子，把他报纸上毛主席挥手的照片用铅笔画得支离破碎，并因此被人告发，并因此让他挨批挨斗几乎殃及到全家。那件事情的危险性现在说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但是放在当时，如果是个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所为，那几乎是要掉脑袋的，还要株连九族。不过随着那个时代被翻转，我猜想我的父亲心中当时是因为爱我才那样做的。我这个革命的父亲知道了我恋爱的事情极其气愤，他没让司机开车，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百公里之外的县城，找到敬川的家人，告诉人家他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奈何我和敬川坚贞不屈，感动了天地，这中间有长达三四年痛苦的等待和忍耐过程。最后，两个不同阶级阵营的父亲终于坐下来喝了一壶和解酒。公公婆婆自打见了我第一面，就表现得很疼爱了。我父亲却一直固执到我们生下幺幺他才肯与女婿搭腔。
幺幺满月我们抱着她回娘家去，正是六月天，我像一个送子观音一样托着个十多斤重粉雕玉琢的小女娃娃献给他们。那时幺幺发似黑锦面若银盆，两个大而黑的眼珠子满世界打量着她不甚相识的亲人。我父亲当即感动得哭了，他抱着女儿的女儿，苍老的面容注满了慈祥。他从来没有这样打量过自己的孩子，那时候他还年轻，那时候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行进中的革命队伍的步伐上，一步都不敢踏错，稍有闪失就会断送一家人的未来。
他晚年的时候常常为一点小事流泪，他的心相当柔软和脆弱。原来他也会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像个父亲。父亲为了让我们多带幺幺去看他，为了能不断地来我们家亲近幺幺，他看我们的目光都有些献媚的意味了。自从有了幺幺，父亲方才给敬川面子，总算拿他当人看待了。
幺幺过了七岁生日才开始学习钢琴，是她强烈要求的。幺幺强调自己喜欢学习音乐，她的好几个小伙伴家里都有钢琴，她说服我们的时候神情凝重，让人无法拒绝。
从她开始学琴，我就像进入了一条黑暗的隧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明。中午、傍晚、乃至到深夜，幺幺都得一分一秒地计算音乐和文化课的时间。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产生了不让孩子到学校上课的想法。
我不敢贸然批评我们的教育体制，而且各地方的模式亦不尽相同。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一年级的孩子都要从早晨七点多被赶到学校里去，一天下来，在学校的时间有十个小时以上。那薄薄的一册小书，翻来覆去地重复，作业只是反复练习。孩子只能机械地应付，根本不动脑子。幺幺有时会为难得哭，一个字练习一页，她每晚什么都做完还得写十几页生字。爸爸说，不写了不写了！幺幺哭得更凶，幺幺说，不写完的孩子都得站门口。爸爸一趟一趟地到书房里看他辛劳的孩子，后来实在不忍心，就把幺幺拉起来说，你睡觉去吧宝贝，爸爸替你写。
跟学校的谈判很艰难。我们保证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所有考试，保证不影响班级成绩，只是不再正常上课。在这里，我只能说是权力发挥了作用。幺幺的爸爸那时是学校所在辖区的区委书记，学校尽管极其勉强，终归还是答应了。
我从幺幺小学二年级的下半年开始尝试在家里带孩子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学习钢琴。我要求她看着我的眼睛，所有的功课都只讲一遍，让她自己确定是不是学会了，会了就过去，决不重复。我不要求她做太多练习，只提问，会写会算为止。幺幺说，她的识字计算功力的扎实就是那段时间奠定的。
幺幺每天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为两到三个小时，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升入重点初中，她的成绩在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我从不要求她争第一，但是她每门功课都能达到九十分以上。小学毕业统考，她语文数学两门成绩是197分，我为此骄傲了许多年。
严格说幺幺不能算是一个用功的孩子，不管是文化课还是钢琴课，她大多凭借的是她的小聪明，一首新的曲子弹三五遍她便能把谱子背下来，老师有时安排她弹十遍。弹五遍她觉得自己熟了，决不肯再多弹一遍。我监督她练习，但凡我不在她的视线内，她就一手拿着小人书看，只用另一只手在琴上胡乱滑动，为的是让我听见声音。我总不肯让她闲下来。她弹得厌倦了也不敢说话，支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一旦听到有开门的声音，立刻就飞起来。有时是爷爷奶奶，她借故玩一会儿。若是姥姥和姥爷来了她就更嚣张，姥爷会不讲道理地袒护她。老人们什么都不懂，听见乒乒乓乓的声音就觉得外孙女非常不得了，能把这么大一架琴弹得这么清脆响亮多了不起啊，还有什么好练的？我那时真的很生气，我们这一茬人已经被荒芜了，什么都没有学过，还不都是因为父母的无知？现在我怎么能让你们再让我的孩子撂荒！爸爸吃惊地看着我，半天才回过神来，然后伤心地说，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父亲母亲都是这样的人，随遇而安，没有一点野心，生活把他们放床上他们就睡床上，放地上就睡地上，绝对不争取或者抵抗。他们进入晚年对孩子更是不抱远大的期望，他们鼓励我们努力，教导我们做正直善良的人，我们有安定的工作和平安的生活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孙辈更是得过且过，为此我常常生他们的气，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常常是我对他们满心的恨铁不成钢。我原来在机关做行政工作，后来改行做专业作家，妈妈经常会发愁，整天写什么啊写，哪有那么多要说的事儿？我父亲的口才非常好，当了几十年的地方主官，从来不用秘书，大小会议讲话没有用过讲稿，出口成章。父亲对文字应该是很敏感的，但是我写的小说他看都不看一眼。有老朋友祝贺他，说你女儿很了不起写了那么多文章，他只哼一声表示不屑。在他心中，我们兄妹不管有了多大的成绩，都还只是他的儿女罢了。我父亲活到七十七岁，无疾而终，咽气的时候除我和先生正行走在路上，别的孩子统统都在身边。父亲走时什么也不曾交代，但我们走到的时候看见他的头朝着我工作的那个方向。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空白里，留着他的这个和他一样固执的女儿。我扑过去握住他的手，就像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过的那样。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再也没拉过他的手。我望着他安详的神态，我突然觉得爸这个字眼，只有变得抽象之后才是如此具体，轻飘之后才是如此沉重，重得如一次死亡。
幺幺直到考上大学，才回过头来抱怨我，她说，妈妈，我们住的小区里有那么多的孩子，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常常听着他们在楼群外面玩闹的声音，你一次都没让我去和他们玩儿过。我想说，不是你自己选择学钢琴的吗？我还想说，在你失去很多结交朋友机会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子也消瘦得像一层薄膜啊！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那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失败的妈妈，若是日子能回过头来重新再走一次，我宁可她什么都不会，也要给她一个快乐的童年。那一刻，我突然就接受了我父母的活命哲学。
我生幺幺的时候二十二岁，那个时期个性中充满着非凡的勇敢。公公那时在一个乡下医院当院长，家就安置在医院前面一个空旷的院子里。院子里有许多只能长在乡下而且叫不出名字的老树。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临时决定在那个我还非常陌生的地方把幺幺生下来，我不知道当时幺幺若是有知，她会不会恨我这个对待生命如此不负责任的妈妈。
妇产科的文医生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称呼她文姨。文姨性情温和，说话没个大言语，看着像个观音菩萨，目光中却透着医生的果断和笃定。我觉得她天生就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我问她，生小孩是不是很可怕？文姨笑起来，她说，你看看我的手，我手上每一个细小的皱纹都是孩子第一眼见世面时划下的记号，忙的时候啊我每天都要接生十几个，可怕还会有这么多人赶着生?想想也是，生育若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恐怖，一代一代的人为什么还都心向往之，还那般怀着喜悦迎接？文姨和我说话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忙碌，她整理着她的产包，要拿去消毒。文姨面目清丽，看起来是年轻人的，可她的身材已经变形了，尤其是腿，走起路来已经罗圈了，那是长年累月累的。她已经在产床前站了三十多年，每年接生的孩子比病房门前的树叶子都多。她不需要与我签生死合同，她甚至无需对我交代什么，她仿佛只是双手揉搓间，一个小人就存在了。
1989年的5月14日（农历），早晨，我跟着先生正常出去散步，回来后突然觉得有小便失禁的感觉，还没走到家裤子已经湿了一片。我很害羞，觉得是走累了，造成小便失禁。我把衣服换了，洗了澡，再坚持把衣服洗了。去文姨那里咨询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文姨听了以后并没表示吃惊，什么都没说，只是立刻让我回家去躺下，五分钟后她提了输液瓶过来。我问这是干什么？她说没事儿，给你补充点体力。她安排我婆婆给我弄点营养的东西吃。婆婆炖了一只鸡，我觉得那只鸡在门口的炉子上熬了很久，长得好像都没有尽头似的，因为我那时已经很疼痛了。我已不记得那鸡汤的味道了，好像还被他们逼着吃了四个鸡蛋荷包。
下午的五点四十分，幺幺出生了，顺产，重达八斤三两。她摇摇晃晃地探出头来，头发有两寸多长，就像刚刚洗了个澡从浴池里溜达出来似的。脸上身上竟然没有一点老人纹，让大家大为惊奇。她长达半个多小时拒绝睁开眼睛，也不哭。文姨和特意赶来帮忙的婆姐用了所有手段，她仍然不哭。这时的文姨妇产科大夫的本性就显露了出来，她一只手像托一条狗崽那样托起幺幺，另外一只手噼噼啪啪地朝孩子的屁股打了起来。我和敬川的眼泪立马流了出来。但是孩子慢慢地开始哭了，开始时像个猫仔般呻吟，顷刻间就声如洪钟，几乎是突然间睁开了眼睛。我先生叙述说，两个眼睛很大，几乎全是黑眼珠，他把手伸过去逗她，她的头会跟着手转动。我先生附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我那时笑得很艰难，但我还是笑了。
文姨说得没错，生孩子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绝不似她表现得那般寻常。文姨几乎从来没有安慰过我，但从我接触她的第一天起，她都在无声地安抚着我紧张的情绪。到打吊瓶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关口了。我早晨的症状是羊水提前破了，这是生孩子的大忌。我是上午九点钟破的羊水，傍晚才把她生出来。幺幺不哭，是极度缺氧，她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她能活着生下来，一方面是文姨采取的措施得当，一方面是她的命大。
文姨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大学一年级，幺幺开始着手写她的小说《文臣和他的女人》。
文臣出生的年代是清朝晚期，他爷是个秀才，三个儿子生在锦衣玉食之家，但走的道路却有天壤之别。文臣的父亲开始跟着一个从皇帝身边告老还乡的中医学徒，那个中医吸大烟。他中医知识没学多少，却把吸大烟的技术研修得炉火纯青。因为爱这一口，与当地官宦乡绅土匪恶霸的关系都非常不一般，一直到了民国势力还是很大。文臣的大哥是保长，二哥从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在国民党云南飞行团任少校参谋。文臣的父亲上面有个诗书传家的爹，下面有这样两个儿子支撑着，穷奢极欲，天天带着姨太太抽大烟，到他死的时候家里的土地已经基本变卖干净，还欠了一屁股债。两个主事的儿子，若不是被“父为子纲”鞭策着，恨不得不给他安葬。文臣那时才只有十几岁，分家时哥哥对他不薄，除了没让他承担父亲留下的债务，还给了他一些资财。他拿着这些钱跟着爹的一个朋友去武汉贩运生猪。到武汉后，爹的朋友和那些猪在这个九省通衢的城市里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也差一点在黄鹤楼上杀身成仁，后来靠沿路乞讨走了回来。走投无路之际，想起爹娘活着时给他定下的一门亲事，厚着脸皮去投靠人家。那一家却是极好的人家，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接纳了他。文臣生得俊朗异常，且聪慧过人，什么东西入眼就会。那家的女儿却不怎么样，个子矮，身材还不是太好看。文臣在未来的岳父家里读了私塾，后来又送到外面读洋学堂。对未来的妻子，他几乎没从正面看过她，有时候从后面打量着她，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些无奈的叹息。
要说起来，文臣对他的女人不错，从来没有打骂过，吵她的次数都很少。文臣和他的女人总共生了五个儿女，一辈子对他女人说过的话，不比做爱的次数多。解放时，因为家里已被爹吸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被划了个贫农成分。他因祸得福，靠着挣来的学问谋了个公职，却因为家庭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始终不得志。年轻时还有心争取，后来争都不争了，只是喝喝闷酒，发发呆打发日子。他从来没过问过家庭和孩子，他的工资完全被自己吃喝掉了。
文臣的女人却是极要强的一个人。有一次她娘家弟弟来看她，那是一个冬天，她正在塘里劳动，跟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劳力搭班，把塘底的污泥一筐一筐地抬上来。村子里每年都要清一次塘，这活儿本来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劳力能干，可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她硬是咬着牙每年都坚持着干。每一次抬完塘泥，她累得半年都不会来例假。看到这个场面，弟弟扭头回去了，卖了自己家的两头猪，给姐姐买了一台缝纫机。这个缝纫机拯救了姐姐，也救了这个家庭。文臣的女人靠着一手精细的女工活养大了五个孩子。到改革开放，她第一个开缝纫店，竟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从七七年恢复高考始，文臣的五个孩子次第考上大学。对这些事情，文臣本来是该惭愧的，得意的应该是她的女人。可事实上，没人说是她的功劳，文臣也没说过。丈夫就是天，哪怕他只是一个象征。天塌不下来，她就拥有完整的世界，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天塌下来了，她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文臣几乎没有笑过，脸上似乎永远只有一种表情，一副不得不活着的悲壮。文臣退休后，女人也做不动活计了，儿子就把他们接到城里。文臣不像他的女人，进了城看见什么都兴高采烈，单为下雨不踏泥吃饭闻不到大粪味儿她都能在夜里笑醒。而文臣觉得城永远都是别人的城，包括他的儿女在这里的成就，与他也统统没有干系。他不服城里的水土，他这棵树只能栽在适应他生长的地方。文臣习惯于一个人在黑夜里散步，那时喝到微醺，有想哭的欲望，甚至渴望让自己放纵一次。他脑子里空空荡荡，过往的日子像一条漏洞百出的渔网，什么都打捞不起来。偶尔有一条鱼翻出一点浪花，也是被动的，死气沉沉的。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沉闷里度过，从来没有闪过光。其实，文臣一生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内心或许是另有追求的，或许没有，或许他想都不曾想过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有的人是活到一定份上什么都不想说了，欲说还休，这是豁达。有的人却是从来都不曾想过要诉说，仿佛日子就该这么过。文臣的女人就属于后一种，她也委屈，也哭闹，那都是眼前具体的苦恼造成的，她很快就忘记她为了什么而烦恼。女人偶尔也会对她的孩子谈起文臣的亲人，也发过牢骚，但那仅仅是为了找话说。她只会埋首在自己的世界里，压根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这样的女人生来目的性就极强，找个男人，养一窝孩子，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有滋有味，让丈夫活得有面子，孩子们吃饱穿暖，把书读好。她不炫耀，但她活得很积极，处处都透露出心满意足的自在。
文臣活到六十六岁上大病了一场，查出来患了直肠癌，这是他一辈子好吃好喝的结果。他的身体素来健康，平生没有打过肌肉针，感冒药都极少吃，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几乎把所有的药都用尽了，身上被输液器扎得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地方。上帝就是这样，他会把人间的甘苦调理均匀，绝不会把欢乐和苦痛都给一个人。
文臣就要死了。文臣一辈子都是活得不耐烦的样子。刚刚做完手术他还说，死了算了，终于可以清净了。可真到了要死的关节点上，他怕了，他每天强烈要求儿女给他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文臣告诉所有的亲人，他还想再多活几年。
日理万机的上帝在他的生死簿上做了减法。文臣死了，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女人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她要求儿女给他们的父亲用最好的药，什么起死回生的偏方都要试一试。刚刚做完手术，他的腹部还打着腹带，每天替换的腹带洗好来不及晾干，女人都是缠在自己身上暖干的。女人不想让丈夫死，她生性胆子小，大白天一个人都不敢在家里待着，文臣要是死了，谁来陪伴她呢？
文臣死了，文臣的女人一声都没有哭，她积极地投身在丈夫的后事处理之中，甚至连孝子们身上披的麻布的尺寸她都要亲自丈量。闲下来，她才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说，今后家里就剩下我自己了？
孩子们都说，怎么会呢？
她说，就是。这句“就是”不知道是指真剩下她自己了，还是孩子们不会撂下她自己，反正她觉得这个事情终于过去了。
看过幺幺初稿的人都说，这篇小说写得过于老到了，尤其是人物，刻画得太深刻了。幺幺心里明白，换一个人物她的确就写不出这等深刻了。她写文臣和他的女人的时候，她觉得那两个人物是活在她脑子里的，因为她管那两个人喊爷爷奶奶。
可能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我和敬川都称得上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自由恋爱，从一而终，既郎才女貌，也女才郎貌。可是，有时候我突然之间会非常困惑，我们的幸福又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长达十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每天早晚都按约定时间通电话，所涉及的话题总是身体，锻炼，少喝酒。有时候我们也表达爱情，感情丰沛，话说着说着就柔软起来。他几乎常常说他很爱我很想我，可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一桶矿泉水放不到机器上而哭泣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发现我们家的十六支灯泡只剩下一只了，癔症了半天，说，这日子过的！我也常常说我爱他，可过了这几十年，我为他洗过几次袜子呢?有一次我告诉他他有白头发了，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已经白了好几年了，你才发现？
敬川喜欢我的简单，他常常向朋友们夸奖我，说他的老婆好养，口袋里装一百块钱都会乐呵呵的。小夫妻那会，我的确不曾期望他有什么高官厚禄，他那时做律师，少年才俊，相貌潇洒清秀。他的几个做得远不如他的同学都有了令人不安的外遇，我相信他的定力，也常常只盼着夫妻和美，有一个安定的家。
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总觉得生活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对具体的担忧又未可知。总之，看不到未来，对日子充满着恐惧。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开始写作之后，我已经把我的作品掺进了我的生活里，或者把生活搬到了作品里。那个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哪是作品，哪是自己的生活了。围绕女主角金地和男主角苏天明，我编织了许多故事，有些完全是虚构的，有些却是真实。有人追问，金地是不是写你自己？我否认。可时间久了，连我自己都混淆起来，金地到底是不是我？也许金地是我内心另外一个我的外在表露。其实人有时候并不是他自己，西谚说，一个人早上是天使，晚上可能是野兽。这话没错，坐在夜店里，可能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到了募捐现场，却又成了翩翩君子。环境在时时刻刻改变着我们。金地的确不是我，但金地身上的故事，投射在我的现实之中，让我寝食不安。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苏天明的举止变得有些躲闪。金地做不出那些小把戏，比如翻老公的口袋，查看手机通话记录之类的，想一想都觉得耻辱。苏天明是了解妻子的，他回到家中可以放心地把手机扔在任何一处，他不动就不会有谁动他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时期，金地很久都看不到丈夫的手机，他很安全地把它装在口袋里，到了后来，连短信的声音都没有了，他关闭了声音。
金地有一年随单位去新加坡考察，晚上费好大劲往家打电话，接通后她能听到苏天明的声音，苏天明却听不到她说话。喊了好一会，只好挂了再拨去。苏天明接了，却在电话里柔声说，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是你，别再让我生气了，我气得胃疼你知道吗？——金地听不下去了，泣不成声，她说，我是金地！苏天明愣了一下，说，我以为是我的同学打来的。金地说，我今晚订机票，明天就赶回去。苏天明说我建议你冷静一下再做决定，好好地把活动参加到底。相信我，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事。金地口气软了下来，说，苏天明，你爱过我吗？苏天明说，不是爱过，是一直在爱！
这些夹在生活之间的小波折，像落在床铺上的灰尘，不理它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真正去拍打它，却会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那么，苏天明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它们在金地的心中，是无法结痂的痕，想一想都会渗出鲜血。可她从来没有吵闹过，并不是害怕婚姻破碎，是她觉得由自己以这样的由头把婚姻拍碎，太让人看不起了。
到了四十岁上，金地突然就释然了。这种释然是她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婚姻，作了反复纵向和横向比较之后达到的。砍去一路走来的枝枝蔓蔓，如果只看大节，丈夫从善如流，女儿天天向上，到底有什么事情让自己不开心呢？
我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常常把自己打理得很出彩，漂亮、干练、精致。见过我的人都觉得我很不简单，有做一番大事业的气魄。可是，只要我一开口说话，大家都会会心地笑起来。我头脑的简单往往通过我语言的幼稚，在极短的时间里充分让人们认知。更多的时间里我都是让自己闲散着，一连几十分钟看着一片天空，鸽子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想象我的女儿。她长大了，个头和我一样高挑，走在大街上，几乎会聚集所有人的目光。总会有人问，她是你的什么人呢？我女儿啊——我把啊音拉得很长，那是一个母亲无限骄傲的忍不住的呻吟。
啊——啊——啊——
我有时想，不能老是这么惯着自己，我总得干点什么，比如，在纸上写下我这个时刻的心情，写下并不完整的生活的碎屑。若干年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女儿在舒适的屋子里带她的孩子玩耍，她的孙子或者孙女要求她讲一个故事，她念的或许就是我在纸上留下的文字。抑或我的女儿的女儿会写一篇叫谁谁谁的女人的小说也未可知。
我的血液流动加快了，可是思想更加盲目。我在电脑上敲下一行字：被一只蚊子咬了一口，好痛！
我把这句话贴到网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有人跟上来，操!矫情，被蚊子咬一口也能说痛？
其实，对我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我有多大的痛，也不会让他们有比蚊子咬一口更痛的痛了。
但我突然就笑起来，收不住，眼泪淌了满脸。我无法想象这个人什么年纪，或许是过尽千帆的老人，或许是一个黄口小儿。现在的人，已经完全无法从行为方式上推断他们或者她们的年龄了。但是，我没有让思想在这件事情上继续停留，我的思想总是无法在一个问题上纠集太长，更何况我拒绝与谁讨论痛苦和幸福。痛苦和幸福都全凭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更何况，我认为的甜蜜，换一个人或许就会觉得苦涩。
我的先生在某一天上午，突然打电话说要出差去。当时我正在一个会议上，我问，要多久呢？他回答，说不了，大概不会太久吧！他的声音很安详，他还说，你照顾好自己，并特意安排，幺幺可以让小芸带着。
我只是有一点小小的疑惑，为什么特意安排幺幺的事？小芸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幺幺那个城市里做医生。我放下电话，很璀璨地给了自己一个笑脸。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只是像往常一样放心不下我和这个家。我一直生活在他宽大的羽翼之下，从来没为任何事情担心过。我记得我们在一次激烈的吵嘴后，他拍拍我的头安抚说，别犟了，我娶你这二十多年，没有让你操过一根钉子的心。
先生的那个电话是我人生年表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到跟我的命一样大，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察觉。我正在给参与一个文学奖的评委分发参评稿件，我很笃定，把手中的活计做得一丝不苟。然后，我给大家开了一个小会安排接下来的工作，说了时间和要求。再然后，我在办公室坐下来，想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妥帖。王生给我打来电话差不多是正午的光景。他说，你在哪？我说，在办公室。
你怎么还在办公室？
怎么了？
王生迟疑了一下说，你回家吧！我在你家楼下。
我在楼下看到王生的脸，他的面孔从来没有这样古怪过，既不是凝重，也不是担忧，几乎可以说有点滑稽。这个男人向来快乐，我认识他十多年他都是快乐着自己和别人。现在，他的神情让我不得不中断惯常的思维，向另外一个狭小的空间迈进。我和他一起上了电梯，春光刹那间被关在门外，我喜气洋洋的休闲小外套在狭小灰暗的空间里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是，我茫然的脸一定仍然无辜。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活里，所有的问题都不该是问题。
保姆打开了门，放了两杯水在茶几上。王生却执意让我到小书房里说话。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坐了另一把，中间隔了一米远的距离。十多分钟，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说，或许说了我记不得了。
又过了十分钟，贾生来了。再过了半个小时，表弟和弟媳来了。陈生来了。我哥哥来了——
我张罗着给他们弄水，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下午三点多女儿打来电话，她说，妈妈，我爸爸的手机为什么打不通？我平静地说，打不通就不要打了，你现在去小芸姑那里吧。
她说：“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的回答恶狠狠的，然后我的哭泣跟在这句话之后突然展开。我哭不出声，眼泪却汹涌澎湃地滚落，没有丝毫控制力。贾生后来说，他担心我整个人都变成水，会把自己哭没了。这中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来电话，说，听说敬川出事了？我坚定地告诉他，他不会出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过一会，又有我的一个女友打来电话，要我见她。我说就在电话里说。她迟疑了一下，问，电话里可以说吗？我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她说，听说敬川出事了，有人说是政治路线问题，也有人说是经济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经济上没问题，我是他妻子，我知道他有没有问题！
他骗了你呢？假使他在外面有女人，藏了钱在女人那里呢？
我没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不屑于回答。
你别再傻了，他们说他有女人，而且有个八岁的儿子。目前，那个女人已经被控制了。
是吗？相信我的嘴角一定是讥讽的笑。
是的，他有。别再傻了，你就信一回吧！
我回头望着一屋子的亲人和朋友，心里突然释然了。如果说敬川“出事”指的就是这事儿，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关闭了电话，因为我不能再重复我的坚定，我会被一万个人的疑惑逼疯。而且事实上我的信念真的就那么坚定吗？
我好像病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一年，也许是明天。我在想象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不知道我的朋友是怎么找到我的，反正他们一个个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后来知道了，我根本没有消失，我每天的一举一动大家都看着。我说我生着病，他们说，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不知道是真的看不出我的病容，还是在假装。
作家A君把我请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他自己做的。吃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在听他不停地说话，繁琐而又有力量的声音如涓涓溪流。我看着他，像面对一位久别的亲人。他说着生活的细碎和生命的坚韧，和我无关，完全是他自己的。他的家乡，他读书的经验，他的妻子和婚姻。他的外公是一个商人，解放前因为生意原因加入过国民党的一个什么组织，但是大多的时候，他借助这个身份为共产党传递情报。解放后外公的财产被没收，在一个商业机构做职员，任劳任怨。六十年代他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收监，七十年代初期死在监狱里。A是在探监时才认识外公的，他看上去和照片簿里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人不太一样，稍微胖了一点，很善良。他每次对母亲只说两句话，别打孩子。一定让他们好好读书。
A说，我的母亲一生面对的都是灾难。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让她享受一点世间的温暖，但是她六十多岁就死了。我的事业刚刚有起色，母亲却死了，我痛不欲生，忧郁到了极点，觉得生命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再坚持一个月，一年，五年——
我一天天竟然活过来了。
你那时每天都干些什么呢？我问。
出去，在大街上行走。读书，写文章，不能让自己闲着。
他给我看了日本的大片《入殓师》，泷田洋二郎的作品。一部哲理诗般的电影，透过陆离的世事，看到亲人逝去的不同悲哀。男主角把那样一个为世人所鄙夷的职业，演绎到何等的尊严。他对逝者的尊重，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这部电影的背景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泪流满面。作曲家久石让细腻的铺陈，让我体验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多美啊！多好啊！
我是打车到他家里去的，走的时候他一定要我坐地铁。他说，在城市生活一定要学会坐地铁。我觉得这是一句没任何意义的话。他把我送到地铁里，直到我被人群包围。挥手之后，我突然之间觉得如释重负。我坚实地站立着，与周围的人一样站着。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面对疲惫的生活和突然的变故，即使内心波涛汹涌外表依然平静，看不出高兴或是难过。我的脸和他们的也一样，只是一张缺乏睡眠的、覆盖着不同牌子化妆品的地铁人的脸而已。在我自己眼里我是个人，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人群”。
人，有时候需要找到自己，有时候需要抹去自己。
去四川大概是八月中旬的事，四川作协的友人打来电话，说要到四姑娘山采风，问我去不去。我说我病着怎么去？他说，这年头还生什么鬼病啊，出来走一走就好了。并说，大家都盼你来。
我放了电话问幺幺，去吗？
为什么不去？
我那时发现，我越来越依赖这个毛丫头了，我和她之间似乎翻了个个儿，过去是她请示我，不知不觉间，我也到了向她献媚的年龄了。我几乎不想让她离开我片刻，有时候她忙起来我就会很遗憾，为什么不多生一个她呢！
奶奶活着时常说，人啊，做下什么业绩都不如养孩子。我奶奶喜欢种树，也喜欢生孩子。她一生种了无数会开花和不会开花的树，常常坐在她种的树下，生养着自己活下来的五个儿女。她的大儿子儿媳生下我。我在她活着的时候陪她在树下乘凉，她那种喜悦和欣赏的目光让我害羞。在我长成少女之前，奶奶是第一个用眼神赞美我的人，我在她的赞美里长成，沉鱼落雁。
我奶奶若是活到今天，她该如何赞美我的幺幺呢？
幺幺读幼儿园的时候，跟在我们身后散步，经常会遇到一个什么人隔着马路喊，看那个娃娃多漂亮！幺幺的爸爸不回头，他让自己的骄傲目空一切。幺幺有时在路上突然会提一个无理要求，振振有词，她的沉着无辜的大眼睛掩盖了她内心的邪恶。如果我们不答应她，她就会突然哭起来，而且眼泪汹涌，让过往的人觉得我是一个十足的后娘。我那时就该明白，我迟早得落入她的掌控之中。
女儿在我们的搀扶下学会走路，今天，我却在女儿的鼓励中重生。她在夜晚的床上拥抱我，她说，妈妈，你可不能死，特别是不能以自杀的方式死，那样我怎么对我的儿女交代，说他们的外婆是自杀的？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对他的孩子说呢？妈妈，我希望我们家族历史上，永远都是健康的死亡。
没有灯光，我和她都有一双猫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她长大后就再也不哭给我看了。
从女儿能听得懂话我就习惯于说，妈妈爱你。可是到了我真的要表达这种感情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我该怎么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其实，人选择活着，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自己，大部分是为了孩子活着。
但是我知道，我有多疼，我的女儿就有多疼。母女连心。
我从北京出发去成都，在机场和汉胤、秋子提前汇合。汉胤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很哥们。秋子是水一样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她，只觉得她是水，是潺潺细流那种。那一路上，她的溪流都在浸润我。
喝一点点酒，秋子姐就会舞起来，她那么安静的一个人，跳起舞来却犹如风中的火焰。她说她的舞蹈是突然间开始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玩耍。现在她已经把这种烈火燃烧到国外去了。她正经八百的头衔是一个编辑，私底下却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现代舞者了。
在成都见到赵姐，我爱上她已经很多年了，每一次一起出行她都教会我一些生活的小技巧。她出差会带一箱子的衣服，每到一个地方都换上一件，衣服比生活变化得还快，也许那就是她的生活态度，谁说人必须被生活牵着走呢。
我已经习惯于对赵姐诉说，因为她愿意听，而且会听。在山坡上，我接到先生打来的电话。有几天没听到他的声音了，磁性，很坚定。阳光很烈，山风把我的声音弄得晃晃荡荡。但是，我没有哭。我问，你好吗？他说，好。又补充说，非常好。他没有说更多的事情，只是问了问孩子和老人的情况，最后才说，你过马路一定要当心啊！赵姐询问是谁打来的，我说我先生。
他可以打电话？都说了什么呢？
过马路要当心。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算命的说，我今年路上有灾。
眼泪瞬间蒙上了赵姐的眼睛，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确实该是个幸福的女人。
晚上，县政府领导和藏民们为我们组织了锅庄舞会。篝火熊熊地燃烧，不远处的架子上烤着肥羊，县城的夜空飘散着浓浓的酒香，大家喝一点酒就变得和藏民一样豪迈起来了。我被他们拉入舞池，开始还规矩地按着节拍走，慢慢地，我们滑到舞池的中央，那疯狂的律动，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在这样的（这样的！）夜晚，我燃烧它还是它燃烧我？
我知道，我终将被一双大手托住，他不会让我倒下。我的朋友们啊，他们都不会让我倒下。那天克敬大哥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太过于幸运的女人，上天给了你智慧，给了你美貌，你还能指望它把全部的好都给你一个人吗？一年以后，我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那双淳朴到极致却又狡黠无比的智慧的眼睛，仍然与我咫尺之隔。那温厚的目光，让我的灵魂渐渐安静。
亲人之间，有些话只能装在心底，一辈子都无法表达。想到幺幺，我的身心立刻就会被幸福疼痛着，这种骨头里的亲爱，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完全不是那种深刻了。我的父亲去世四年之后，我突然在夜间哭醒。我梦到他躺在灵床上，被白色的床单罩着。灵床自己在走，似乎是在一直向南。没人告诉我单子下面是我父亲，可我知道是他。他路过我们的家门，没有停留。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催促母亲去医院看他。母亲平静地对我解释她不着急去的原因，然后她突然就上了一辆公交车，并大声地对我说，你爸已经死了，我去追他！
我父亲为何就那样凄凉地走了？他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蒙着白色的床单，一个人，去了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父亲，你是不肯原谅我了，还要让我伤心多少年呢？
父亲走得很干净，简直像一个梦。他退休后就随最小的女儿去深圳了，我们借口那里的气候多么适宜老人生活，不让他回老家来。他爱小女儿，也装作很喜欢那里的生活。其实，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孤独。虽然他不说话，我总是能敏锐地感知一切，他想回家。我躲避着他的心愿，很残忍地。我告诉我的哥哥们，他老了，别太惯着他，并借口老人路上折腾多了会出问题。他最后几年在我们跟前完全软塌下去了，他什么都不要求，看我们的目光像羔羊一样。我明白他想干什么，可我根本不给他说的机会，武断地阻止他的表达。我们父女俩在一起常常像陌生人一样，互相看都不看一眼。父亲的最后几年，我没有给他洗过一次衣服和头发，更没有拉过他的手，一次都没有。在他的心中，却深怀着对我的歉意，为他年轻时对我的严苛。他弱小了我就强大起来，我像他当年对我一样，武断地，不给他机会。他从家里去深圳那会儿，身体已经很弱。他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发愁，说走不动路，若是上不去飞机怎么办。我完全可以耐心地给他解释清楚，可我没有那个耐心，皱着眉头呵斥他，嘲笑他。他就那样被登机的困难煎熬着，整整两个月，更加瘦起来。
妹妹是爸的半条命。我有时想，若是妈妈不在三十多岁上生这个老丫头，他们的晚年该是何等地难过。妹妹伺候爸比伺候她的儿子都耐心，不厌其烦地为他理发，剪指甲，洗脚，哄他喝水。我在他身边坐着他视而不见，一声声呼唤着另一个女儿的名字，五分钟的间隔都没有。我又忍不住嚷他，你喊得我心慌！他依赖她，信任她，也忽视她。她说十句话他都不答应的事情，我瞪一下眼睛，他立刻噤声，表情完全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爸喝了一辈子酒，一天抽三包烟。我总是吓唬他，不让他抽。我说抽烟喝酒会要了他的命。管了他一辈子的妈妈恳求我，让他少抽一点可以吗？我不答应。他怕我生气，真的就戒掉了。戒了烟酒的他神情更加恍惚了，像个无所事事的游魂。而他的生命，却并没有因为戒了烟酒而延长。这再次印证我对他有多么残忍。
去世前三个月父亲坚决要求回老家，我们的阻拦失效了，他决绝的态度是如此的悲壮。但我附加了一个条件，不让他回县城那座空置的干休楼。我让妹妹陪他们住在我曾经工作过的L城，我在那里有舒适的家，除了我想让他晚年生活环境更优越一点之外，主要是怕他见到那些老朋友老同事烟瘾会复发。他妥协了，他那时几乎没有辩驳我的力气了。
爸去世后，他的那些老友责怪我说，最后也没让我们老哥几个见个面！我无言以对，我对爸爸的愧疚岂止这些啊！
我写这么多，完全忽略了先我出生的两个哥哥，在陈述父亲与孩子们的关系时，我似乎完全有理由忽略掉他们。父亲一生都宠着女孩，对儿子几乎是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委屈地讲述小时候父亲对我划破主席像的严苛，伤心不已。我大哥说，你那能算委屈吗？我二十岁以前爸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与他们比起来，我真是幸福得太多了。我父亲坚持富养闺女穷养儿，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供着我花零钱。那时是经济不宽松的年代，他工资偏高，每天上学之前，都会偷偷地往我口袋里装一点零钱，每个月算来总有三二十元，够那些条件差的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妈妈气急败坏，但管不住，他总会偷偷地给。我的哥哥们是不能够享受这种生活待遇的。当然，对儿子他同样是爱，只是藏在心中。1979年我不满二十岁的大哥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父亲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下午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坐在邮局里等信。收不到大哥的信会掉眼泪，收到信则哭得更凶。
父亲住在L城的那段时间，我每次回去看他，若是提前打电话，他会一上午心神不定，极其费力地走到楼下观望，或者干脆搬个小凳子坐在楼下等，不管天气冷热。我看见了，就呵斥他，怎么这么会磨人啊？再回去，电话都不给他打了。他年轻时爱吃豆类食品，妈妈买一点新鲜的豌豆剥出来，他不让吃，坚持要留着给我先生和孩子吃。若是我一个人回去，他就很失望，说冰箱里有豆子啊，他们怎么都不回来吃呢?
我说，都那么忙，哪能说回来就回来？
父亲去世前，把一生积攒的钱都分了。他一分一分地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攒出来的，那该是多少他忍痛割爱的烟酒所组成的啊！他不放心我妈，存折自己放起来，还要经常拿出来看看。现在他果断地分着他的资产，就像把他的生命一份份地分给他的亲人。分给幺幺的钱他不给我，坚持当面交给孩子。他一直等到幺幺考完，给了她一张卡。幺幺是个只要手里有钱立马都要烧掉的主，姥爷去世快五年了，那张卡她却始终没动。父亲是幺幺考完试五天头上去世的，他强撑着等她。他一边耐心地等着她，一边耐心地等着自己的死亡。
我的家人是不是都是敏感的先知？
父亲早晨五点醒来，告诉我妈他要回自己的家里去。妈说，今天吗？他说，今天，一刻也不能等了！他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做决定了。妈妈给我大哥打电话，大哥带着医生和一辆救护车来接他。他是自己从三楼上走下去的，上车后他一路上都在说话。大哥说，爸你休息一会吧，别说了。父亲说，还有一件事我要交代你，我死了之后，一定埋在你爷爷奶奶的脚头，记住啊！大哥没有回答他。爸爸再次说，记住，记住啊！大哥把脸扭向车窗外，泪流满面。后来大哥给我打电话说，爸病了。我说，他又是撒娇！是想闹点动静让我们都回去吧？大哥说，别说了！马上赶回来！
载父亲的车十点钟驶回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小城，哥哥直接把他拉进医院的病房，想要给他做个检查。他一口水没有喝，只问了一声，我到家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睡了。那时我还没有走到。妹妹说，爸先别睡，我姐在路上，等她一会。他张了张嘴，就那样睡着了。
我的父亲睡了，再也没有醒来。我责怪他，你怎么可以不等我回来呢？他的嘴巴张开着，不回答我。我和他吵闹了几十年，他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他把我的世界一下子掏空了，空得像一片坟场。医生怎么按摩都合不拢他的嘴，我把手放上去，我说爸，我回来晚了，对不起爸。爸爸！他的表情一下子松了，闭拢的嘴像是在微笑。他走得像是一个胜利者。
是的，他胜利了，他微笑着离开，把疼痛留给我们。
上天啊，快把他还回来，我要让他给我时间，让我照顾他的晚年，让我洗净他的头发，泡软他的双脚。让我表达我对他的全部的爱。爸爸，我爱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加在一起，都不及我对你的万一。
可是，爸走了，决然地走了，不给我机会。
我从小就胆怯，一个人不敢关灯睡觉，可从父亲走后，我再没有害怕过。我一个人的夜晚，他就坐在我的床边，抽一支烟，或者看一份冥间的报纸。坐在他的膝上吵闹，已经是太过久远的事情。他那时喝了酒，故意把酒气喷在我脸上，那温热的辛辣刺激出我的泪水。四十年后，我再也闻不到那个味道了，泪水却像决堤的河水，泛滥得无边无际。爸爸爸——我想让这个称呼，一直暖我到死。
我在他的守护里睡去，我和他赌的四十年的气，竟然如此温暖着我。他愤怒着我，无奈着我，骄傲着我。而我从来都知道，我是他最疼的孩子，我的反叛是一种撒娇的方式。他的不妥协，是另一种撒娇的方式。
一代一代的人都经验着同一种经验，子女对父母的爱，远不及父母对儿女的万一。我们深怀着对他们的遗憾，可正在青春的路上飞翔着的我们的孩子，终有一天，也会生出我对父亲的这种疼痛吧！
爸爸，女儿是你前世的恋人，今生的骨肉，来世的花朵。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陷在苏天明和金地的故事里不能自拔，我写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爱只是个铺垫，其实我自己比我想象的坚强得多。
那是下午四点钟的光景，天气几乎是霎时恶变。电闪雷鸣，风强烈得差不多能把一个人吹跑。我去意已决，不想在屋子里多待一分钟。一直陪着我的人是王生和贾生两位兄长，他们对我的爱和担心铺满了整个屋子，这既让我感动，也让我压抑。后来王生说出去找一个人，我要贾生和他一起走。他却不肯，坚决要陪着我，自作主张要我家的小保姆去买一只鸡。他这样的安排让我十分错愕，他说你不能不让你哥吃饭吧。我当然明白他只是想让我吃点东西，我已经一天水米未沾牙了。但我几乎是强行把他撵走了，我需要休息，更需要一个人静一会儿。我要弄明白，我遇到了什么。
事实上我不能静下来，我什么行李都没带，背着一个小包就出了门。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这样的天气平常在屋子里我都会害怕，但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我撑着一把伞，独自扑向风雨里。淡绿色的雨伞漂在风雨里，很干净，也是极端脆弱的颜色。
我撑着伞往大街上走去，风立刻就把它翻转过去，好不容易弄好，刹那间就又顶不住了。试了三次才找到了风的方向，顶着风朝前走。那一会，心中的泪水比外面的暴雨还猛烈，但我脸上却是挂着一抹微笑。我那时只有一个信念，找到我的女儿，我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要和她待在一起。我在风雨里喃喃地念着她的名字——幺儿，幺儿——亲得让我虚脱。
走了两条路才撞到一辆出租车，我要他载我去火车站，语气恳切小心，唯恐他看出我的急切而拒绝拉我。司机替我打开车门说，这天儿真不好打车是吧？我说是啊，不全是你这样的好人啊！他笑了起来说，你这么大雨出门还真有情致。我很平静地和他聊起来，一天跑几个小时、家里有几口人、还顺便骂了几句房价。距车站广场还有很远的一段路时他靠边停下来，前面已是一片汪洋。我付了二十元钱，没让他找。下了车，好在是雷声大雨点稀了。广场上的人都在水里跑来跑去，唯有我依然安静地走着。有好几个从我身边跑过的人停下来诧异地看着我。但是没办法，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这样稳稳地行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奔逃。
好多年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自己买火车票。因为是傍晚，排队的人不太多，我挤到一个窗口问有没有去北京的车票。卖票的女人很生硬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急迫的语气惊住她了。我再问有没有去北京的卧铺票，越早班的越好。她在电脑上查了一会，不客气地告诉我，除了明天一点五十分有一张硬卧，而且是上铺，别的班次全是站票了。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到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恳求她帮我想想办法，她不耐烦地用眼睛斜睨着我说，没办法，不要待会儿连这一张都没有了。我不再犹豫，买下了那张票，168元的硬卧上铺。
离开窗口我就在大厅门口转悠，渴望能看到一个传说中的票贩子。但是所有的人都神闲气定地坐着或者站着，没有一个像卖票人的样子。我戴着眼镜，穿戴精细雅致，一个人站在售票大厅，而且不带一件行李，的确令人起疑，他们或许会觉得我是暗访的记者吧。就在我失望地向远处走去的时候，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跟上了我，他不说话，只看着我微笑，沉着地观察着我的急切。我拿不准他的身份，但仍然假装老练地说，我有急事，着急赶去北京，有票吗？他说，没有。然后走开了，停了两分钟，他走了回来，露着白白的尖牙齿笑着跟我说，算你运气，跟我来。男孩把我带到两栋楼之间一个狭窄的通道里，推开一扇小门。我以为是他们的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那时豁出去了，强迫自己跟着他往里走。过了转角，突然人声鼎沸起来，这才发现是进了麦当劳的后门。人很多，几乎没有空位子。男孩很利索，他三两下在边上的长椅上扒拉开别人的行李为我挤出一个位子，让我坐下，然后开始打电话。很快，一个中年男子向我们走来。他附在我耳边小声说，北京只有十点多的一张中铺了，加六十。我说，钱不是问题，还有提前的吗？那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中年人走了，男孩站了一会说，你可千万别动，我也去帮你找。两个人迅速地消失了，我环顾四周，满屋子除了能看到吃东西的嘴，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跟前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用舌头夸张地舔他的冰激凌，满脸都是白色的奶浆，衣服上也是。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想，我应该饿了。可是我没有丝毫饿的感觉，只是想喝水，更想喝茶，什么茶都行，我哀伤地幻想，总是陪我喝下午茶的那些人这时能让我看见一个也好。但我死死钉在那里一动不敢动，我怕错过了为我找票的人。
中年人和男孩是一起回来的，中年人的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担心口袋里的东西突然鸽子一样飞走。中年人说，有张九点二十的，但是票分两段，从郑州上车时是站票，到了安阳才能上卧铺。我说，好！我知道我别无选择了，接过车票看了，他们给我的两张车票加在一起是一百三十元左右，我买的那张是一百六十多，我拿出我的票给他们，另加了一百元钱，我说这样可以吗？中年人想都没想就接了过去，从他脸上的笑容里我看出他非常满意这交易。他们没等我再仔细看那两张车票，瞬间消失在人群中。我有点后悔，为什么不给他们现钱，若是他们给我的这两张票有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晴了，风雨消失得如同刚才那两个卖票的男人，干净彻底。我透过玻璃门望出去，傍晚的余晖温情地涂抹着广场，人群变得如牧场里的羊群一样悠然自得。我看着他们，也用另外一个自己看着我。我知道我不能变成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固执地把我摆在他们之外——痛苦，冷清，麻木着。
五月，已经是夏天了，我却冷得瑟瑟发抖。
从进来我就死死地坐在凳子上，丝毫没有挪动半步，这时方知脚都麻了。我努力站起来走到服务台前，买了两杯橙汁和一个鸡肉汉堡。我一口气喝干了一杯，就着另一杯，开始艰难地吞咽汉堡。每一小口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胃是绝对地不配合，每一口它都试图将它顶回来。我不着急，翻上来我再压下去，一点一点地坚持，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需要体力，最少我得把力量维持到见到女儿那一刻。
好像从有记忆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但是我既不恐惧，也不孤单，甚至没有一点心酸。我知道哭没有任何用处，也不想哭。我只是反复地在我脑海里植入这样一个信息，他不在我身边了。可是他去了哪里，没人告诉我，他突然就这样失踪了，失踪得没有一点痕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失踪。
他饿吗?他累吗？他像我一样绝望或是愤怒？他不能伤心，伤心是女人的事情。上天啊，把伤心全都给我一个人吧。从来都是他为我们承担，现在我愿意把他的苦痛全部接受。我不怕，哪怕万箭穿心，都已经不如我现在的疼更疼。
那杯果汁让我在麦当劳里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戴表的习惯，手机是刚刚换的，还没设定时间。我竟然很从容地把它交给对面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为我设定一下时间。小伙子立马瞪着眼看着我，然后立刻又感激地笑了。他感激我的信任，边帮我设定边奇怪地问，你不是本市人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却突然站起来不辞而别。
小伙子很秀气，基本是一个良家少年。我祝愿他是。
火车开车时间是九点二十五，我八点四十进了候车大厅。好久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人流了，每天该有多少人流水一样地来来往往，像我这样怀揣心事，顶着自己的天行走在这纷乱如麻的世界上呢？我正不知如何找候车室，刚才那个小伙子却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跟着他到某厅去，说是可以提前上车。我对他露出感激的神情，他看着我笑了一下说，要收钱的。就那我也感激你，你仍然是个好人，我心里说。我交给他十块钱，跟着他进入贵宾厅。我很庆幸，这里有宽余的座位，大屏幕正在播放葛优的一个什么电影。服务员用小喇叭不停地提醒着各个车次。
我找到最前面的一个座位，尽管很安静，但我怕我会错过广播。九点二十分发车，时间分明已经过去，我却一直没有听到通知。九点四十，十点，十点半……我不停地冲到服务台和正在进站的队伍前打问，为什么?晚点吗？这么久？服务员终于非常不耐烦地告诉我，不知道，到里面等着去！
大约是十一点前一点点，小喇叭终于报出了我的这个车次，进五道。人好像并不很多，不知道是已经进完还是在我的后边，我不会跑，越急越走不快，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是十车厢的安阳站卧铺，可是走到六号车厢的门口，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开始央求门口的列车员，我说我是十号车厢的，走不动了，请你让我从这上去。列车员是个男的，他以为我没有票，指着前面说，你去五车厢补票。我没有时间解释，我说我走不动了，请你让我从你这里上去好吗？他说，不行！我那一刻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同不同意，一定要上了。我以为他会拦我，他嘴里喊着不行，却并不拦我。他也是个好人。
我上车了，哪怕就是站着，今夜我也一定能到北京了，一定能看到我的孩子了！
孩子啊！我的亲爱，我的！我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忧伤地喊着她的名字。
过了很久我才清醒，我并不是没有票，即便到安阳这一段我拿的是站票，他们也不能不让我上车啊，我为什么那样怕？我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早一个小时见到孩子和晚一个小时见到，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非要拼命往前赶这一个小时？如果今天不是世界末日，这趟火车也不是方舟，我追赶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女儿，我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我脑子被我的女儿塞满了，我真的好怕今天见不到她。如果见不到她，这就是我的末日，也许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消失。
我从六号车厢穿过去走到十号，记得那两个卖票的人告诉我可以在旁边的茶座上坐到安阳。我不敢，心里还是怕他们因此会把我赶下去。我拿着一百块钱去找列车员，我在他的乘务室等了十分钟，他才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我说对不起，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在旁边坐到安阳，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他看了看我，说，稽查来了我可做不了主，你去坐吧，我不要你的钱。我再三表示感谢，诚挚地、发自肺腑地。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中间的一个茶座上坐下来，一颗飘忽不定的心似乎是找到了停靠的地方。安定下来，我开始在黑暗中环顾四周。对着我的下铺是一对男女，女的铺位空着，她在男的铺位上腻着。我很想恳求她能让我在她的铺位上依靠片刻，但是我没有勇气。我把背挺直，靠在车厢壁上放松身体。这时那女的站起来活动，男的也从铺位上起来朝车厢的一头走去。女人主动搭讪，她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有急事去北京，没有买到卧铺。她很理解，说，我们到石家庄下，你到时可以睡一会。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到安阳就有铺位了。女人看着我，我从她的眼睛里又认出来一个好人，我提出我要到她铺位上靠一会，并保证说你们要躺我立马起来。女人说，没事，你尽管坐吧！我在这个好心的女人的铺位上坐了下来，她一直和我聊天，后来她的男人也回来加入我们的聊天。我一直在聊，我用绵密的语言编织固定着身下的铺位，好像话语一中断它就会失去似的。都聊了些什么，事后我一句都没有记起，但是，我知道当时我很平静，她们只能看到我的疲惫，却丝毫看不出我内心巨大的伤痛。二十分钟后稽查来了，我没有等他问，主动说了我的情况，请求他们让我坐一会。他说不行，你可以到硬座车厢等，也可以去补票。补票？天哪，车上有多余的票?有软卧吗?我几乎是在喊叫了。稽查万分不解地盯着我说，有啊，都有啊！怎么会没票？
我突然想到了《金刚经》上的一段话：“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毕竟心有千千结啊！
若是上天在观望着他的造物，他一定是看见了我。稽查让我去五号车厢等他，我半秒钟都没再停留。可是从十号车走到五号车我走了十多分钟，那么多没有座位的人，坐着、站着、地上躺着。男人、女人、青年人、面相痛苦的老人、睡着的孩子。那一刻我深深地体味到在我的痛苦之外，还有别人的痛苦。过去我看到过这样的痛苦吗？即使看到过，我的心会也不会有戚戚之感，毕竟事不关己。可是现在，我置身其中，既置身于他们之中，也置身于他们的痛苦之中。我想，若是我口袋有足够的钱，若是有足够的位置，我愿意为他们每人买一张哪怕是坐票。我爱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车快行至新乡的时候那稽查才出现，他说，你一定要补吗？我说一定。他说你还是从安阳补吧，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我说，一个小时我也坚持不了。他说我可以安排你在餐车坐下。我毫不犹豫地从上车的地方补。他说，你报销吗？我摇了摇头。他说，不报就尽量坚持一会吧，多花这个钱不值得。我说，我自己为自己花钱，什么时候都值得，现在更值得！他看着我，善意地笑了，补了。
为什么，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我遇到的都是好人。这一年，我几乎见证了我生命中所有的恶，栽赃陷害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薛宝钗以蟹讽世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岂能道尽其阴暗的万分之一？而在这一天里，却给我补偿了这么多的好人，看来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更多。
一刻钟后，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它差不多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窝儿了，将永远存储在我的记忆之中，比我舒适无比的家都亲万分。在这里，再也不会有奇怪的目光打量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眼泪会让别人诧异，它让我找到了我自己。这是我一个人的角落，世界纵然是天塌地陷，我再也不愿意挪动半步了。
不知道是因为光线太暗还是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看到包间里只有一个无法分辨年龄的女人。我说怎么这么冷？女人说，冷？我还热呢，你是不是发烧了？我说不是。女人说，盖上被子捂一会就好了。上铺没有人，我把上铺的被子拽下来，把两床被子都拉展，卸下背在身上将近十个小时的包，扔在枕头里面。我躺下来，我知道这一夜都不会再动一下了。那个女人一刻不停地在咳，我不停地在睡，不停地听着她咳。后来我是被女人叫醒的，她告诉我就要到了。这时我才看清楚实际上她还很年轻，脸色淡白而和善。她抱歉地说，她这样咳了一夜，没让我睡好。我告诉她没关系，谁能不生个病。其实我的心中对她存着一万分的感激，正是她不停歇地咳，提示着我与这个世界不间断的维系，否则我想我会在睡梦中死去。
没有人知道我的来，所以也不会有任何人来车站接我。随着庞大的人流，我终于找到出租车站点。一眼看不到头的打车的人，肩扛手提，需要多少辆车才能把这些人和东西拉走？
我面前的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定是在火车上睡够了，精神抖擞地表演她的各种小把戏。我喜欢听她稚嫩的声音，喜欢看她煞有介事地表演。我的孩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声音，有过这样天真的表演。左侧一对身着从廉价服装市场拣来的时装的小夫妻在大声地斗嘴。女的说，要是自己买了车就不用这样费劲打车了。男的说，不是想先买豪宅嘛！女的说，怪你没个主张，一会一个主意。男的说，还不是你的标准太高。两个人的表演不约而同地入戏了，他们的吵，只是想与我们分别开，他们是不幸才落难在打车的人群中间的。我素来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这时我却无比地羡慕他们。他们还有卖弄的能力，这种卖弄需要对生命投入多大的热情啊！我呢？连卖弄的能力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知道挪动了多久，我终于坐到一辆车子上。我说了女儿的地址，看着车子缓缓地驶出地下停车场。天大亮了，昨天我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去，今天我又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起来！
太阳底下，每天都有新事。
幺幺后来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拜托你能不能长大一点？这句话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她上大学之后，经常会把学校里发生的故事说给我听。她有小说家的天分，总是能够把片片段段的事情说得活色生香，还附带着评语和感受。那些事情听得让我睁大眼睛，你们还都是些孩子啊！我担心她在这样的情节中出入，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一天她在讲完故事后，望着我忧心的眼睛说，进了现在的大学，还能是原来的你吗？别说兼济天下了，独善其身能够吗？
幺幺心中的爱情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她这孩子的秉性，她不缺钱，也不缺温暖，甚至我觉得她根本不知道愁的滋味。有时候我想，她说的话与她的内心未必一致，只是嘴涮。她常常嬉皮笑脸地言称，她的梦想就是嫁个身价千万的老公，在家做全职太太。她身边的孩子们也全是一个腔调，在一起就碰谁找的男朋友有钱，买了钻戒或是香车。看电视里的相亲节目，女孩子们个个大睁着寻宝的眼睛，男嘉宾若是没有钱，长得再帅，举止多端庄，她们会通通灭掉。可不管男人多老多丑，一亮家底，个个都想跟人走。你能说她们复杂吗？在她们极其简单的心灵里，世上的人只有两种，有钱的和没钱的。她们也许没有错，谁都想过上优裕富足的生活。“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不愿意在自行车上欢笑”，这话听着糙，但理不糙。想我们这许多年，把自己拼得心力交瘁，到底值不值得？我常常质疑，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在倒退。中国妇女闹翻身闹了百十年，终于有了与男人平等的机会了，却又要哭着喊着跑回家去当小姐太太，真让人越活越不明白了。我的惊讶让幺幺不屑，喜欢钱有什么不好吗？你们标榜是为爱情活着，也只是为了守住一个婚姻而已。你是为了婚姻迁就自己还是为了自己迁就婚姻，你独立的个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是啊，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也许一个女人真正的成熟，是在陪孩子成熟之后才慢慢实现的吧！抑或是，当你不再追求成熟的时候，你才是成熟的女人呢？
裳的姥姥家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地主。裳并没有受过一丁半点儿罪，尽管她的娘生下她因为难产而死。她的姥姥把她作为现世的女儿，把所有的爱都加在她身上了。
裳是我的祖母。裳的娘没有给女儿留下任何可以凭借它想念母亲的东西。娘像风一样，有时候会呼呼地刮来刮去，却永远看不见形体，仿佛只是一个传说。姥姥告诉她，娘留下一句话，她怀上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自己跪在观音菩萨的脚前。菩萨告诉她，肚子里怀的女孩是观音的弟子，要教导她，一生吃斋修行。裳记住了娘留下的话，她一生活了八十七岁，没有吃过任何荤腥，连鸡蛋牛奶都不沾。
裳十八岁上嫁了人，丈夫百里挑一，一表人才。可他的丑俊和裳有什么关系呢？她只是顺从着这个和她一起吃饭一同睡觉的男人，同看到空气、看到刮风下雨、看到树木、看到天空飞翔的鸟，没有任何区别。她和丈夫一起生养了五个高大漂亮的儿女，如同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如同是田地里的麦子玉米，她的目光不曾为哪一棵改变过。
裳的姥姥为了不让外孙女儿受婆家的委屈，陪嫁了一百亩好田地。婆家也对得起她，自从裳嫁过来，没有让她动过一根针线，更不要说田里家里那些粗重活计了。她生下的那些孩子都有婆婆带着，婆婆死了，自然有小姑子们带着。小姑子们嫁了，儿女们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他们从裳的孩子变成了她的父亲母亲，细心地照抚着这个曾经是他们的母亲现在是他们孩子的女人，从来没有谁为此感到过别扭。女儿出嫁了，儿子们娶了媳妇，媳妇也不得不肩起侍奉婆婆的责任。
裳这一生没有和谁有过过节，她连家常都不会拉。她的目光里有万物声光，却唯独没有人。每当日头三竿时分，她会坐在阳光下梳理她的头发。开始是一头青丝，后来是一头银丝。她梳理得很慢，差不多是在把玩。时间一点一滴地走过她，她似乎没有知觉。她把她的发丝散下来，再把上去，观看它们在风中的姿态。暖阳抚慰着，她坐在风中，不喜不忧。即便活到八十七岁那年，她仍然是一个少女。
裳一生都喜爱穿白色的衣服，她的衣服是要自己亲自浆洗的，不容许衣服沾染上一星灰尘。她最喜爱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种树种花，一件事情就是吃斋念佛。她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一种叫指甲草的植物。花儿从五月一直开到十月。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每个开花的傍晚，她都会端着一个干净的筐子，一朵一朵地采。她采集花朵的模样儿，让孩子们心生嫉妒，那些花朵才是她真的儿女。冬天她的房间挂着大大小小白色的布袋子，装满了晒干的花朵。她的指甲一年四季都是红色，很油润的棕红。她用五个月的光阴，一遍一遍地染。直到指甲草的生命和她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裳吃斋吃得决绝，除了肉鱼荤膻，她连鸡蛋牛奶都不吃。她在屋子里设着一个小小的佛龛，香烟缭绕，海灯长明。她早晚课都认真地修炼，自己关了门。那是一个佛的世界。那只是一个佛的世界。
裳死的那一年，无痛无疾。那是夏天的午后。她告诉她的小儿子，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叫回来，她说她要走了，她说的是走。裳的小儿子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哭了。母亲问他哭什么，他没回答，哭着走了出去，站在院子里母亲亲自种的大树和一片指甲草之间，背后是他白色精灵般的母亲。他从母亲身边走过去，找他的那些漂泊在各地的兄姊。孩子们有的赶到了，有的没赶到，但这并没影响裳在那个下午安静地走。她提前穿好了走的衣衫，雪白的长发在后面挽一个整齐漂亮的髻。她就躺在观音像前，她素白的床上，双手合在胸前，指如柔荑，指甲殷红。她断气之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眼睛睁了一下，最后打量了一下这个她曾经容身的世界，抽身而去。
裳的一生，简单得不够写满一页纸。
我的妈妈是个职业妇女，她四十岁时看起来已经很老了。她生了我们兄妹四个，每天应付完繁忙的工作，还要应付我们的吃喝穿戴。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见妈妈笑过，这样的神情一直持续到我们兄妹相继结婚生子。妈妈那时退休了，她变得非常小心又细心，给孙辈们喂饭穿衣，脸上笑得花开一样。
我曾经写文章评论过我的妈妈，她是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她的精力百分之八十给了工作，百分之十给了我父亲，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孩子们共同拥有的。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抱过我们，对孩子所有的教导，都是通过呵斥的方式完成的。
我的文章她看了之后未置可否，好像我写的是另外一个母亲。
她把我们抚养大，她这一生光做的鞋子能拉一汽车。小时候，每天半夜醒来，都能听到她纳鞋底的声音，刺啦刺啦响个不停。她十七岁就参加土改，是个干练的妇女干部。想一想，她在外面工作一整天，再回家照顾我们一群孩子，她该有多累？我出生时奶奶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从来没有帮过妈妈一把。奶奶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每天只是静坐着，像我们家供奉的一尊菩萨。妈妈累得招架不住的时候也想让她帮忙，可是看到婆婆打坐在那里一脸笃定，目中无物，只好作罢。有的人活在物质世界里，比如妈妈；有些人活在精神世界里，比如奶奶。妈妈实在忙得没办法的时候也把我们托付给奶奶，奶奶就让我们在她身边坐着，她的安静威慑着我们，我们一整天都不敢发出大的声音，更不敢闹。
爸爸跟妈妈是二婚，他原来在老家是娶过媳妇的，他的祖母给他用两斗麦子和两担玉米换的童养媳。祖父出去打仗，许多年都没有音讯。爸爸十七岁时，抱重孙子心切的祖母匆匆为他圆房。天下不太平，她怕孙子年少轻狂，再走爷爷的路，想用女人拴住他的腿脚。父亲是读了师范的，见识过剪短发留天足的女学生，他怎会愿意娶比他大七岁的小脚女人？他坚决不从。祖母把他关在家中强行举行了仪式。爸爸在奶奶的监视下跟这个女人过了半个月，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越墙而过一去不返，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的祖母一直到死，也没有再见过孙子的面。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并没有任何过错，他的错误在于对我母亲隐瞒了婚史。父亲比妈妈大七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妈妈那时已经是高级社社长，剪了短发，英姿飒爽。妈妈说他们那时没有自由恋爱的，不兴这个。有人介绍对象，觉得合适就打结婚证。也有不少人给我妈妈介绍对象，妈妈总是能挑剔点什么，她并不知道想要找什么样的男人，心思都在革命上，结婚是多低级趣味的事情啊。有一天县委书记说，你跟某某某挺般配的。有人领她见了我父亲，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高大俊朗。父亲的面皮过于白净，连手都细腻得不像一个男人。妈妈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看他不像是个能下力气的人，却又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她在取舍之间徘徊复徘徊。县委书记说，人，你看都看了；话，我说都说了。同意不同意就是他了！她没再说什么，也不和姥姥姥爷商量，在城里买两斤糖果散了，就跟父亲搬在一起住了。父亲那时已经是县上的一个官儿，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很会干工作，就是脾气差，和他在一起的同志都怕他。他们结婚时，就有人提醒妈妈这一点，担心她会受气。但是妈妈嫁过去，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父亲对她疼爱有加，他除了不做家务，别的什么都依着她。妈妈二十一岁嫁给我父亲，二十二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大儿子还不会走路，二儿子已经在妈妈肚子里扎根。后来我听人说，妈妈那时好看得像朵花，越生孩子越水灵。好在像父亲这样的干部，上级都给安排保姆，才让这个家像个家。就这样母亲还要一边干工作，一边手忙脚乱地伺候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有半点怨言，幸福得梦里都还在笑。
突然有一天，一个庄稼汉子手牵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来我们家要钱。那汉子让小女孩喊我的父亲喊爸，他说他是孩子的舅舅。妈妈惊讶地看着他俩和自己的丈夫。父亲一脸的笃定，要把他们带到机关里说话。妈说，这是什么话？人都进家了还往外推？她给大人孩子做了面条，还给孩子碗里卧了一个荷包蛋。两碗面条的时间，把情况都问清楚了。父亲每个月都给自己的母亲邮回去十块钱，这钱其实是给孩子的抚养费。最近这个孩子的妈病了，她就由自己的舅舅带着来到了我们家。
妈妈哭得一塌糊涂，几个同好都劝她好好地跟父亲闹一次，要个说法，却没有一个人劝离婚的。那时不兴离婚，不要说妈妈手里牵一个，肚子里还带一个，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她也不可能离婚再找一个小伙子了。从来不会低头的父亲那次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父亲说，连他自己都不觉得过去那事叫婚姻，更想不明白会有个孩子。结婚时本来想着跟妈妈说清楚，又恐怕她根本接受不了。他说，你那时知道了这事，若是不嫁给我了，我怎么办呢？母亲看着自己痛苦不堪的男人，心一下软了，说，既然你和人家生了那个孩子，就不能让她没爹！
我的爸爸妈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命运之说。我仅有的几次算命，都是被婆婆私下找人看的。还好命相不错，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存不下大钱，也不会缺钱。算命的还说，什么样的灾难到我这里都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婆婆让人看我的八字，得四句诗，我至今还记得：渴后笑嘻嘻，中行最为宜。所求终有望，不必皱双眉。仅有的一次亲历是，我们夫妇被朋友带着，去嵩山少林寺拜见一个声名远播的大和尚。他问了我先生几个问题后说，你命相很好，不过四十八岁之前挣的钱是国家的，四十八岁以后挣的是自己的。我疑惑地看着他想，四十八岁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怎么能挣钱给自己？然后大和尚又说，你太太天生是吃文艺饭的，会很有成就。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这大和尚也是浪得虚名，说的没有一点靠谱的地方。我已经三十几岁，还能吃什么文艺饭？几年以后我猝然惊醒，我倒是真的吃了文艺饭。至于我的先生，就更是欲说还休了。
先说说我写小说之后家人的反应。我的女儿十岁开始读小说，从铁凝王安忆迟子建刘震云，一直读到马尔克斯。她对我的作品很不屑，作家是那样神圣，她的日常无力到只会哭泣的妈妈能写小说？有一次她在学校发现一个同学上课偷偷读小说，被老师搜走的那本书，竟赫然印着我名字，她觉得丢脸到家了。后来她的老师中也多有我的粉丝，但她从不愿意跟老师谈我的作品。实在被问不过，她就说，哪有时间读课外书？她十岁那年看迟子建《青草如歌的正午》，看完长叹一口气说，我要是迟子建的女儿该有多好！上了高中后，她渐渐接受了我写作的事实，有新作发表我让她看她也耐心读完。她仍然站得很高，能提出一箩筐意见，什么赶得太快故事感不好之类。2006年她考入一所大学的文学系，报到那天，某干部看到她填的简历，点着我的名字问她，她是你的妈妈？她头都不抬地回答，是又怎么样?幺幺并不用功，而且得过且过胸无大志。但是，大学毕业之前，她已经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她从不要我过问她的事，有一次，国内一家重点刊物编了她们学校的一期青春快线，我碰巧见到人家编辑，人家跟我夸奖她。我说，那是我女儿。她知道后大发了一通脾气，说，你是你我是我，干吗非得扯到一起？
我的先生对我写作开始表现得很惊愕，还跟我闹了一段时间的别扭。他气的倒不是我写作这件事，而是我从来都没跟他说起过，他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他说，你连写小说这样的大事都不跟我说？我说，这也是大事？也许他习惯于我对他言听计从，这一次自尊心稍稍受了点伤害，从此他刻意避讳与人谈起，直到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谈到我的婆婆，他很感动，才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其实先生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1979年高考他的作文是满分，1983年的大学生诗歌大赛，他拿了非常好的名次。说起来，他的文学情结要比我浓烈得多。我们之间的不快过去之后，他尽全力支持我写，在经济不算太宽裕的时期，给我买了在当时几乎是天价的笔记本电脑。我的每一篇稿子他都是第一个读者，他是我的专职评论家。不过令人沮丧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得到过这个评论家的一次好评。
金地和苏天明的故事还在继续，但是得从苏天明开始说起。
忘记前面是不是说过，苏天明毕业于一所全国著名的重点法律院校，毕业时被保送到北京另一所重点法律院校读研究生，条件是毕业后留校当老师。许多年里，苏天明总是把他回到家乡的原因，归结到他和金地的恋爱。他说，为了爱情他才没有服从分配，坚决要求回到家乡。苏天明毕业于1983年，那时各级政府求才若渴，大学生严重短缺，更不要说像苏天明这样重点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了。苏天明那一届同学基本上都留在了中央各个部委，最少也留在省会以上的城市，只有他二次分配，去到一个省辖市工作。毕业时正赶上严打，他作为审判员参与其中，当时在审理一个盗窃案件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这个盗窃案的案犯是一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农民，派出所在对村庄进行拉网式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家有一台台扇，就把他抓到派出所诱导他说，这也不算个什么事儿，你只要说清楚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他承认是偷的。派出所继续诱导，据说你偷的可不止这个，不说完怎么能让你回家呢？这个年轻的农民继续回忆了偷过的猪、鸡、架子车底盘、村子外的泡桐……最后一合计，总共一万四千多元。按当时从严从重的法律，死刑。宣判那天苏天明在场，一宣布死刑，那个孩子一下子瘫倒在地，脸白得像个鬼。他跪在一群法官的脚前，大放悲声，说，不是你们告诉我说清楚了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吗？主审老法官从容不迫，厉声告诉他，这不是送你过年吗？过了这个年你永远都是二十岁了，多有意义啊！
苏天明退出了法官队伍，改行做了律师。律师做了没几天，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命令终止了律师辩护，他说，犯罪分子都是坏人，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怎么能够为坏人辩护？他进了地区办的一所政法干校，进去就被宣布为教研室主任，正式踏上了国家干部的阶梯。后来他所在的地区行政区划，他被分到一个新的省辖市，成为这个市最年轻的科局级干部，并被受命组建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一直被命运推着，顺利得都不敢想象。其实他在哪个地市都一样，最终都会走上官场这条道路。他被金地家的官场氛围包裹着。从她爷爷开始，一直到父母兄弟，大大小小都是官场中人。他们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却是无所不在的压力，好像不走这条道就不是正道，这也成为金地后来悔恨不已的一个理由。其实，苏天明根本没这样看，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根本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能被这个运行了几千年的体制推动着往前走，谁都无力抗争，也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其实，来自苏天明家族的压力更大。他的家族曾经辉煌的历史像一艘千年沉船，虽然被埋葬在看不见的水底，但他们打捞它让它重见天日的渴望，一天也没有终止过，这个具体而又渺茫的希望鼓舞着每一个人，而且越是渺茫越让他们兴奋不已。同时，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和羞辱，让他们心里复兴家族的欲望也不断地生根发芽。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使苏天明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忍耐。他母亲自打他出生起就开始给他算卦，几乎所有的预言都朝着大家预期的目标迈进。现在的孩子，远远不能理解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在“文革”期间所能受到的屈辱——他爷爷是伪保长，大伯做过国民党的高官，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上大学、当兵、入党、提干这些被贫下中农承包的好事他想都别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黑五类。
恢复律师辩护制度后，苏天明做了五年律师，他记忆力过人，能熟记法律条款，且口才出众，反应机敏，如果一直做下去会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但苏天明的心中却分明装着向上的梦想，他想证明他自己。
苏天明从最底层的官员做起，一个台阶都没有漏过，从副科级一直做到副厅级。他的所作所为在当下的历史背景里越来越浑浊不清。虽然在苏天明出事之后，他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络绎不绝地去看他，从下岗职工到特困户，还有一个老上访户在网上写下了长达数千字回忆他的文章。他留给那个地方让大家享有和思索的东西太多了。他说一个官员不能尸位素餐，在任何地方都要留下执政痕迹。他工作过的地方，经济社会都会突飞猛进地发展。他留下了他的执政痕迹，历史和文化在他身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历史有着它自己执拗而无情的规则。
我试图在苏天明的身上挖掘更深的东西，但是往往终止于浅表。他几乎是一个透明的人，说话口无遮拦，做事雷厉风行。他想干好工作，造福一方百姓。可是，干的工作越多，落的埋怨越多。工作成绩越突出，负面的评价越多。后来一个台湾的企业家对他说，你这么干等于是自杀，大陆的体制是汰优机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他不信邪。他将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代价，性格决定命运的逻辑列车又一次从他单薄的身体上碾过。那么，在他起起伏伏的生命历程里，一以贯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以他的学识水平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他不可能不知道宦途的危险来自何方，但他从来不躲避也不辩解，也许他还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奉为圭臬吧。在现实的语境下，讨论官场比求解一个数学猜想容易不到哪里去。苏天明把一个模糊的背影留给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这个试图看清他的群体包括：他的家人，他周围的朋友，以及朋友之外的人。
金地去那个隐秘的地方探视苏天明，陪同他的人被他们的平静和尊严所震撼。她欢喜地拉着丈夫的手，只是说些细碎的事情，仿佛丈夫出了趟门，她要把他错过的那些都一一告诉他。有时他们还相互开玩笑，他跟她说，现在你终于不怕了，不怕我喝牺牲了，不怕我出车祸了。她说是啊，更主要的是不怕你去找小三了。看守说，你们真和那些人不一样。金地知道他所说的那些人是哪些。她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该哭天抹泪才像样？我是来见我的丈夫的，见丈夫是多欢喜的事。
丈夫的坦然让她产生一种奇特的骄傲感，金地觉得，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就应该在逆境时如同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一个样。她还记得，有一次苏天明开车回老家过春节，在路上苏天明说，你知道吗金地，现在我经常这样想：如果用枪对准我的头，我的眼睛眨都不会眨；如果把我的职务全部免掉，我只会哈哈大笑！
到了现在幺幺才二十二岁。
我生命的前二十年尽管比起女儿差了太多，回想起来，却是平静的，祥和的。爸妈不能给予我们细致的照顾，却给了最大的自由，天高地阔，成长一天天散漫而执着，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寂寞和虚无的向往。常常去火车站去看火车，不知道远方到底有什么。每个安静的夜晚，都幻想会有一辆巨大车轮的火车，将我载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为了给女儿一个自由的生长空间，敬川差不多是尽了最大力量，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带着她满世界跑，她认识车辆、轮船、飞机，斑马、大象、梅花鹿，基本是从实物开始的。兴许她的见惯不惊，就是在那时造就的。
幺幺出生的时候，婆婆找人给她看八字，看的人说是个贵人，还说前身后世什么的，我和先生从来没有相信过。她五岁那年，我们带她去海南，大约七八个人，天气炎热，大人们都累得七颠八倒的，只有她不知疲倦地疯着。她习惯和我们拉开一段距离，以方便她随性地与什么事物交流。一只流浪的猫狗，一朵花都可以和她相处好大一会工夫。我还能记得那是一条通往寺院的路，坑洼不平，午后阳光透过树影散碎地照下来，让人眼晕。一个老迈的僧人坐在一棵树下不知是打坐还是打盹。我们从他面前走了过去，等我们再回去寻找失踪的幺幺的时候，一个胖和尚与一个幼小的孩子就那么面对面坐在了一起，真像一幅喜乐的图画。他们似乎聊得很投机，是幺幺在给人家讲什么，老和尚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点一点大胖脑袋。我赶过去道歉，孩子顽皮，多有冒犯师傅了。老和尚微微地笑着问，是你们的孩子？我说是的，边说边给和尚掏了一百块钱，说是捐个功德。和尚挡了我递钱的手说，她可不是个普通的孩子。顿了一会他又对着我说，女孩子要好好养，她的天地很宽。说完挥手要我们离开，疲倦似的闭上了眼睛。
与此雷同的事情还有一次。两年后的秋天，我们带幺幺去云南，在丽江的游艇上遇到一个道士。他可能经常在这一带奔走，有许多人想要与他搭讪，都被礼貌地拒绝了。他独自坐着，目中无人地看着远方。我们在甲板上转一圈，却发现幺幺走丢了。我们找她确实费了很大一会工夫，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动了。后来在道士的船舱里我们看到她，她离开我们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个石榴，这时正拿在道士的手上。仍然是幺幺在说话，道士很认真地听。我们走过去，她就停下来，所以聊的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从小她就习惯与陌生人聊天，可她每一次与陌生人聊天，见到我们总是马上闭嘴，好像怕我们知道她胡说了些什么。我连忙向人家施礼道歉。道士看到我，并不还回他手中的石榴，并示意我坐下，以商量的口吻要我写一写孩子的名字。我迟疑了一下，掏出笔，把幺幺的大号写在一张纸上。他接过去看了，又让我写下我的联系电话。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写了办公室的电话。告别时，幺幺强调说，妈妈，石榴是我送给大师傅的。我表扬了孩子。事情过去有两三个月，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口音古怪的人打通我的电话。他只说了云南，丽江，我就听明白了是那个道士。我的惊恐达到了极限，本能地问他，是不是有事找我？他可能听出我声音里的紧张不安，说，你别紧张，我只是打电话提个醒。你这个孩子可不是个普通的孩子，投生到你们这里你们一定要好生养。我唔唔啊啊地答应着，恐惧变成了吃惊。后来他又说你这个孩子啊，二十岁之前别人看父敬子，二十岁之后，肯定是看子敬父了！而且一定注意，她二十岁时，会有一场大灾难。
这个电话来得突然，走得突兀，连一个告别的话都没有，突然就挂断了。我不太相信这些玄虚的东西，即使我有心打问点什么，那时还没有来电显示，又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呢？
二十岁！那一年她差点丢命；那一年，她的爸爸遭遇了人生的一个坎；那一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个重要的军事机关，成为她们学校的一个传说。难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吗？我真的非常骇然。
我突然想起裳，那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被方圆的女人们传为观音弟子的我的祖母。
幺幺出世的时候，裳已经走去很远。裳一生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生长的那片土地，幺幺却在幼小的年纪走过了千万里的路程。然而，她们只是换了个不同的时代而已。那一时刻，我让时空和人物交替，从她们相似的脸上，找到的是不同时间不同的环境中，相同相通的表情。想到裳，我的心情慢慢安静下来。
幺幺在北京读大学。她形体纤细，每年的春季都会因花粉过敏弄得透不过气来。这一点我问过我的姑姑们，好像我祖母也有这样的病状。幺幺就是在那一时期出现感冒症状，开始只是微烧，后来扁桃腺发炎，体温升至三十八九度。敬川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北京的朋友，把她接到武警总医院，住了三四天。烧似乎是控制住了，她的病假也用完。朋友把她送回学校。我们忙于庸常的事务，竟然没有理会孩子的病。后来发生的这件事，几乎成为我和敬川一辈子的内疚。幺幺回到学校后，当晚又开始发烧。她同学到药店给她买了一整盒泰诺林，药店的人介绍说，这种药对付感冒发烧有特效。幺幺只听从了特效，却忽略了此药服用时间不可超过剂量。可怜的孩子，躺在学校狭窄的高低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她相信这药是万能的，吃了药烧就会退去，再烧起来就再吃一次。
我那时正参加一个活动，在沙漠里，一整天都没有信号。敬川打通我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敬川的口气很平静，他说，幺幺病了，可能要住院治疗，你得放弃活动去陪孩子。我还没迟疑一下，他立马又说，必须明天去，越快越好！
我是坐第一班飞机到北京的，到达解放军总医院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多钟。几天工夫，我的孩子瘦弱得像个纸片一样，我一边责怪她不早点给我打电话，一边深信我来了她自然马上就会好了。我对医生们紧张的神情丝毫没有多虑。敬川是下午赶来的，他看见孩子先是抱着哭，然后又不停地去医生的办公室沟通情况，我觉得他是有点过于紧张了。我看着他们给孩子一遍遍地检查，一遍遍地会诊，几乎有些恼怒。敬川也不理我，反而要求我到医院的宾馆去休息。不就是感冒发烧吗，哪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发几次烧？我心存疑惑，可他们的紧张让我既莫名其妙又一筹莫展。他们给孩子一天输十多个小时的点滴，还有几百毫升的血浆。我问敬川到底怎么回事。他解释说，孩子体质差，需要强化营养。
四天以后，敬川带幺幺去复查。查完把孩子送到病房，回到宾馆后，他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他给我看了一样东西，是他和医院签订的换肝协议书。他说，幸亏是在解放军总医院，幸亏是遇到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要是在其他医院，这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原来，医院先打通了敬川的电话，告诉了他实际情况，他怕我吓到，让我蒙在鼓里。幺幺被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转氨酶已经升到四千多，米水不进。正常人的转氨酶是四百多，她高出了十倍。如果降不下来，立马就会因肝坏死导致死亡。医院的第一方案是立即进行换肝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敬川瞒着我与医院签订合同换他的肝，后来还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年轻博士建议采用保守疗法，不行了再手术不迟。他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许多时日后，我还常常在深夜里陡然清醒，我的孩子，差一点就从我的手心里滑脱出去。
敬川遭遇那场变故，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必须瞒着两边的两个老太太——我父亲和公公都已经去世。敬川的父亲一生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想他如果活着该是多么地羞惭。而我父亲那份极端革命者的清高，也会让他不堪其辱。父亲一生嗜酒，春节孝敬他两瓶茅台，他都要问清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有时实在不耐烦了，就故意呛他，到什么年代了，人家送的就不能喝了？父亲忿然而起，拍着桌子吼道，我还喝得起酒，是谁送的你就还给谁！
幸亏他们都死了，幸亏。
我的婆婆没有读过书，尽管她后来很努力地识字，还是跟个文盲差不多。她最怕别人说她没文化，常常拿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念念有词地读给我们看，一上午读三五行，因为慢，内容连贯不起来。她根本没有弄明白报纸上写的是什么，她只是做出一种有文化的姿态。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妇人，大概也不认识坚韧二字，而她活得比任何人都坚强。敬川那段时间有半年没跟母亲联系，她也不问。姐姐们告诉她，敬川出国培训去了，得一段时间才能回。她就说，哦。就不再往下问。她七十五岁上使用手机，每天锻炼身体，逛超市买东西从不离手。关于她对手机的依赖有很多故事，公公去世后她一直跟小儿子在海口生活，有一次儿子带她和孙女去商场购物，孙女要一个人去儿童乐园玩。场地大孩子多，怕出来再找她不好找，儿子就和妈妈商量，借她手机让孩子带一会。她断然拒绝，说，她会给我弄丢的。儿子说，丢了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那可不行，有谁找我怎么办？
小儿子说，就这一会儿谁会找你啊？
要是你哥找我呢？
小儿子扭过头去，眼泪立马流出来了。他爱他的兄长，那是他的手足；他也爱自己的母亲，害怕母亲在风烛残年再受到任何伤害。
就是这样一个娘，她每天都无数次地翻看手机，等待儿女们的电话。她为什么从来不问过去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的大儿子的事，真是一个谜。公公死那年她七十岁，一滴眼泪都没落，张罗着丧葬仪式，连孝布都要亲手撕，唯恐乱了尺寸。我们因为悲伤和忙碌都没有吃饭的胃口，她就强迫我们说，你爹死了咱活人还得好好活，要活就必须吃饭。
对于大儿子那段时间的事，婆婆是真的不知道，假装不知道，还是害怕知道？
敬川半年之后才拨通母亲的电话。他说，娘啊，我在非洲学习，这里很落后，电话不好打。你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去。我当时在敬川旁边听着，我想以她惯常在儿女们面前的态度，估计会破口大骂。你翅膀硬了，说走就走，不要你娘了？但她的平静让我震惊，她告诉儿子，好好照顾身体。什么都不是你的，只有身体才是你自己的。
敬川挂断电话号啕大哭。娘这一生太不容易，她始终在与命运抗争，从不低头。她遇到婚姻但没遇到爱情，她熬到四世同堂但没熬到儿孙绕膝。人间的风刀霜剑她经历了无数，生了又死，死了再生。我们没人明白她的内心究竟怎样想，或许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儿子是活着的，肯定这比什么都更让她振奋。
我进婆婆家差不多三十年了，了解她的性情。她不会拉家常，不会说句温柔的话，不会与儿孙辈们沟通。大家都像神一样敬着她，但没有人会喜欢她。幺幺从懂事起就不喜欢奶奶，她不会疼人。幺幺三四岁的时候，曾经纠缠奶奶给她讲故事。奶奶说，我不会讲故事。幺幺说你要不讲我就不喊你奶奶。奶奶被她逼着，颠三倒四地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年发大水，全村的人都被水冲走了，只有两个麻利的年轻人爬到一棵大树上。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金元宝，另一个抱着一个老南瓜。拿元宝的人就跟另一个商量，我拿我的元宝换你的南瓜行不行。抱南瓜的人看着一大团光灿灿的金子，眼睛都绿了，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啊？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换了元宝。水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才退去，换了南瓜的人饿了就吃一口，得了金元宝的人却活活饿死在树上。
幺幺说，奶奶，这也叫故事啊？
这是我认识婆婆的三十年里，唯一听她讲过的一个老得没有牙的故事。
我已经说过，我妈十七岁参加革命，跟我父亲的资历差不了多少。母亲天生是朴实无华的性情，做了一辈子领导干部，儿女们也都发展得很像个样子，她却至今不肯迈进现代化的门槛——退休之后第一次坐飞机。只要她自己在家，永远不开空调。到现在不会使用手机。家里的电灯总是关得只剩下一盏最小的。母亲退休以后随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们常常给她买点像样的衣服，在那样大的城市里穿着也让她和孩子们有面子一些。她看都不看，就把衣服关在柜子里，日常穿的都是她自己做的，棉布鞋袜，她说舒服。我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就责怪她说，你一个老干部，还不如一个乡下妇女讲究。知道的是你自己不愿意，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不孝顺！妈妈也不争执，但是绝不会因为我们有任何改变。她对我小妹说，日子舒服不舒服是自己过的，又不是让别人看的。妈妈跟姥姥一样，一辈子没戴过任何首饰，我有时给她一两样，她坚决不要，嫌戴着碍事。
妈妈一生喜素食爱劳动，看起来身体非常健康，家里外面爽爽利利地做事，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有一次老干部体检，本来她不想去，在我们的劝说下去了。检查结果出来，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脂肪肝、严重的心肌缺血。可能与她年轻时过度劳累和严重的营养不良有关吧，可是脂肪肝是怎么得的？她几乎很少吃肉，更不喜油腻。妈妈性情温和，很少跟别人较劲，却会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惴惴不安，到后来常常出现瞬间休克，尤其是最近两年。我曾经有一个时期觉得活着很无聊，渴望一觉睡过去不再醒来才好。可我最担忧我的母亲，我们哪一个不好好活着，怕都会要了她的老命。
敬川对我的父母特别孝敬，寻常的日子，都是他时常给老人打电话，而我则很少跟他们联系。我知道事情终究瞒不过妈妈，就让哥哥给她透一点风,女婿被调查，没多大的事，相信组织会给他一个结论。有一天晚上，妈妈十一点多给我打电话。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几乎吊到了嗓子眼上。她通常都是早睡的，这么晚给我电话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果然，妈妈跟我劈面就谈敬川的事情，妈妈说，我和你爸一直都担心他，他太直露，干事也太急。咱们这个官场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干事的人容易出事，找事的人容易出事，就是混事的人不出事，历来如此。我默然，爸爸妈妈一辈子没有和我们谈过这些，可是他们是从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官场上的招数他们什么不懂？我问妈妈，你们过去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谈过这些？妈说，谈有什么用？那是你们的命！妈还说，就像你爸，谁见过像他那么革命的人，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他一次运动都没躲过去。我嫁给你爸，最担心最折腾人的不是家里的那些大小事，是运动。你爸挨斗最严重的那会儿，我每天什么都不想，只想法给他做好吃的，把家里吃饭的钱拿出来给他买酒喝。他挺住了，我们就有片天，他要是挺不住我们的天都塌了。女人活着不容易，男人活着更不容易。都说女人是为男人活着，可是有几个男人不是为自己的女人孩子活着？
金地在最灰暗的日子里，常常泡在茶里寻求解脱。她觉得扬州人说的“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很有意思。茶只要进入肚子里，人就真的只剩下一张皮了，连思想都被溶解在茶汤里，茶能让她的心迅速地沉稳而熨帖。在外面奔波的时候，偶尔会收到她常去的那个茶庄新茶上市之类的信息，突然间眼睛就湿润了。这让她觉得她迷恋着茶，茶也迷恋着她。茶不能替代食物，但却有一种比食物更安心的东西。食物有时是带有屈辱成分的，要妥协，要讨价还价，因为它赖以活命。茶却是不屈的，它有它的尊严，它也给你尊严，任何时候茶水都蕴涵着通体的尊贵。碧绿、橙红、金黄，每一种表现都圣洁无比，美丽到让饮者生出朝拜之心。
写作累了，金地会像只蝴蝶一样，翩翩舞动翅膀，随意让自己落在一个什么地方。茶庄她喜欢去，隔壁一个小小的玉器店她也常常进去晃悠。她把自己的日子嵌在茶和玉之间，就像嵌在道和儒之间一样。一边是出世的，像茶烟一样飘逸；一边是入世的，像和田一样温润。她愿意沉浸在这样的日子里永远不出来。可是那一天，金地觉得自己的心瘫软了，不是手和脚，不是胳膊和腿，是一种彻底的无力感。失去思想的能力，连疼痛都消失了。她躺下，感觉自己是一堆肉泥，或者像一个百节虫，正一节一节地枯萎，她能看到它们不断萎缩和塌陷的过程。是该睡去了，一觉能睡到五六十岁多好，所有让她发愁的事情都过去了。可她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明天八点钟她必须得爬起来，不能逃避。母亲在等着她，女儿也在等着她，还有老公。明天一天她都得为了他们而活着，其实一直以来她就是为了他们而活着。但是明天更具体，目的性更强。那些事情在那里瞪着眼睛瞅着她，在跟她角力。其实她根本不怕这些事情，她怕的只是在解决之前，要与它们一次次地面对。她很烦，也很痛苦，也因为痛苦而更加庄严。
似睡非睡之间，金地爬起来戴上自己的那只玉镯，或许这样更安心一点。
父亲的葬礼上，恸哭的背后，也有许多悄悄的说笑。在参加了越来越多老人的葬礼之后，我觉得这其实很正常，要不怎么把老人的去世叫做白喜呢！父亲卒年七十七岁，照理正是享福的年纪，可是这个年纪对于死，也完全可以体面得说得过去了。他已经比他爷爷多活了十三岁，比他爹多活了十二岁。尽管父亲算是无疾而终，但最后的两年，他饭吃得极少，走路都很困难。他这一辈子，除了政治轨道他无力挣脱以外，其他一切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觉得自己不行了，便不再抗争。有很多老人活得非常积极，运动养生保健，刻意改变自己。可是他不，我的父亲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体育锻炼，至少我们没有见过，就连他吹嘘年轻时游泳的本领如何高强，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他对自己的身体不作任何个人努力，除了吃药。从我记事起他每天都要吃一大把药，每次搬家都忘不了他的药箱。其实他只是肺部不好，极端气候下常常哮喘。他听医生的，也听电视广告的，只要人家说某种药对哮喘和肺有好处，他就会一次买许多，长达几年不间断地吃。
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他最后的日子行动艰难，常常沉默不语。对他的死他自己是怎么看呢？我相信，当他走在回家的路上给哥哥交代后事的时候，他是想到自己的死了。他看到了，死在那里等着他；但他像一生习惯做的那样，平静地，毫不声张地接受了。
我和哥哥们忙忙叨叨地迎送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父亲一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工作卖力，干什么事情都下死力气，干到最好。其实官场上的事他又能懂得多少？既不知道笼络人心，更不知道逢迎上级，往往一句话把人给撞到南墙上。他脾气异常暴躁，看工作比看人重要，从不敷衍塞责。但是与他相处过的同事最后都认可他。他没有孬心眼，完全凭本色和原则行事，心中有什么就吐什么。私下里他也是个热心肠，下属嫁闺女娶媳妇他都帮忙，哪家老人去世他都诚心诚意地帮助安排后事。父亲去世后，许多同过事的人都来看他，念叨他的好。对父亲的去世，妈妈既伤心又欣慰。她的伤心在于，父亲没有躺在病床上让他伺候一段时间，就那么说走就走了，连句后话都没留，这对于一个妻子来说，终归是一个遗憾。也许她既需要丈夫给她一个评价，也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评价；妻子不但是一个位置，还是一份使命，她认为。而她的欣慰在于，看见那么多的人来看他和她，他觉得父亲这一辈子过得值，给他自己，也给他的家人，挣足了面子——这个来自于外部的签注，也是她最后所需要的生命的蜡印。
父亲人生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幺幺已经临近大学毕业了。她那时像变了一个人，像个小母亲，一个人把天撑起来，处处还要操心我。我看着她穿着平底的小船鞋，细瘦的身子不停奔忙着，脸上是不曾有过的平静和笃定。她毕业时拿到了优秀毕业生、优秀论文和多个征文大奖，连体能达标都是第一个过关。她俨然成了小明星，学院领导见了都竖大拇指。她上台领奖时，穿着挺括的军人服装，胸前别着大红花，让我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鲁嘉那段时间几乎用一半时间守着她，上课送下课接，唯恐她有任何闪失。幺幺下基层实习时，有一天哭着说她想爸爸，鲁嘉告诉她，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是暂时的，我却会永远陪着你。所有人都赞叹她的坚强，只有鲁嘉一个人看到的是她的脆弱。他把她揽在怀里，像托着一件瓷器，一天天仔细地守护着。
幺幺长大了，她觉得她有责任担当起这个家。她给爸爸的信中写道：我长大了，我二十岁以前，你和妈妈给我带来的爱已经足够了。此后的日子，我要靠我的努力让你们的生命因我而精彩。
幺幺还说，爸爸，你少年得志，生活只是太顺了，做官做到多大才是个头？现在上天开始眷顾你，女儿相信你会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
幺幺说，妈妈，你必须振奋起来。作为一个女人，你是如此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你是我爸爸的妻子，我的妈妈，你就不能倒下。
我的孩子啊，你的出生不仅仅是我们血脉的延续，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
有一天我伏在幺幺的脸上给她修剪刘海，突然觉得还是二十年前，她的婴孩时期。我为她剪去胎毛的瞬间，她已长大成人。
我和幺幺在雍和宫门前遇到一个人，一定要为我们看相。我们加快了脚步，他追着说我的相貌多有福气——终于逃开，汗都渗出来了。我喘着气说，算命的从来都说我们一家人的命好。我们的命好吗？
好。幺幺肯定地说。
真的？那你爸呢？
我爸不好吗？你见过谁有他这样的经历？而且，谁知道有什么事情在后面等着他呢？
后来，我拿同样的问题问我的朋友，我的命好吗？然后不待他们回答，我便说，该算是好的了。就算是最难过的日子，你们都让我和幺幺过得如此从容，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的好命都是你们的好命拼接起来的，你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给了我们。因为有了你们，我的命真好。
生活中我会怕许多东西，比如虫子、蛇、噪音，甚至想象中的魂灵。但是对特别重大或者危险的事情，我好像从来没有害怕过，比如自己的死。从小到大，我乘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从不考虑它们安全与否。幺幺上小学的时候，敬川拉着她去办什么事情，轿车在路上同一辆疾驶的卡车相撞。车头被卡车削去。因为是借朋友的车子，我见到他们立刻询问车是不是废了。敬川很生气，说孩子就在前座上，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们俩怎么样？我当然把他们看得比车子重万万倍，但只是觉得他们的安全不会有问题。2006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飞行途中遭遇强气流，我能清醒地感觉到飞机几十米甚至几百米地往下掉，好多人吓得尖叫。我依然镇定地浏览着机上的杂志，一点也不担心。眼前这一年，我好像对生命格外珍视，不愿意去旅行，拒绝参加活动，万不得已出去也是匆匆地回。其实家里并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但我还是愿意在家待着，唯恐错过了什么。
六月里，北戴河有个活动被我推掉了。内蒙也有个会议，怎么也不好再推脱。提前几天我就开始不安，只是机票已经定好了，不好意思反悔。临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就走到楼下去洗头，我情绪紧张的时候常常去理发店洗头。老板娘熟悉我，诧异地问我，怎么这么晚来洗头？我告诉她明天要出差。为我洗头的小妹一向不怎么说话，那天话却特别多。她先是问我到哪里去，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一直问到我坐飞机是不是安全，会不会难受。我告诉她我不会难受，心中已是不悦。她突然再发感叹，今晚的风好大，明天若是刮风你可就倒霉了。她只是想说话而已，估计对说话的内容自己都没怎么想。吹头发过程中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吹完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朝家走的路上，我给女儿发了一条短信，交代了一大串子事情，包括我的小狗毛豆的安置。两分钟后幺幺打来电话，问我怎么突发神经病。我笑着说，学习我的二叔，每次出差都要把女儿叫过去安排后事。说着说着，我渐渐安静，给她讲了洗头的事。幺幺说，既然你说了，灾就破了，安心去玩吧！又补充道，不想去就不要勉强自己。第二天，我乘坐的是早晨八点多的飞机。七点赶往机场，路上接到我哥的电话，问我几点的班机。我回答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他说，一路顺风。我差点叫起来，风已经够大了，你还想把我吹到哪里去？
这一天，我先是从郑州赶到北京，飞机正点。在北京未出机场，一个小时后转去呼和浩特，飞机仍然是正点。来之前查看呼市的天气预报，有雷雨。飞机落地时却是艳阳高照，我的心情顷刻如同阔朗的天空，一丝云彩都没挂。
会上意外地和顺子撞见，我们俩有许多回的相见，从来都是撞一起。本来很相好，分开了却一个电话都不肯打。偶然遭遇，越加喜出望外。那四天，除去她要疯着同一帮作家编辑们豪赌，我们几乎都在聊，无头无尾，没完没了地聊。我有时语出惊人，告诉她我置生死于度外。她睥睨地望着我，说，你老人家可真敢往自己身上捅好词儿。我说，是真的。那一会，玩笑话被我说得认真起来。我真的丢掉了与生俱来的怕，我都四十六岁了，也算是一个可以死的年纪了。我，一个不肯努力的小女子，靠着一点小天分，该见识的都见识了，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还能对生命祈求什么呢？没有读过万卷书，万里路却是早已踏破了。剩下的事情也都有剩下的办法：母亲有妹妹照顾，女儿已经上路，至于我的先生，我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开拓自己的新生活。人如果想明白了，生死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问题倒是有，那就是，要为不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在内蒙参加了颁奖会，然后看几个景点。我有点遗憾，什么都安排到了，却是没有去草原看看。田兄说他和我想的一样，来，奔的就是大草原。是草地羊群，是篝火和肥嫩的烤肉。最后一个晚上，从鄂尔多斯返回呼市，因为吃太多的食物，大家一致决定出去散步。顺着宾馆的小水泥路出去，大约走了几里，看到了一望无垠的草原，而且寻见了羊群，有几百只。零星的蒙古包里闪出微弱的灯火，除了我们，一路上再没见着任何人。我们在酒店开了几天会，却不知道酒店就建在大草原的中央。
身处草原的人们，却四处寻找青草，这多像我们漫无头绪误打误撞的人生啊！
从内蒙回到家中，昏睡了两天。我给幺幺打了一个电话，说，若是你们有了孩子，大名让你婆婆家起，可无论你们生男孩还是女孩，我都要为他取个小名儿。幺幺笑得收不住，说你要取个什么名儿呢？我说我要叫他糖果儿。幺幺说，还不错，就依了你。
糖果儿——
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将来，但对过去的日子总该知足吧！难道我们握在手里的生命，还不够甜吗？
我祖母那样活，是甜的。
我母亲另一种活，是甜的。
我这样活，是甜的。
我女儿以她的方式活，也是甜的。
这甜的生活，如果不把它叫做糖果儿，怎么配得上它？
原刊责编 王小王 本刊责编 付秀莹
责编稿签：好作品都是由作家的血肉写成的。人物的精神身躯中，一定有作家的血液奔流，人物的命运跌宕中，一定有作家的泪水飞溅。作家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能够把一世活成几世。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自由往返，通过文字，把现实世界中的缺憾加以艺术化修复，把人生中的伤痛给予想象性抚慰。几代人的命运悲欢，交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生命画卷，恢弘中有哀婉，悲凉中有欣悦，沉重中有飞扬，苦涩中有芬芳。鲜活蓬勃的心灵细节，起伏涌动的情感潮汐，在几乎天然的、全无雕饰的书写状态下，杂花生树、枝叶纷披，元气丰沛而蔚成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