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邻居》 文\荆永鸣
选自《人民文学》2012年第8期
【作者简介】 荆永鸣：赤峰市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外地人》、长篇小说《陡峭的草帽》等。曾获《小说选刊》奖等多种文学奖。中国作协会员，煤矿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
1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和妻子一直住在餐馆里。我们的餐馆不大，六张散桌，一个包间，包间旁边有个四平方的小耳屋，外加一个油乎乎的厨房，仅此而已。当时，北京的小餐馆差不多都有两种功能：白天是餐厅，夜里做宿舍。我们的餐馆也不例外。晚上打烊了，休息了，男伙计睡前厅，女服务员住包间，我和妻子就在那间四平方米的小耳屋子里下榻。整个餐馆，从里到外，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放倒了的人体！
有句话，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其实不一样的。睡着了不用说，人就是一块呼吸着的肉，灵魂可以乘着梦的翅膀尽情遨游，醒着的时候则不行，干点什么都不方便，极其别扭。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议妻子，到外边去租间房子，哪怕小点呢，破点呢，都行，没关系，只要关键时刻能让人喘几口粗气就好。可我妻子总以“餐馆刚开业，死活还看不出个上下呢”为理由，一次次推诿。她说，还是等等吧，看生意能不能稳定下来，刚跑出来创业，这么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哪行啊，你说对不对？
我承认她说得对，有道理。可一想到夜里的处境我就很烦，觉得她的道理太注重理论而忽略了实际。而实际一点的话我又不能说，也没法说。是啊，困难，困难，不就是困觉的时候有点难吗？身为女人，她能够克服并且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我还能说啥呢？那就挺呗，熬呗！结果一直熬了三个多月，她才主动提出到外边去租一间房子。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她熬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我们餐馆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而是高大脑袋一句话让她受到了刺激。
高大脑袋是我在煤矿工作时的邻居。他比我大三岁，我很崇拜他。他是个妇产科医生。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做妇产科医生？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煤矿的时候我从没有跟他探讨过这样的话题，只是觉得他的职业挺好的，很神秘。一见面，我就喜欢拍着他的肩膀，悄悄地问他，又把谁给看了。或者说，高大哥，今天又看了几个？这时候，他就会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盯着我说，你眼热了是不是？告诉你，哥们儿看一百个可以当标兵，你多看一个那叫犯错误！知道不？我就嘿嘿儿地乐。
高大脑袋不仅是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同时他还喜欢琢磨政治。有天晚上，我去他的值班室里聊天，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啊，国家的形势要变了。我问他怎么个变法。他说打个比方，用不了几年，只要有钱谁就可以把这座医院大楼买下来！现在看，这无疑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话了，可当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大楼可是企业的，企业是国家的，你想买就能买？做梦啊？我说这你可吹大啦！他说你不信？那就走着瞧！没料到，几年后他的话果真应验了——倒不是说谁真的买下了那座医院大楼，而是说公有变私有、变民营、变股份制等经济模式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事实。这件事，让我对高大脑袋特佩服！一个偏远煤矿的妇产科医生，他对国家形势看得咋就那么准呢？我到了北京这些年，也常听一些人谈论国家大事，说这事这样，那事那样；谁该上去了，谁该下来啦……听口气，犹如板上钉钉儿。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预测得一点都不准，就像那种常常出差的天气预报，说是明天有大到暴雨，第二天却风和日丽，一个雨点儿都没落。挺尴尬的。
书归正传。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了煤矿。晚上几个哥们儿请我吃饭。我刚走进一家餐馆，就碰上了高大脑袋，他一把捞住我的手，钳子似的握。当时高大脑袋已经是一家私人医院的大股东兼院长了，身份变了，人没变。他还是过去的样子：不仅脑袋比一般人大一些，身材也魁梧，能喝酒，只要眼角上带着血丝，至少一斤白酒灌下去了。他红着眼睛看着我，问我啥时候回来的，话未说完，他便钳着我的手，硬往一个包间里拉。
包间里一大桌男女。已经喝得乌烟瘴气。有认识的，便一惊一乍地迎过来和我握手，寒暄；不认识的，就坐在那里生着眼睛看着我。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高大脑袋伸出两只手，向下压了压，意思是让大家静一静，他要讲话了。高大脑袋喜欢在这样的场合讲话，口才也好，随便扯出个话题就能滔滔不绝。这次讲话，他主要是称赞我是个敢闯敢干的人，能顺着时代的召唤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去创业，令人钦佩！与此同时，他还特别称赞了我的吃苦精神——前不久，他趁出差的机会曾到我餐馆去过一次，对我在北京的情况，也算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说到我和妻子住宿的地方，他巡视了一下众人，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就这么大个小屋……他伸开两只胳膊比划着，同时回过头来看着我，几平米？我说四平米。他像拍蚊子似的往脑门儿上拍了一掌，说，妈的，这记性……对了，四平米！你们说，四平米的屋子，一张小床，两口子咋睡？谁说对了，我喝一杯酒！半天没人吱声。后来还是两个女人说话了。女人对于这种竞猜式的提问，或者“互动”，总是显得比男人更积极、更有兴趣一些。一个说，挤着睡呗。另个说，轮着班儿睡？高大脑袋看都不看她们，他失望地摇摇头说，不对，都不对……你们的想象力咋就这么差呢，跟你们说吧，人家两口子是摞压摞地睡！头半夜，是他在上边，弟妹在下边；后半夜，是弟妹在上边，他在下边……
几秒钟的静止之后，在场的男男女女可没乐死。跟着一阵七长八短的笑声，我也乐了。坦率地说，我并没感到有什么难为情，哥们儿嘛，开句善意的玩笑没什么，很正常。当时还没等走出那个包间呢，我就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再次想起高大脑袋那句话，是我回到北京之后的事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便浮想联翩。想着想着，竟禁不住扑哧一声乐了。我妻子问我咋的了。我说没咋的。那你笑啥？她用胳膊撑起身子，诧异地看着我。这时候，如果我再说没笑啥，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就不好了。试想，假如有人在你身边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又说没笑啥，你会怎么想呢？我是个心理素质很差的人，不喜欢在一些无聊的问题上制造悬念，折磨别人。于是就把高大脑袋那句调侃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妻子听后也乐了。她沉吟着说，这个高大哥……他可真流氓！接着就再也没有了下文。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四平方米的黑暗中，我听到了一声悠长的叹息……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我妻子就很认真地叫着我的名字，她说是有个事儿想跟我商量商量。
我问她啥事儿。她说她考虑了半宿，还是去租个房子住吧。
我说租不租都行，无所谓。说真的，我都麻木了。
她说，租！
我用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提醒她，租个小点的平房也得六七百……
她说，那也租！
2
1998年的北京租房很困难，不像现在——现在有租房网，有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中介公司，信息铺天盖地，你想租哪个地段的房子，哪个价位的房子，只要在网上一搜，“哗”就会出来一大片，让你可着劲儿地挑！那时候不行。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房屋中介也少，信誉还差，有的干脆就是骗子——想租房呀？有哇，什么样的都有。去看看行吗？行啊，先交二百块钱劳务费。看成了，再付一个月的租金；看不成，劳务费不退。不退就不退吧。那就走，上车！车子是个破夏利，开得嗡嗡响，好歹没在路上散了架。到了地方一看，房子没说的，位置，设施，都挺好。一问租金，眼球差点蹦出来，这不是在讹人吗？话一出口，房主的眉毛都立起来了，师傅，您怎么说话呢？想租就租，不租拉倒，什么叫讹人啊，是不是？遇上这样的茬儿，你不生气就怪了。心里想，我不租了可行吧？一气之下，那二百块钱的“劳务费”就这么打了水漂儿。
我刚到北京寻找开餐馆的房子时，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两次之后才恍然悟出这是个骗局，是个圈套！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圈套，钻不钻，全凭你的智慧，同时也在于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租房，我就没去钻那种骗子公司的圈套。
我钻的是胡同。北京的胡同太多了——犹如这个城市肌体中的毛细血管，不计其数。当时我钻的都是我餐馆附近的胡同：什么大纱帽胡同，南口袋胡同，磁器胡同，取灯胡同……寻寻觅觅，一连转了好几天，没找到一家出租的房子，倒是遇见不少戴着“治安”袖标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一律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每当这时，我就赶紧迎过去，躬着身子，讨好地叫着大爷或大妈，问附近有没有出租房子的。
客气的，说没听说。
冷漠的，说不知道。
热情的，说想租房啊，您得去找中介公司，知道吗？
白扯。一点有用的信息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想出租房子的人不是没有，而是有关部门管得太严，房子不能任意出租——尤其不能出租给不知底的人，不明身份的人，不三不四的人，更甭说，万一闹出个贩毒吸毒、卖淫嫖娼、杀人越货等刑事案件来，房主要负连带责任，轻者罚款，严重的，没收房子的都有。因此一向遵纪守法、谨小慎微的北京市民，即使有房空着，锁着，哪怕让蜘蛛在各个角落里忙忙碌碌地结网呢，也不敢轻易出租。更不敢到大街小巷去张贴小广告。不像后来，小广告到处都是，害得那些城管人员怨声载道，整天捏着那种塑料的大可乐瓶子往上滋水，洇，然后用小铲子或小刀片之类的工具，细着眼睛一张张地清除。好不容易清理出个模样了，差不多了，本以为明天扫扫尾，就彻底OK了呢，可第二天一看，又是一层！气死。
我租房的时候，北京的大街上还没有那么多的“牛皮癣”呢，胡同里则更少。偶尔发现电线杆或厕所的墙壁上贴着巴掌大一张小纸，我都会眼睛一亮，凑到近前一看，却是“包治各种性病，尖锐湿疣，一针就好！”令人沮丧。
我妻子也沮丧。她说北京怎么这样呢，有钱都花不出去。我说还是钱少，有个百八十万的试试，卖楼的多得是，打个电话说不定就会有专车来接你。结果竟把我妻子说恼了。她说你想租就租，不租拉倒，少跟我抬杠行不行？其实我说的都是实情。后来，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倒是胡冬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他说，大哥，我听说你想租个房子？
我说，找了好几天了，没有。
他说，嗨，你咋不早说呀！
胡冬是个三十多岁小伙子。我没接手这家餐馆之前，他就在对面的墙角支了个炉子，卖烧饼。最初，我对这个东北人没什么好印象。他不仅剃个光头，前胸上还刺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这种扮相，要是放到今天就没什么了，比之于那些阴阳头、鸡冠头、红头发、绿头发等种种怪异的扮相，胡冬算个啥呀，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当时不行。人的个性化追求还很单一，不像现在这么“多元”，这么变了态似的夸张。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很保守——比如我，只要见到剃着光头、或前胸后背上纹着这样那样野兽的人，我就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不是搞前卫艺术的人，就是个流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狭隘的认识，第一次见到胡冬时，我就觉得这家伙不是个好鸟儿。没事的时候，他喜欢站在我餐馆的外边光着脑袋往里看，四目一碰，即使他冲着我龇牙一笑，我也懒得理他。直到他和嘎子发生了一场冲突之后，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才完全变了。
嘎子是附近有名的痞子。他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瘦。走路的时候腰部不动，两条腿弯得像个哈巴狗，身边儿却总跟着那么一两个长得不错的女孩子。那次不知因为什么，他与胡冬发生了口角，把胡冬一个单手“锁喉”，龇牙咧嘴地抵在了墙上。这时候，我以为胡冬会用一招反掰腕摆脱困境，紧接着一场激烈的反击就要开始了呢。结果却令人失望。我眼瞅着胡冬被勒得脸红脖子粗，气都喘不上来了，还用一种变了声调的假嗓子，像唐老鸭似的说了好几句“对不起”。真是滑稽。至此，我才知道这个剃光头、刺青龙的家伙，别说是流氓呀，啥都不是了！眼看着他被嘎子放手之后，红着眼圈不断地抚摸自己被勒疼的脖子，我倒觉得这个家伙有点可怜巴巴的软弱与窝囊。
此事之后，我不仅对胡冬进行了新的估评，还渐渐发现：那些亮着光头、纹着青龙呀、老鹰呀、虎头呀、蝎子呀，或者在手腕上刺着“忍”呀、“恨”呀之类的人，搞前卫艺术的不多，真正的流氓也少。相反，他们大部分是从乡下进入城市而且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剃光头，或在身上纹一些这样那样的凶恶猛兽，除了反叛他们在乡下一直承受的传统压抑、或在审美趣味上追求另类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他们太懦弱，不自信，害怕遭受他人的欺侮，便模仿影视剧里的一些角色，把自己扮成了流氓恶棍的样子。遗憾的是，这种伪装起来的流氓到底是外强中干，在真正的流氓面前是那么脆弱，几乎不堪一击。
正因为这种“不堪一击”，我才与胡冬有了接触。原来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说话慢声慢语，灿然一笑，便露出一只好看的虎牙儿。讲到过去一些事儿或形容一个人的处境时，喜欢说“可悲惨”。他做的烧饼也好，有咸、甜两种，色泽金黄，看上去挺硬，咬一口酥脆。偶尔，我会用他的烧饼给我餐馆的伙计改善一下早餐，这样一来，我们便有了交往。
胡冬告诉我，在我餐馆北边的一条胡同有个21号院，院里有间房子对外出租，不知道租出去没有。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两个月前他曾在那间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为啥不住了。胡冬挠了挠脑袋，吞吞吐吐地说也不为啥，就是和院里的人闹了点意见，说起来可悲惨……不说了，一说我就来气！不说就不说。别人不愿意说的事，我从来不问。
我跟着胡冬潜入21号院的时候，正是北京人民上班的时间，也是那些不上班的老年市民去菜市场或出去遛弯儿的时间。院子里空无一人。我们在“左手第一家”找到了胡冬所说的房子。这是一间倒座子房，门外边围着一圈木板栅栏，栅栏门上没有锁，只用一个小铁钩挂着。我们进入栅栏之后，胡冬站在门口侧着耳朵听了听，又敲了敲门，没有动静，他便凑到旁边的窗户，用两只手遮住玻璃的反光往里窥视。他说没人住。我说真的吗？胡冬侧过身子，把窗户让给我。我用同样的方法看了看，遗憾的是窗子太小了，只看得见屋子里的一部分。胡冬问我想不想进屋里看看。我说你有钥匙？胡冬转身向院子里看了看，从栅栏的木板缝里抽出了一截小钢锯条，诡秘地一笑，他说这是一把备用的“钥匙”，他在这里住的时候总习惯把钥匙锁屋子里。说着，他把小锯条顺着门缝塞进去，上上下下地滑动着，找感觉，捅。这时候我突然害怕了，万一被人撞见，岂不成了挖门撬锁的啦？我赶紧压低声音说，算了算了，别捅了，我不看啦！话音未落，胡冬手里的锁把儿“咔儿”地转了一下，门开了！
从进去到出来，也不到十秒钟。我太紧张了。屋子很简陋，是长条型的，当中打了个隔断，被分成里外两个小间，里边有一张光板的双人铁床，外边放一对很旧的布面单人沙发，此外，就是那种糊了报纸而且已经很旧的墙壁了。我草草看了几眼，便催促胡冬赶紧离开。谢天谢地，我们带上门，又从大杂院里溜出来的时候，总算没碰到一个人。
3
接下来便是联系房主。此人叫刘大平，五十多岁，大个子，在一家食品厂工作，是个小头头。那天下午，他如约来到我们餐馆。在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房子原本不想出租了，太麻烦！可一见面，觉得我们两口子挺不错，靠谱儿，他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们。问到租金，他说这个不急，看中房子再说。
其实房子已经没说的了，我心里已经有底。特别有我们那个四平米的小耳屋子作对比，我妻子一眼就看中了。一问租金，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月六百，两个月一付，上交租。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还行，也就没讨价还价。
回到餐馆，刘大平草拟了一份简单的协议，彼此签了字，我又预付了两个月租金。他说成，这就齐活了！他掏出烟来，扔一支给我，又自己叼一支在嘴，点上。刘大平吸了一口烟，踌躇地说，还有个事儿……得跟您商量一下。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您能不能弄条烟啊？我说……烟啊？这好办，你说吧，抽什么牌子的！刘大平告诉我，不是他抽，是他琢磨了半天，觉得租房子这事儿还是得跟赵公安打个招呼，最好是表示点意思。
他一提“公安”两个字，我心里禁不住一沉。说实话，自从开起了这家餐馆，我心里老有一种紧张感，特别是一见到戴大盖帽的人就有点怕，怕警察，怕城管，怕工商和卫生防疫站的人……为此，我曾不止一次痛骂自己是胆小鬼，窝囊废，又没干过什么坏事儿，你怕个鸟！只是不管在背后怎么给自己打气，壮胆，到了正章还是不行，心里总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惶恐与不安。这简直就是个谜。
我疑惑地问刘大平，租房还得跟派出所打招呼啊？刘大平说不是派出所，是院里的一个街坊。我说院里还住着个警察？刘大平笑了。他说不是警察，是人名儿，名字叫赵公安，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其实我还是不明白，既然不是公安，而是院里的一个邻居，我租的又不是他的房子，干吗跟他打个招呼，还要表示一点意思呢？刘大平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介绍说赵公安这人有点各路儿，当然也不能说他有多坏，就是挺事儿的，像个事儿妈，他担心我住进去之后他瞎搅和。
我沉吟着说，是这样……刘大平说，看您的，其实不意思也行，没关系。我说别介，该意思就意思吧。当时我就到餐馆对面的小卖铺买了一条“万宝路”，外烟儿，混合型，有劲，在当时也算是挺够档次了。我递给刘大平说，那就麻烦你给他送去吧。刘大平一怔，他说这哪成啊？您得跟我一块儿去，烟得您给他，往后有个什么事儿就好说话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赵公安住在院子的西北角，厢房，坐西朝东。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人的家里。屋子不大，光线很暗，物品都很陈旧了，而且零乱。屋子中间拉着一个灰色的布帘。布帘半开半合，里边是一张双人床，床上蜷缩着一个很胖的女人，看样子是在睡觉，也许是睡着了，也许是不愿意参与我们的事儿在装睡，总之我们进屋之后，她一动没动。布帘的这一边，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墙上贴着一幅球星贝克汉姆的彩色画报；地中间是一张撑开的折叠式小圆桌。桌上摆着一盘粉丝，一盘白菜，两盘羊肉片。地上一只铜火锅刚生着炭火，整个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烟味。赵公安正在忙乎着晚饭。他五十多岁，小个儿，身材瘦弱，一双眼睛十分灵动，对于我们的不期而至，显然有些意外和吃惊。
他“嘿”了一声说，是大平啊！
刘大平笑着说，赵哥还亲自下厨！
赵公安搓着两只手，今儿不立秋么？我点了个锅子。
刘大平说，贴秋膘呀，好！
我注意到，屋里有三只折叠的小圆凳子，但没有多余的空间，我们又不能坐到人家的饭桌上去——只好站着说话。刘大平向赵公安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在附近开了个餐馆，是内蒙的，两口子特老实，不惹事儿，想在他的房子里住一段，并说了一些“往后在一个院儿住着，麻烦赵哥多多关照”之类的话。说着，他看了我一眼。我意会到他的意思，把手里那条烟递给了赵公安。
赵公安怔了一下，小眼睛又是很吃惊的样子，他说您客气！然后转向刘大平说，大平啊，您这就不对了，都是街坊不是？干吗这么客气？一脸愠怒。
刘大平笑着说，我就说嘛，赵哥人不错，用不着客气，可这老弟讲究，说头次见面，不表示点儿意思哪成啊……得，一条烟呗，赵哥就甭客气了，收着吧。
我心里一阵温热。我是不是真像刘大平说的那么“讲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城里人对一个外地人的呵护——这种感觉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请刘大平吃了一顿饭。既然成了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与此同时，我把从中“牵线儿”的胡冬也叫了过来。开始胡冬还有些扭捏，几杯酒下肚人才放松多了。他开始主动地给刘大平敬酒，而且一口一个“老房东”地叫着，一副很诚恳、很谦卑的样子。后来两个人越说越热乎，你一言我一语地扯起来，我才知道，胡冬之所以从21号院里搬出来，并不像他当时讲的那样“和邻居们闹了点意见”，而是被赵公安撵出来的。据说，当时胡冬在刘大平的房子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他每天守着那个烧饼摊儿早出晚归，与院里的人不相往来，倒也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太太突然发现胡冬不仅剃了个锃亮的光头，光着膀子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前胸上还刺着一条青龙……此事一经传开，院子里的人就骚动了。
真的啊？
我亲眼瞧见的！
嘿，新鲜！老刘家招了个什么人呀这是！
甭急，明儿我就叫丫滚出去！
当天晚上，胡冬就接到了刘大平的电话，让他赶紧找地儿，说他的房子不能租了，邻居有反映，万一闹到居委会或派出所去就麻烦了。胡冬问刘大平哪个邻居有反映。刘大平告诉他，别的邻居倒没大事儿，主要是一个姓赵的，叫赵公安，那人多事……胡冬跟刘大平说，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去跟他说。没想到，一说就崩了。不管胡冬怎么解释，求情似的让“赵大叔”关照一下。“赵大叔”不但不理他的碴儿，还显出一种烦得不行的样子，把一只手掌在胡冬面前果断地一挡，他说得！您甭给我说这个，谁的房子您找谁去，跟我说不着！知道吗？
按理说，赵公安的话也没错。可胡冬心里明白，这件事就是赵公安在其中作的梗，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又不好直说，便一声不吭地瞪盯着赵公安。在我的想象中，胡冬的眼锋肯定是有点硬了，再加上他的光头做辅助，反而刺激出了赵公安的一种激情。据说他当时就不让了。他问胡冬瞅什么瞅？想打架是不是？说着，他还两手交叉，揪住自己的上衣下摆，把一件灰色的老头衫从脑袋上捋下来，往地上一甩，然后“啪啪”地拍着自己搓衣板似的胸脯，声音响亮地告诉胡冬，“有种往这打！”他这么虚张声势地一叫板，街坊四邻全出来了。
怎么回事儿？
有理讲理，干吗打人？
是啊，这可不是撒野的地方，知道吗？
面对这种七嘴八舌的声讨，胡冬呆若木鸡地立在那里。他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招谁惹谁了？！真是纠结。
两天后，胡冬无奈地搬出了21号院。据他讲，当时的处境“可悲惨”，要不是赵大妈（一个挺胖的老太太，就住在我餐馆旁边的院子里）把家里一间小屋子租给了他，那段时间他就得露宿街头了。
胡冬说得可怜巴巴。刘大平却不以为然。他说赵公安的确是个事儿妈，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事也怪胡冬自己不注意形象：挺好个小伙子，既不是斑秃儿，又不是鬼剃头，你弄个光葫芦瓢儿干啥！听说前胸上还刺了个什么青龙？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胡冬，语重心长地说，小胡啊，不是我今儿说您，年轻轻的，好好做你的生意，在身上瞎折腾个啥呢！一番话说得胡冬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儿地去摸自己的脑袋。其实，这时候胡冬的脑袋已经长成了一头乌黑的短寸，而不再是那种被刮得很亮的光头了；至于那条青龙，如果不是特意袒胸露腹，也是不易被人发现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刘大平揪住了一身毛病似的，好一顿上课！
接着，刘大平告诉我——准确地说是在安慰我，他说不管谁对谁错，小胡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不说了。踏踏实实住您的房子，如果院里的邻居有什么说道，您别跟他们计较，我来处理！哎，对了，那钥匙我给您了吧？
我说，钥匙啊？给了。
4
2008年初秋的某一天，我捏着那把像通行证似的钥匙，正式地走进了21号院。我和妻子忙乎了整整一天，把那间房子彻底收拾了一遍，又添置了几样简单的家具。当天晚上，我们便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
有了正式睡觉的地方，我才体会到北京的夜晚真是不错，连做梦都是快乐的。回想起此前在餐馆那间小耳屋子里所熬过的上百个夜晚，几乎就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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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局上看，21号院是一座老式四合院。据说清朝末期，这里曾住过一位武官。如今大门外还残留着一块不完整的上马石，只是不见了清朝的人和马。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院里那种“天棚、鱼缸、石榴树”的景致已全然不在，就连当初的格局业已面目全非。原来的“二进式”院落，不知什么时候被隔成了两个院子，一些不同年代翻盖、或新建的房子则高低不等，大小不一。走进院子之后，给人的感觉到处是门：厨房，煤棚，淋浴间等等。院里的居民都是老住户，而且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现代化生活把年轻人带进了高楼大厦，上了年纪的老人，似乎比较适合于住在这种古老的大杂院，或者说，这种古老的大杂院也比较适合老一点的人来衬托。
住进这个院子之后，做为临时的房客，我知道融入不了它的主体，那些老住户，也不会因为一个外地户的到来而改变什么——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包括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主要的是，我们必须吸取胡冬的教训。因此，开始的时候我和妻子都非常低调，甚至怀有一种“鸠占鹊巢”般的不仗义，尽量躲着院里的人，默默地小心翼翼地生活。
我和院里的接触，源于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她叫楠楠，是隔壁李大妈的外孙女。当时她正在附近的一所小学里读书，每天放了学，由李大妈的老伴儿接回来，到了晚上，再被她妈妈骑着自行车接走。那年国庆节，我把女儿小玉从她乡下的姥姥家接到了北京。刚见面两个孩子就成了朋友。她们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偏胖，一个略瘦；只有年龄相同，都是八岁。有一天，两个孩子在大院里的自来水龙头下洗手。楠楠说，知道吗？饭前便后必须洗手，手上的细菌可多啦。啥叫细菌？我手上咋没有？小玉问。楠楠说，啥叫细菌您都不知道？就是活着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小，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
两个孩子洗完了手。楠楠说这水真凉！小玉却不以为然，这水还凉呀？我姥姥家的水才凉呢。楠楠说，为什么？小玉说，那是井里的水。楠楠说，井是什么样子呀？小玉说，你连井都没见过？就是在地上挖的洞，可深可深了！往下一看，特黑，啥也看不见！楠楠说，哎呀，吓死我了！那人掉不下去吗？小玉说，咋掉不下去呀？我们班里的刘小柱还掉下去过呢，差点儿没淹死，后来学习一点都不好了，考试净得大零蛋。楠楠说，哎呀，是不是把他摔成笨蛋啦？小玉说不是，我们老师说，他脑袋里进水啦。
两个孩子天真的对话，使这个古老的院子里充满了童趣。我在屋子里忍不住笑了。同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温情与感动。怎么说呢，住进这个院子之后，每天从一个大门进进出出的有十几号人，能说上两句话的都少。不是不想说，而是作为一个外来户，我总觉得和那些坐地户之间有一种东西隔着，看不见，却很坚硬。但是孩子却可以凭借她们的纯真，轻而易举地穿越了它。如此看来，如果我们能像孩子那么单纯与透明，我们眼前的世界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此后，我开始用一种比较积极的目光吸收着院子的一切。一段时间之后，我知道了院子里住了八户人家；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便理清了哪个女人是哪个男人的老婆，哪个男人和哪个女人是鳏寡一人。起床最早而又秃了顶的男人他叫海德宝；那个细高个、总追着一只足球走路的小伙子是赵公安的儿子……
最先熟起来的，是隔壁的李大妈。那是个圆盘大脸的老太太，姿态端庄，面容高贵。搭讪起来，却是个挺爱说话的老人。几次之后，我便知道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一个派出所当所长，女儿和姑爷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两个子女住的全是楼房。她和老伴儿也有个两居室，在沙子口，一直空着，他和老伴儿谁都不愿意去住。我说是啊，老年人都不喜欢住楼房。李大妈摇摇头说，不是不喜欢，主要是接收不到地气。她用一种神秘的语气小声说，这院儿风水好，过去是一个武官的宅子！我乐了。您老儿在这住了有年头了吧？敢情！我来到这院儿的时候还是个姑娘呢。李大妈告诉我，当时她老伴儿刚从部队转业被安置到了纺织部工作，就是为了跟她结婚才要到了这个房子。她感慨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三，现在都六十六啦，你算多少年了吧。
我算了算，确实不短了。而李大妈的老伴儿也有七十多岁了吧。那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老人，青白发，板寸头，言语不多，但做事仔细。每天睡过午觉之后，他先是把一个很小的方桌摆到院外，然后回到家里，拿出两个小马扎，摆在小方桌的旁边。这时候，李大妈一手拿着两个蒲扇（防蚊用），一手端着个大号茶缸子，从院里走出来，老两口往小马扎上一坐，沐浴着秋天的暖阳，一直坐到傍晚。
李大妈的外孙女——也就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楠楠，喜欢吃东北的锅包肉。偶尔，李大妈会带着小女孩到我的餐馆去要一个外卖。最初两次，我和妻子说啥不收李大妈的钱。李大妈却执意不从，她说那哪成？你们做的是生意，不要钱，明儿我就不来啦！她言语认真，表情严肃，几乎要生真气的样子。后来我发现，北京人注重人情世故。尤其是那些年岁大一些的老北京，最是讲究规矩，可称得上是礼尚往来的典范：假如你给他一根针，他就会变着法地还给你一条线，绝不占你的便宜。
6
接着，熟起来的就是赵公安了。坦率地说，因为有胡冬的事做铺垫，最初我还有意躲避着他。其实，蛮好的一个人。说话高门大嗓，豁豁亮亮，给人的感觉他总是那么快活。见了面，离老远便会打个招呼，并不止一次地叮嘱我，有什么事儿就言语一声，都是一个院里的邻居，甭客气！
不过，时间一长，我渐渐发现赵公安这个人还真是点“各路儿”。从性情上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躁动型的人，好说好动，还好斗。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不到街上去，你在屋子里就会经常听到他的声音，和街坊打招呼啊，逗闷子啊，今儿个气温是多少度啊……或者，拖着那架两个辘轳的小购物车从菜市场一回来，他就会跟院里的邻居骂骂咧咧地抱怨说，土豆涨了五分，大蒜、白菜涨了一毛，黄瓜都他妈五毛一斤啦……琐琐碎碎，一地鸡毛。如果再来上一句：今儿遇上一傻逼，我差点没抽丫的！——那保准是他在外边又和什么人吵架了。总的说来，我觉得这个瘦小枯干的人，可能是肝儿不太好，心浮气躁，喜欢抬杠，不管说什么事儿，都像是憋着一肚子气似的，而且啥也看不惯。
他甚至看不惯自己的儿子。其实，那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个子比赵公安高出半头。他叫涛子，十八、九岁，穿一套深蓝色的运动服，透出一身的青春与活力。据说涛子是在一个职业学校读书，学的是建筑，却偏偏喜欢上了足球，而且似乎到了迷恋的程度。只要你见到他，保准就会见到足球。有时候，你刚要出院或进院，一只足球会“嗖”地通过院门口射到你腿上，吓一跳！紧接着涛子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一缩脖，抱歉地一笑。涛子不爱说话，至少是不愿跟大人们说话。但涛子喜欢唱歌。有段时间，他走里走外的，总是在哼唱一首外文歌曲，很好听，给人的感觉很轻松，有一种很浪漫的味道。我不懂外文，还是能听出是前不久在法国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主题曲：《我踢球你介意吗》……我当然不介意。相反，倒觉得年轻人活泼一点没什么不好。试想，这么一个灰砖灰瓦的大杂院，本来就是一种老气横秋的样子，假如院里的人每天都绷着个脸，进进出出，一句闲话不说，一点声音没有，甚至连走路都轻手轻脚的，走猫步……岂不让人联想到古堡里的幽灵？那倒是一件恐怖的事。
介意的是赵公安。在我住进这个院子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儿子就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冲突。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都没培养出一个会踢球的，你他妈瞎踢什么呀！
——这是大前提，是引子。随后，他就会痛斥涛子没出息，不务正业，连大学都考不上，还整天抱着个足球当事儿干，将来就是个他妈戳狗牙的货！
就在他这么骂骂咧咧的时候，涛子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就是抱着他的足球拿腿走人。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反驳几句。而且也绝不是个善茬儿。有天下午，我听见赵公安又训斥涛子了，还是“不务正业”那一套，而且越说越尖刻，他说我告诉你丫的，再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当上市长你也是个庸官，是个棒槌！听到这么一句没边没沿儿的话，涛子反击了。
我是棒槌，那你去当啊。
我……
你才五十多岁，还有机会呢。
我他妈抽你丫的！
我要是你，就先抽自个儿一耳光，问问自己是怎么活的，再教训别人。
你他妈再说一句？！
我说完了！
父子俩唇枪舌剑，吵得十分有趣儿。我在屋子听着，不禁哑然失笑。如果是在我们老家，在煤矿，作为邻居，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劝一劝，开导一下当爹的，孩子有孩子的乐趣，别老是那么挖苦，你越是挖苦，越容易造成他的叛逆心理……可这是在北京，是在赵公安面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优越感。作为外乡人，最好不要自以为是，否则，哪怕一句话露了怯，说不定就会被人教训上一顿。我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煤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单位的一辆破卡车到北京来出差。晚上进了城，被马路上的交警拦住几次、又罚了几次款就不说了。当我们来到一家招待所门口时，又被把大门儿的老头拦住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当时我很生气，便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们是住宿的！老头这才收回他伸出的一只手臂，很不情愿地放我们进去。可我们的车子刚走出几米远，老头又急匆匆地追了过来，敲着车窗玻璃，忿忿地喊了一句，那叫住宿！知道吗？从此我知道，在北京，这个“宿”字的发音是“素”；而不像在我们老家那样，所有的人都念“许”。我举这么个小小的例子，倒不是说赵公安像那个老头似的那么较真儿，那么好为人师，而是说赵公安这个人太各路，你说啥他堵啥，甚至，你就是顺着他的人情说好话，他也总能找个理由来否定你。
秋末的时候，北京一连下了好几天冷雨。黄色的落叶粘在路面上，溜滑溜滑的，一不小心会把人撂个跟头。那天早晨，赵公安是在房顶上被撂倒的。屋子漏雨了。他刚用砖头把一块塑料布压好，人就闹了个侧摔。我眼瞅着他顺着陡峭的房顶差点溜到地上，没把人吓死！回到地面的赵公安也是一脸苍白，他骂骂咧咧地说，房管所那些个傻逼，前几天就告诉他们来修房子，到现在连他妈兔子大个人儿都没见着，我他妈的要是从房上掉下来，非去找他们算账不可！接着，说到这房子至少有一百多年的时候，完全是出于同情，我附和着说，这么老的房子别说得修呀，按理说早就应该拆了。没想到，赵公安却突然掉转矛头，盯着我，他说这您可说错啦！在北京这地方，您不能说房子年头长了就应该拆掉，故宫都五百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拆呐！说完，他便哈哈大笑，笑完还又把这话重复了一遍，好像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真理似的，还问了一句，您说是不是？
真让人头疼。
这就是赵公安。不仅说话太臭，噎人，他还总是愤世嫉俗。有一次，说起他原先工作的那个灯泡厂破产的事儿，他显出既无奈而愤怒的神态，说全是被那些当官的给祸害败的，他们自己吃饱了，捞足了，害得老百姓全都下了岗。
我问他什么时候下的岗。
他说，快他妈两年啦。
我说，没琢磨着自己干点啥？
干点啥？他看着我，北京的厕所都让你们外地人包了，我他妈的干啥去呀！
他把那个“干”字说得很重，而且声调也拉得很长（是那种典型的京腔），听起来很无奈，又像是逮住了理似的。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强词夺理。不错，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人口迁移，城里的外地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再多也不至于抢了你赵公安的饭碗呀。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外地人承包，扫厕所的活儿你干吗？搬砖运瓦扛沙子和水泥的活儿，你吃得了那份苦吗？做金融，搞科研，几天鼓捣出一个软件的活儿你又干不了！说到底，无非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意做罢了。
说到外地人，我曾把我们和城里人做过比较。我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我们是跟随时代的步伐闯入了城市，用自己的方式寻求生存之路，什么样的苦都能吃，敢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城里人头脑聪明，见多识广。他们坐拥天时地利，较之于像我这样楞头楞脑闯到北京的底层人，无论做点什么样的营生，都是有绝对优势的。遗憾的是，有些人却把这种优势当成了优越，当成了资本，两手一抱，肩膀一端，什么也不做，也不屑于做。每天无所事事，便聚到一起，位卑言高地发一些时鲜的评论，小到南方水灾，大到国际战争；说到天气，少不了要骂骂气象台；谈政治，总要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一通政治局；而一旦扯出柴米油盐的话题，则能琐碎地道出“今儿早市上大蒜涨了一毛，土豆涨了五分……”最可悲的是，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外地人没日没夜地拼搏，奋斗，挣钱，对照自己悠闲、愁苦的生活，他们又突然“醒了腔”似的牢骚满腹，认为外地人抢了自己的饭碗，抬高了城里的物价……
我必须申明，不是所有的城里人都是这么一种活法，这么一种心态。很多人还是非常进取的，比如，冯老太太。
冯老太太也是21号院里的邻居，而且是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人。据说她很有钱，但我没看出她有钱的样子。她住在院子的西南角，倒座房。屋里的面积有十几平方米，中间打了个隔断。外边用来居住；里边那一间，则在临街的墙壁上开了个小窗口，做成了小卖铺。卖一些真空包装的香肠、面包、榨菜咸菜和牙膏、牙刷之类的生活日用品。同时，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放了一张小木桌，桌上摆了一部公用电话。冯老太太就整天坐在那个小木桌前，看着胡同里的来往行人，等待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生意，那种孜孜不倦的生活态度和生意精神，真是不错。
在我看来，赵公安尚属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完全可以干点什么，即使吃不了大苦，也可以学学冯老太太。可赵公安不那么看。他甚至对冯老太太还颇有微词。有一回，我在冯老太太小卖店买了一包卫生纸，刚转身，又被老太太从窗口里探出头来叫住，她说还没找您钱呐，您怎么就走呀？年轻轻的什么脑子呀！她嗔怪地说完，便咯咯直乐……这时候，赵公安正在门口那块上马石上坐着，他往冯老太太那边迅速地看了一眼，又把一只手拢在嘴上，像是对我传达一种重要信息似的说，快死的人了，都倒计时了，卖出一卷儿纸还那么高兴，我可真是服了她啦！
什么也不屑于做的人，也有闲极无聊的时候。我们住的那条胡同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的空场上，每天上午都有几个老头在那里抖空竹。据说，空竹也称“胡敲”、“地铃”和“风葫芦”；抖空竹也叫“抖嗡”或者“扯铃”，过去是一种庭院游戏，现在都是在胡同或公园里“抖”。有一天，我发现赵公安也“抖”上了。可能是手生吧？赵公安抖得不是很好。至少不像另外两个老头玩得那么娴熟，只见他们一手执一根两尺多长的小木棍儿，两棍儿之间系一根很细的线绳，把线绳在空竹轴上绕两圈，一提一送，不断抖动，使空竹越转越快，发出铮铮的响声。间或，还能玩出几个花样儿：抡高儿、对扔……最精彩的是，他们把空竹抛到空中，落下来，用棍儿接住，能让它在木棍儿上不断地旋转，然后再让它突然跳到另一根木棍儿上——这叫“鸡上架”。此外什么“仙人跳”啦，“满天飞”啦，一招一式，都玩得连贯流畅，漂亮！
相比之下，赵公安就逊色多了。我注意到，另外两个老头的空竹都是“单轴”，赵公安抖的则是“双轴”，可能是他抖得转速不够，那只空竹不但发不出响声，还常常失败地掉到地上……不过，赵公安却抖得很认真，而且毫不气馁，用他自己的话说，瞎他妈抖呗，要不干啥去呀！可没过多久，在那几个抖空竹的老头中，已经没有了赵公安的影子。一问，他告诉我说，早歇活儿了，有什么劲呀，您说是不是？
7
知道赵公安这个人喜欢锛杠头儿，不好交流，我便尽量躲着他。但毕竟是在同一个院里住着，而且已经混得很熟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有时候想躲都躲不了。况且，赵公安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只要逮住机会，哪怕素不相识，他也会搭讪几句。有一次在厕所里，我听见他蹲在那里一边吭吭哧哧地用功，一边跟一个陌生人搭讪：
外地的吧？
辽宁的。
来旅游啊？
办点事儿。
带手纸了吗？
带了。
没带您说话，北京人好客，知道吗。
当时我正站在小便池前撒尿，听了这话，竟禁不住一哆嗦一哆嗦地笑。
通常情况下，赵公安总是把一些无聊的时间安排得悠闲而精致。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拎着一个挺大的玻璃茶罐子，趿着拖鞋，迈着“八字步”走出大杂院，往门外的那块上马石上一坐，用屁股压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把手里的小收音机鼓捣出新闻——然后，就亮着他那双机敏的小眼睛东张西望。一旦哪院里出来个邻居，离老远儿，他便京腔京韵地招呼上了。
吃了吗？他把这个“吃”字说得很重。
或者：那个破班还上呐？快歇了得啦！
他把那个“歇”字的音调拉得很长。
我住的房子紧临院门口，朝南的那面墙上有个小窗子，正好开在了那块上马石的上方。通常情况下，不管赵公安跟谁说话，逗闷子，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都是久住一起的街坊，所问所答无非是前天或者昨天的重复，平庸，琐屑，没什么意思。有天早晨，赵公安突然冒出的一句话倒是很新鲜，很有趣儿。他说，宝堂，你的鸭子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宝堂是19号院里的一个邻居。那是个古怪而有趣儿的人。他四十五、六岁，没工作，喜欢养玩儿物。说起来，这也是老北京的一种传统，是老北京人的一个乐儿。据有关民俗资料记载，自明朝开始，居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皇城子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分地位高低，素有豢养玩儿物之好。比如养鱼，养鸟，养虫，养兽……总之，不管养什么，都是为了以博雅趣儿，图个乐儿。不过，宝堂养的与过去那些老北京人养的玩儿物略有不同。他养的是一只乌鸡和一只鸭子。有趣儿的是，那两只普通的家禽，竟然被宝堂驯养得非常聪明，听话。你可以想象，一个男人肩上蹲着一只乌鸡，身后跟着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在王府井大街上招摇过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当时的感觉是，太好玩了，简直就是个奇人！后来我才知道，宝堂养的玩儿物，还不单单是那只听话的乌鸡和鸭子。有一次，我看见他蹲在胡同里的一棵槐树底下默默地哭泣，脸都哭歪了。隔壁的李大妈挤眉弄眼地告诉我，说他的一只小白兔死了，昨天埋在了树底下，今儿个是在那里悼念呢。她还告诉我，宝堂是光杆儿一人儿，年轻的时候结过一次婚，没几天儿就离了，此后再也没找过。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人，内心深处肯定隐藏着一种很独特的情感世界吧。遗憾的是，我却从没和宝堂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会在胡同里碰个面对面，我很想跟他点点头，搭讪几句。可他总是扛着他的乌鸡，并引领着那只鸭子，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走过去。
最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不太正常，说白了就是有点“二”。那天，我听见赵公安问他那只鸭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没想到，宝堂的回答像他那只摇摇摆摆的鸭子一样，既顽皮而又风趣儿。他说，鸭子肯定是公的嘛，妓女才是母的呐。
当时我正准备到餐馆去，便想趁此机会和宝堂搭个话，认识一下。当我锁上门，再从院里出来的时候，宝堂和他的鸭子已经不见踪影，只有赵公安正一个人在上马石上佛似的坐着呢。
嘿，怎么才到店里去哇？
回来拿点东西。
餐馆的生意还成吧？
凑合吧。
啥时候请我喝酒啊？
我不是说了吗，啥时候都可以。
嘿，您不请，我怎么去啊。
我现在就请，走吧？
得了吧，瞧您那样儿就不怎么真心。
说实话，我的确不怎么真心。不是我舍不得一顿酒，而是我觉得赵公安这个人性格不好把握，平时就说不到一块去，又不知道他的酒品咋样，万一在酒桌上弄个不欢而散，还不如不请呢。至于赵公安，虽说话头儿上步步紧逼，说过了，也就拉倒了，并不认真。问题是，这种不认真的话他老说。这就讨厌了。
长痛不如短痛。我想，还不如干脆来个了断呢。几天之后，我郑重其事地向赵公安发出了邀请。没想到，不请他的时候，他老是磨磨叽叽，真要请他，他反倒耿直上了。他说嘿！干吗呀老弟？一院儿里的邻居，有事儿尽管言语，喝什么酒哇！您说是不是？我解释了半天，说啥事儿没有，就是一块坐坐，聊聊天。到最后，我甚至把“你要是不去就是瞧不起老弟”这样的话都说了，他还是不去。大有一种“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劲头。俗话说，请客不到恼死主人。我生气地想，不去拉倒，我还不请你了呢！
8
时间很快，一晃到了冬天。从视觉的意义上说，我喜欢北京的冬天。夏天里，满城的各种树木与花草，密密匝匝，太蓊郁，太繁复，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冬天则是一个“删繁就简”的季节。空闲的时候，你沿着故宫外边的筒子河慢慢行走，高高的城墙与角楼之上，天空宁静而肃穆；河边上，那些落去叶子的老槐树，在冬天的冷风中抖动着黑瘦的枝桠，虬劲，疏朗，给人一种骨感之美。总的说来，冬天的紫禁城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很有一种老照片的魅力。
这时候，你再走进北京的胡同，就会立刻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古朴，什么叫真正的安静！胡同两旁，一律是那种古旧的灰墙古瓦，院门则高低错落，大小不一。在其他的季节，你还能看见几个老头、老太太戴着“治安”的红袖标在胡同里溜达，或聚在门前坐在小马扎上喝茶，聊天。现在已不是摇蒲扇的季节，许多老人，特别是那些病歪歪的老人，都躲在屋子里“猫冬”去了，就连赵公安吵吵嚯嚯的声音也稀少了。大杂院里听不到一点喧闹，整个胡同安静得如时光在倒流，而天空却是一种阴阴的样子……这时你就会突然生出一种渴望：下场雪该多好啊！
盼了两天，一直未果。有天晚上我听见赵公安在院子里又骂气象台“净他妈撒谎”——没想到，第二天那场雪就真的下来了。雪花不大，却整整下了一天。房顶上、胡同里，全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在周围钢筋与水泥筑起的森林中，这片低矮、古老的平房区，竟有一种童话般的境界了。
傍晚的时候，我正在胡同里扫雪，海师傅拎着一把铁锹出来了。
他嘿了一声说，院里的雪是您扫的啊！
海师傅是个瘦弱、随和的人。他叫海德宝，年纪并不大，只是头顶谢得早了点，看上去足有七十岁的样子，一问“您老儿高寿啊”，才六十二！刚住进在21号院时，我发现这个谢了顶的男人总是起床很早。每天七点钟，院里的自来水管下就会响起他刷碗的声音，或者是吭哧吭哧地搓洗衣服……当时我曾跟我妻子断言，说这人肯定是个老光棍。有一天，他客气地问我，能不能在餐馆里给他带回一个鱼香肉丝——及至送到他家里时，我才发现床上还坐着个瘫痪的女人（据说，已经在床上卧了两年）。那天我执意不收他那个鱼香肉丝钱，后来他还是追到院子里，把钱塞给了我。此事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见了面，我就根据当地人的尊称，叫他海师傅。
不久之后的一天，海师傅在院门外修他那辆人力三轮车。轴碗儿坏了，鼓捣了一手黑油。我一边看他修车，一边跟他闲谈。聊起来，才知道海师傅的祖上是“旗人”，是大清王朝的正身贵族！只是，这个秃了顶的皇城子民，不像有些旗人后裔那么恋祖，一说到祖上是旗人——什么“正黄旗”啊，“正蓝旗”啊，“镶白旗”啊；什么“吴尔古察氏”啊，“苏完瓜尔佳氏”啊（真咬嘴，想记都记不住）——他们总有那么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海师傅不这样。他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挺客观，甚至很不屑。他说什么金枝儿呀，贵族呀，全落庙啦！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对于八旗子弟的那些事，我还是多少了解一点的。在消灭明朝统治的战争中，他们勇猛善战，立下过汗马功劳。满清入主中原后，有二十多万八旗子弟被封为贵族，由朝廷提供禄米、俸银、住宅、田产。并通过“圈地”和对汉人的驱赶，形成了“满汉分城”的局面。他们坐吃俸禄，不工不农、不商不牧，终日肥马轻裘，或提笼架鸟，斗鸡，逗蛐蛐，放风筝，玩玉器，赏小脚，诸如此类成了那些“北京大爷”的主要乐趣。极度空虚之下，有些人甚至吃喝嫖赌，抽大烟、吸白粉，寻欢作乐，挥霍无度。以致最后家产荡尽，穷困潦倒者不计其数，甚至沦落成流氓无赖和街头小混混的也大有人在。
在“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的残局中，像所有的正旗人一样，海师傅的祖上也是在劫难逃，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民国的时候，他太爷爷先是卖了一个镏金的蛐蛐罐渡过了难关；晚年，又把一颗金牙也拔下来卖掉，全家人才没被饿死……
海师傅细着眼神儿，把一个小钢珠儿仔细地抿到轴套儿里。他说，到了我这一辈儿，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传下来。啥也甭说了，活着吧！我问海师傅是啥时候住进这个院子里来的。海师傅看着我，像猫一样地笑了一下，您问我爷爷是啥时候住进来的还差不多。我说是吗？那么早啊？海师傅告诉我，他们家从前门搬到这里的时候，他爷爷才七、八岁，还穿开裆裤子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来：
我爷爷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
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蓬衰草
几声蛐蛐儿叫
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
词很美，曲子也好听。可具体往海师傅身上一套，你就会感受到一种世事的久远与沧桑。我粗略地想了想，从他爷爷的父亲那一辈儿算起，到海师傅已经是第四代人了。四代人，用二十年叠加的方式计算，至少也有八十年而有余了吧？一个家庭连续不断困在这么两间小房子里，一直没挪窝儿的感觉——别说是亲自体验，只要想想就够腻味的了。
然而，海师傅却是个极有耐性的人，而且很勤勉。平时，除了料理家里的柴米油盐、侍候瘫痪的老伴儿，还能蹬着人力车去街上揽点活儿，拉个脚儿，带着客人沿着筒子河观观光，或者走街串巷，搞个“胡同游”什么的。海师傅不愧是个老北京——他不仅知道宫里的许多事儿，对宫外一些胡同的人文历史也了解得不少。有一次，我们聊起了王府井。他说早先啊，文武官员进宫的时候，有个规定，文官走东华门，武官走西华门。这文官和武官的脾气、秉性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武官比较正统，死板；文官呢，比较散漫，无形，文人嘛，骚客嘛，喜欢吃点啊，喝点啊，说白了，就是闲着没事儿瞎得瑟呗！这样时间一长，东华门一带渐渐就有了一些小摊儿小贩儿。后来卖东西的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也就是王府井原来的东安市场……
后来我发现，海师傅也不单是靠他的人力车挣钱，此外还做点别的小生意。有段时间，在夜幕下的王府井大街上，他还卖过一种很小的提线木偶。那是一种很小的民间玩具，非常有趣儿。你正在路边上走着呢，突然有两个小木人儿从地上跳了起来，在离地一尺多高的空中格斗上了。
太奇怪了！
真好玩儿！
它们怎么会跳起来呢？
一些人围观过去。这才发现一个秃顶的男人蹲在一米开外，手里牵着一条不易察觉的细线儿，一扽一扽的——正在那里暗箱操纵呢。
一问，十块钱一个，二十块钱仨啦！许多人都争着买。我也给女儿买了一个。拿回去一试，根本玩不转。无论怎么提线儿，扽线儿，都不能让那两个小木人儿跳起来。我问海师傅是怎么回事儿。海师傅看着我，一张老脸像花朵似的笑了，他说，您不会用那股巧劲儿，它能给你跳吗？
海师傅是个和善的人，也是个仔细的人。假如你是住在21号院子里的邻居，每天晚上，你就会听见他积极主动地关大门的声音：
李大妈，您家人都回来了吗？我关大门啦。
王师傅，您家人都回来了吗？我关大门啦。
就这么一家一户地问，不厌其烦。我们住进21号院之后，有两次店里遇上了酒腻子，磨磨叽叽地高谈阔论，总也不走，打烊晚了，结果我和妻子被关在了门外——又不敢在半夜深更的时候敲门，就只好返回餐馆，在那个小耳屋子里对付一夜。海师傅听说这事之后，他嗔怪地说，嘿！您怎么不早说话呀！到了晚上，再关大门的时候，他总是关切地问上一句：刘老板，您家都回来了吗？如果得不到回答，他就会把大门对得严丝合缝，但并不拉上门闩——这种做法，在我们老家叫“留门”。
正是为了这份留门的温情与感动，我早就想请海师傅吃个饭。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须知，我和海师傅毕竟是刚刚认识的邻居，而不是那种见了面就可以彼此大呼小叫着请客吃饭的朋友。如果一见面就说“我请您老儿吃个饭”，人家肯定会觉得很突兀，也蹊跷，是不会去的。其实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在许多事情上你都不能硬掰，最好是抓住机会，水到渠成。
现在，我就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我和海师傅一边扫着胡同里的积雪，一边聊天。海师傅抱怨说，本来晚上还想上街呢，这个鬼天气，下这么大的雪！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卖那种小木偶。他说木偶没了，还有点新版的北京地图，再不处理了就成了旧版的了。我说这样的天气做什么也不得劲儿。海师傅说有一样倒是挺适合的。我说除非喝点小酒儿。那敢情是！说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抬起头来看着我，对啦，你是餐馆的老板，内行儿呀！我得寸进尺地说，最好是二锅头，高度的，用壶烫一烫！他说嘿，神仙了！至此，我已经知道海师傅是个喜酒的人，懂酒的人。接着，我又说了一些适合于下酒的菜，花生豆呀，猪耳丝呀，再配上一小锅筋头巴脑小牛肉什么的，一通忽悠，连我都觉得这顿酒非喝不可了，我才用一种突然想起似的口吻说，对了，海师傅，你不是不出去吗？一会儿咱去我餐馆去喝一杯，聊聊天！
海师傅听了一怔，他说嘿，还真喝啊？我说，这大雪泡天的干啥呀。海师傅先是客气了一番，后来见我诚心诚意地邀请，他站在那里，微笑着想了想，索性地说，既然老板这么热情，喝点就喝点！
扫完雪，海师傅先去给老伴儿做饭了。我回到院里的时候，看见赵公安正拎着一壶水往屋里走。我一时心动，还是让让他吧，俗话说，让到是礼，他去就去，不去拉倒。这一次，听说我请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海师傅，赵公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他问，海大哥真去吗？
我说真去。
他说那成！
说完哈哈大笑，声音是那么爽快。
9
晚上，我餐馆里的客人不是很多。我们坐的是一张临窗的桌子，窗外白雪铺地，店里温酒热菜，其乐融融。平时，赵公安给人的感觉一向乍乍呼呼，不拘小节，现在人往桌前一坐，却显得十分和善，甚至有些拘谨。他一个劲儿地告诉我少上菜，别浪费，喝点酒，聊聊天就齐了！
我们喝得不错，聊得也挺好。只是酒意正酣的时候，赵公安的老婆来了。我注意到赵公安先是一怔，同时站起身来，吃惊地看着他老婆，嘿，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钥匙。
你的哪？又丢啦？
不丢，还不许我落在家里呀？
看出赵公安的老婆不太高兴，我赶说，大姐刚下班吧？来来，一块坐吧。
赵公安一边解着腰里的钥匙，一边说，家里有饭，弄好了。
我说，一块儿喝点酒。
赵公安说，她啊？得了吧，一盅酒下去，浑身上下，没有不红的地方。
你他妈少废话行不行？我看你最好也少喝点，别灌到狗肚子里去！
赵公安的老婆高个头儿，挺胖的，和瘦小枯干的赵公安站在一起，感觉上不是很谐调。其实单从某一个方面看，世上所有的夫妻可能都不是很谐调。俗话说，“好汉子没好妻，赖汉子娶花枝”——或许，这正是“月下老人”的有意安排呢：高配矮，瘦配胖，丑配俊……这么一搭配，一互补，就公道了。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也科学。至于婚姻中的两个人和谐不和谐，美满不美满，则是另一回事，是外人“无法道也”的事情。
我单是知道，赵公安的老婆是二路公交车上的乘务员。住进这个院子之前我就见过她。那次，我和妻子去木樨园给餐馆的伙计买工作服，乘坐的就是二路车。车里很挤（不挤，就不是北京的公交汽车了）。上车后，我和妻子被卡在了乘务员前面那个小铁箱子旁边，身体都站不直了，车下还一个劲儿上人。一路上，女乘务员吵吵嚷嚷地指挥着乘客，慢着点儿，别挤，先下后上……可下边的人哪听呀，刚打开车门，有两个人就狠着脸子挤上来了，同时用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喊道，去天安门夺（多）钱？女乘务员顿了一下，什么夺（多）钱？坐反啦！下车下车……还不赶紧下去呀！两个人又挤挤巴巴往车下挤。女乘务员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真是的，跟这练习上下车呐！一句话，把旁边的全逗乐了。
住进21号院不久，我妻子用一种很神秘的语气问我，你知道谁在这院里住呢吗？我说，我哪知道啊。她说二路车上的一个乘务员！我说乘务员多了。她说就是说那几个坐错车的人“跟这练习上下车”的那个……想起来了吗？
几天后，我们在院子里“狭路相逢”。果然是她！穿一身宽松的便服，肩上背个很大的挎包，手指上夹着一根烟，可能是去上班吧，正急匆匆地往院外走。
我很快知道，这个女乘务员就是赵公安的老婆。再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与在公交车上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一点不幽默，甚至很少说话。细想想，也是情有可原，在那种异常拥挤而又嘈杂的环境里上了一天班，售票，验票，报站名，指挥乘客上车，下车，还得不断地提醒着年轻人，给老弱病残或抱孩子的乘客让个座位……一路上不停地招招呼呼，想必十分辛苦。下了班儿，疲疲沓沓地回到这个“宁静的港湾”，人都麻木了，还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呢！因此，即便是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吵架，那个女乘务员都极少插嘴。一旦插嘴，也是言语不多，一剑封喉。有一次赵公安和儿子又吵起来了，而且吵得比以往都激烈，一怒之下，赵公安好像是抄起了菜刀（不是要砍儿子，而是要剁了他那只足球），为此，父子俩你推我搡，扭成了一团。这时候，我听见那个胖女人喊了一句，狠点掐，往死里掐！令人迷惑的是，咆哮如雷的赵公安便真的像被掐死了一般，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还有一次，我在水龙头下冲洗拖鞋。正是早晨，院子里一派安静。我突然听见赵公安嚷了起来：少惹我啊？我他妈烦着哪！接着是那个胖女人的声音：少废话！你烦？我比你还烦呐，装他妈什么孙子！至此，便没了下文。当时李大妈刚好拎着水壶走过来，我们对望了一眼，她冲我笑笑，又挤了挤眼睛，小声说，卤水点豆腐……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以为这次赵公安又被他老婆“点”住了呢。意外的是却没有。不知道是酒精壮胆，还是有我和海师傅在场，赵公安竟恼了。他说你回你的家，我喝我的酒，什么叫灌到狗肚子里去呀？他瘦小枯干地站在那里，双手掐腰、梗着脖子的神态活像一只斗鸡。见老婆没吱声，他又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追问了一句，都是邻居，老弟请我，我喝点酒怎么啦？！
看着赵公安这种架势，我觉得他有点莫名其妙的夸张，过了。再说，明知道老婆不是个好惹的茬儿，就别惹她了，万一骂上你几句“装孙子”之类的话，你这不是轻下惹重下，自取其辱吗？当时我感觉空气都凝固了。好在赵公安老婆还比较理性，或者说是以一个乘务员的身份克制住了自己。她盯着赵公安，不轻不重地说道，那你就接着灌吧。说完，转身便走。
我和妻子都赶紧追出去送客。
我回到桌上的时候，赵公安还在那里愤愤不平。他说上那么一破班儿，整天跟有多大功劳似的，我都没法儿跟她喘气儿。海师傅劝着他，说行了，人家都走了，你还磨叽啥。赵公安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算看透了，做个男人真他妈没劲，小时候被爹妈管着，上了学被老师管着，参加工作被领导管着，成了家，被老婆管着，老了的时候还得被儿女管着……他妈的一点自由没有。海师傅笑了，他说有人管着，总比管着别人强，知足吧你！
听着两个人的对话，我想了想，他们说的都是实情，是真感慨。只是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赵公安的“被人管着”指的是约束；海师傅的“管着别人”说的是责任吧？
比较而言，我觉得还是海师傅的感慨更为沉重些。说起来，海师傅才是真正的不容易。先说他的老伴吧。那是个非常和蔼的老太太，做过小学老师。每次海师傅让我从餐馆里带回一个鱼香肉丝或宫保鸡丁的时候，她都会和我聊上几句。老太太喜养花，据说最多的时候曾养过三十多盆，夏天放在院子里，花朵开得五颜六色，像是一个微型的小花园，煞是好看。到了冬天，整个屋子里就成了花的暖房。可自从得病之后就不行了，不仅侍候不了花，自己也得被人侍候了。即使这样，她还是养了两盆君子兰，这种花好养，皮实。没人的时候，寂寞了，她就看看花，和花说说话。她说花是有灵性的，你经常跟它说说话儿，它就能听懂你的语言。她告诉我，她原来养过一盆花（我想不起花的名字了），按时间推算，本来是在那天下午的五点钟开花，有两个女同事为了看花，下午三点钟就来了。当时，她就对着那盆花说，花儿，我的同事大老远来看你开花儿，你现在就开吧……连说三遍，那花儿就慢慢地张开了嘴儿……老太太说起这事的时候，津津乐道，活灵活现。遗憾的是，那种美好而温馨的生活，在两年前，随着她的下肢突然瘫痪，已不复存在。现在，她所有的生活都得由海师傅料理。此外，他们的女儿也让老两口牵挂。据说，女儿是在五年前去的澳洲，先是留学，之后嫁给了悉尼的一个华人，如今已经有了孩子。在海师傅家的一个相框里，我见过他女儿的“近照”，圆脸，大眼睛，头发剪得很短，背景是一座海滨大桥，她站在那里微微含笑，只是笑得不太自然，似乎有些勉强。对于她在澳洲的现状，我没细问。海师傅和他老伴儿也似乎不愿意多说。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否则，海师傅可能就不会去蹬他的人力车、卖他的小木偶或者什么北京地图——去获取那么一点蝇头小利了。
再说赵公安。虽说他嘴上发着牢骚，喊着没劲，但根据我平时的观察，他那种沉湎于庸常的小市民生活里的状态和感觉，还是蛮有滋有味的。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赵公安还算不上是个老北京。他的老家是河北易县，建国初期他父亲才到了北京。但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赵公安，身上那种老北京人的味道，甚至比海师傅还足。比如：他喝酒的样子就很滋润，甚至很斯文。准确地说那不是喝，而是呷；也不是呷，应该是抿……抿一点酒，佐一口菜，而且啧儿咂有声，节奏均匀，有条不紊。
相比之下，海师傅倒是显得有些浮躁了。特别是在下半场，也许是惦记家里瘫痪的老伴儿，也许想起了远在国外的女儿，有好几次，半两的酒盅，他端起来就干了。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催促赵公安“加快点速度”。
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海师傅有一点儿过量。嘴上说没事儿，脚步已经明显高迈起来。结果，刚出餐馆门口，他两腿一软，差点没摔倒。我和赵公安担心他摔着，便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绊绊拉拉往回走。有好几次，因为回避不及，我把两只脚全都插进了路边的雪堆里。回到家，竟倒出了半鞋的雪水！这时我才感觉到两只脚像猫咬似的，生疼！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又不喜欢冬天的北京了。按说，冬天的北京算不上是个很寒冷的城市。可那时候北京的平房区大都没有暖气，因为屋里的空间狭窄，更重要的担心蜂窝煤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晚报上常登熏死人的事），许多人家甚至连炉子也不生，就那么哆哆嗦嗦地挺着。不需说，作为临时房客，我们的情形更是可想而知。虽说我们来自比北京更为寒冷的北方，但那里是煤矿，是能源的故乡。冬天里，整个矿区都是集中供暖，又黑又亮的块煤可劲造！造得数九寒天家家户户开窗子，否则，你就是脱个一丝不挂也出汗！
到了北京可真凉快。记得1998年那个冬天，每天夜里我和妻子总是相拥而眠，团结得很紧。即便如此，有时还是被冻得不停地哆嗦。由此说来，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住在胡同里的北京市民，一大早，正是冻得连狗都龇牙的时候，男男女女，全是上身裹个棉袄、下身穿一条不同颜色的秋裤，得得瑟瑟地往街上的厕所里跑，真是扛冻！
10
好了，冬天过去了。沉寂了一冬天的胡同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气。暖阳下，老人们在屋外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有的带着红袖标，背着手溜达，“执勤”；有的坐在小马扎上聊天儿。老门框上的春联还依然鲜红，墙壁上的“爬山虎”又生出了绿绿的叶子，一派生机。五月初，我向刘大平交付了第四次房租。像每次来取房租的时候一样，刘大平总要关切地问上一句，那房子住着还成吧？我说行，挺好的。刘大平很高兴。确切地说，作为房东，他是因为我的满意而有一种成就感。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是不是啊？
我没有说谎。如果说当初我只是把它作为临时的栖身之地，现在我已经渐渐地喜欢上了这条胡同，喜欢上了这个院子。我喜欢它的古朴，喜欢它的幽静，尤其喜欢在庸常琐碎的生活中，透出的那种老北京的人文气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我餐馆里的生意不仅已经稳定下来，而且还有一种越来越好的趋势。生意好了，心情就好，即使走在灰突突的胡同里，也满眼是春天！而且，眼瞅着餐馆的生意好起来，我终于同意了妻子的意见，招聘了一个小伙子做杂工，把自己从厨房里替出来。每天早晨，我照例去市场买肉，买菜；回到餐馆吃了早饭，我妻子就会催促我回家，她说每天早起晚睡的，快回去补个觉吧。于是我就回到21号院，或和院里的邻居聊聊天，或扎进那间简陋昏暗的小屋里来个回笼觉。这时候，如果餐馆里有什么事，我妻子就把电话打到冯老太太的小卖店，麻烦老太太喊我一声。
冯老太太是个很古怪的人。七十多岁了还扎着两个小辫子，说话声音很高，情绪不太稳定，有时候会骂人——骂她的儿子。据说冯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但她有个儿子，是抱养的，四十多岁，长得挺瘦。他没和冯老太太住在一起，每到星期天，他会带着老婆和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来给冯老太太制造一次天伦之乐。可乐着乐着，有时候冯老太太会突然大骂起来：滚，都给我滚蛋！有一次，我从餐馆回来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骂她儿子，不知因为啥，冯老太太好像比以往更生气，骂得也更难听。儿子蹲在院里，一声不语，一脸悲哀。冯老太太则气喘吁吁，脸色苍白，她一手掐腰，一手扶着门框，像是很疲惫，很虚弱，马上就要站不住的样子。这时候，儿子的老婆从屋里走出来，她一只手把着冯老太太的脖子，将一粒白色的小药片塞进老太太的嘴里，无奈地感叹了一句，愁死我了……
后来我听李大妈说，冯老太太的儿子是个懒汉，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整天想着从冯老太太手里抠钱。原来如此，难怪冯老太太骂他，该骂！李大妈告诉我，她儿子不争气，冯老太太的精神也不太好。我问她，听说冯老太太是旗人，是格格吧？李大妈说，她自个儿说和“老佛爷”还有亲戚哪，谁知道啦。
但不管和“老佛爷”有没有亲戚，冯老太太对我却一向不错。每次我妻子从餐馆打回电话找我的时候，她都会隔着一个门口过来敲我的门，说，餐馆又来检查的了，让您赶紧去呢。有一次敲门，则是抱着几件衣服，她嗔怪地看我，您在家啊，天要下雨啦，咋不知道收衣服啊？我站在那里，怔怔的，有好几秒钟不知道说什么……总之，有了这样的邻居，我哪能说在这个院里住着不好呢。
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有。事实上，就在刘大平取走房租的第二天，我就和赵公安吵了起来。事情很简单。那天上午，我正在屋子迷迷糊糊地“补觉”呢，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赵公安站在门外。
他说，查电。
21号院用电的计费方式有点麻烦。电管部门只在院子里设一块总表，每个住户家里又设一块分表。每个月，收取电费的时候，只对总表说话。至于每家每户用了多少度电、应缴纳多少费用，都是由赵公安代办。虽说是一种公益，而不是一种义务，但赵公安却干得既认真而又端庄（人都有可爱的一面）。每逢月初，他就会一家一户地查表，记数，然后在门外的那块上马石上坐下来，根据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的底数，进行计算。把各家各户的用电度数相加，如果和总表的用电度数吻合，就OK了。接下来才会正式收费。
这次则不然。查完了电表，刚走出去不一会儿，赵公安又端着个小本子回来了。他说丫怎么不对劲呢。
我告诉他，说用不着那么精确，差不多就得了。赵公安一听却赖叽了，他说什么叫差不多就得了呀，丫对不上数，就得我他妈搭钱，知道吗。
说话的时候，赵公安喜欢用“丫”这个字，并不时缀上一句“知道吗”。坦率地说，刚到北京的时候，每次听到这两句话，我都不是很舒服，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不过没听习惯的人却非常反感。说个乐子：有一回，我餐馆一个伙计的父亲从东北来北京办事，我留他吃饭，喝酒的时候，就因为那个伙计说了几回“知道吗”，老爷子就恼了，他“啪”地把酒杯往桌上一蹾，盯着儿子说，操你个妈的，你跟谁学的？还“知道吗，知道吗……”就你知道？你再这么问我，别说我给你个嘴巴子！当时我替那个伙计解释了半天，说这是当地人的一句口头语儿，他听常了便不知不觉地跟着这么说，不是他啥都知道，也绝对没有看不起你这个当爹的意思。老爷子这才息怒。
我无奈地说，那就再查一遍吧。
其实我也是怕赵公安麻烦。那块电表不知道是哪个二百五安装的，太高了，几乎紧贴着顶棚，而且还是位于床的上边。我重新在床上铺了张报纸。赵公安脱了鞋，又很费劲地站到床上去。他抻着脖子瞅了瞅电表，又从兜里掏出一只小手电，照了半天。随后，人从床上退到了地上，脸子也同时撂了下来。
他说，您自己瞧瞧吧。
赵公安抽了抽鼻子，没吱声。
我上去看了半天，终于发现电表的那个数字小轮一动不动——而屋里的电灯分明是亮着的。我说，咦，这是咋回事儿？
赵公安“嘿”了一声，他说，您问我，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儿？
说实话，自从上次喝完酒，赵公安对我的态度相当不错，即使聊天，也没怎么抬杠。现在我却发现他的态度不怎么友好。我倒不是说请人家喝了一次酒，就非得让人家对我永远都和和气气。请顿酒算个啥呀，在酒桌上，宾主之间就翻脸、骂祖宗、掀桌子的事多了去了。问题是，我觉得赵公安不但话里有话，更主要的是他的眼神儿不太对劲儿，有点伤人。
我嘟哝着说，怎么不转了呢。
他说，您的表，您自己应该清楚呀，是不是？
他这么一说，更加验证了我的感觉。当时，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又是电的事！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咋老是跟我过不去呢？春节前夕，就因为我餐馆里的电表断了一根像头发似的小铜丝，铅封开了，那查电的那一男一女就生说我窃电了，让我马上补交三万块钱的电费。当时我就像被电流击中一般愣住了，巴掌大个餐馆——我几年也用不了这么多的电费呀？我死不承认。那一男一女就蹲在我餐馆里不走。他们都是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男的是个小个子。女的大个儿，长得一般，但是挺丰满。她挤眉弄眼儿地把我叫到包间里，给我出主意，告诉我听她的，交上三万块钱就没事儿啦，否则，根据窃电的有关规定处理，肯定会交得更多。她慢条斯理，像是在开导一个不懂事儿的孩子，每说出一句话，后边都要缀上一句“您知道吗”。面对她的惺惺作态，当时我就烦了。我说我啥都不知道，就知道我没偷电，这个钱我肯定不交。她用微笑看着我，您确定是不是？我说，确定！
说实话，我一生中还从没遇见过那么心硬的女人。她脸子一撂，转身走出包间对那个小个子男人说，该咋办咋办吧。小个子男人一个电话调来两个人，二话不说，爬上胡同里的一根电线杆，就把我餐馆的电源线给掐断了。结果，一直挺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说了许多求情的话，甚至非常庸俗地讲到了我的经济状况，但不管说啥都白扯。最后他们硬是逼着我补交了五万多块钱的电费，才给我恢复了用电。五万多块啊！这对于一个开小餐馆的人来说，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这不单是物质上的莫名掠夺，同时还让我蒙受了一种无法辩争的精神耻辱。说真的当时我被冤枉得直想撞墙。特别是我妻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耿耿于怀，每当想起这件事，就会用一种很怀念的口气叨咕上一句，那两个狗男女也不知死了没有。我说，哎，你怎么还咒人呢？她说我不咒好人！
总之，在电的问题上，那两个狗男女已经深深地伤害过我，没想到，现在又轮到赵公安了。他那种像揪住了狐狸尾巴一般的眼神儿，非常准确地扎到了我的疼处，一种倍感压抑的自尊突然爆发起来。我悲壮地说，你的意思是我偷电了呗？
赵公安终究是与那两个职业流氓不同。听了我那句突如其来的话，他仿佛立刻感受到一种委屈，同时又像是吓着似的，瞪着一双小眼睛盯了我半天，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啊？我可没那么说！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意思。不知为什么，我仍然撤不下火来。
赵公安也火了，他说，告诉你，你丫别诬赖好人啊？
我说，说话文明点，别“你丫你丫”的好不好？
事后，对于这种小题大做我自己都有些吃惊。直到赵公安一甩袖子走了，我还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赵公安立刻气势起来，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他说爱谁收谁收，我他妈不管啦！
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事情有点超出我的控制之外。怎么说呢，赵公安只不过是替供电部门收一收电费而已，还是白忙乎。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时候“碰不上数”，还得搭个块八角的，我图个啥呀！现在万一他真的甩手不干了，院里的邻居肯定会拍我一身不是。我的语气一下子软下来了。我说赵大哥，这么点小事儿你激动啥？赵公安把脸一扭说，甭给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叫激动成不成？这个电费我他妈不收啦！他的嗓门儿仍然很高。我知道，他是想用他的声音往出招人。果然，听他那么一嚷嚷，李大妈和海师傅先后从屋子里走出来。他们看看我，又看看赵公安，问怎么回事。
应该说，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北京人是比较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问题是，此刻我已经心虚地意识到，真理也许不在我这一边……退一步说，即使我真的没错，海师傅和李大妈也未必会站在我这一边。怎么说呢，虽然都是邻居，可一旦到了正章，维护老坐地户之间的和睦关系，还是比为一个外地人说几句公道话更重要吧。
我审时度势，首先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我对海师傅和李大妈心平气和地讲了事情的经过。真是奇怪，一经说开，连我自己都觉得在这件事上有点小题大做了：电表不转了——既然我没做过什么手脚，那就是它自己坏了呗——就这么简单，简单得甚至让人失望。
海师傅一听就笑了。他说不就是电表坏了吗，换一块不就得了？赵公安对海师傅说，事儿是不大，可他不能说我怀疑他偷电呀，是不是？那种受了委屈的样子有点可怜巴巴。我看着赵公安，笑着说，赵大哥，我是怕你那么想……行了行了，那话就算我没说，我给你赔礼，向你道歉，好不好？
赵公安挺好！他没再大吵大嚷。也没再说他不干了。他说，那么想是您的事儿，跟您说，我还真不是那意思！知道吗？再说了，几块钱的事儿，谁他妈犯得上去偷电呀！海师傅赞赏地点点头，公安说的对。赵公安立刻得到支持似的看着海师傅，海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呀？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逆转。我心想，不管咋说，你不认为我偷电就行（这毕竟关系到我的尊严与人格）。我表示马上换一块电表。这时候，李大妈对我使了个眼神儿，她说换电表呀，您得找房东，那是房东的事儿。
赵公安说，找谁我不管，一个月走了两个字儿，我怎么收电费？
我告诉赵公安，让他看看院子里总表上的数是多少，减去其他邻居的用电量，剩下的我包葫芦头。赵公安想了一下，没有异议，没有什么补充的，甚至认为这样很合理。他说，您早这么说不就没事儿了不是！
赵公安的意外妥协——不，是大度，让我特感动。当时，为了表示我的内疚与歉意，我把餐馆里淘汰下来的一个计算器送给了他。虽说小了点，但比起赵公安的那个铅笔头来还是要好用得多。赵公安接受了，而且很高兴。后来直到我搬出21号院，每次查收电费，他都一直用着那个小计算器，一双小眼睛仔细盯着字盘，2、3、5、7、9……按得吱儿吱儿响。
11
那是夏天。有一天傍晚，胡冬来了。其实胡冬常来。相熟之后，我和这个卖烧饼的小伙子一直处得挺好。没事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坐到一块儿聊聊天，晕几盅。特别是有一段时间，胡冬的生意不太好，情绪很低落，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生活很无聊，看不到希望，主要是没什么激情，有时候真想卷帘子回家，不干了……为此，我们一起喝酒、聊天的次数就更多一些。
坦率地说，像胡冬这样的悲观情绪，最初我也有过。首先是生意难做。随着外地人不断涌入北京，餐馆开得像雨后春笋，竞争特别激烈。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你就得使出全身的解数，挖空心思地琢磨一些经营上的策略。与此同时，处于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人生地不熟，心里还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最初，我以为这种不安全感是我性格上的弱点与缺陷，其实不是。而是那种无法预料的事情，说不定啥时候就会砸到你头上，让你不胜其烦。但这一切都被我挺过来了。什么吃苦、受罪，最终都在一种强烈的谋生愿望中得到了平衡。要知道，人活着才是超乎一切的硬道理；而活得稍微好一点，则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出发点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因此，那段时间我不止一次鼓励过胡冬，让他咬着牙也得挺住，既然出来了，就要坚持下去。而每一次喝酒聊天，胡冬的情绪也总能被我激活。他说大哥，听你这么一开导，我心里还真是亮堂了呢，那就接着整吧。结果，整了不到一年，胡冬还是把他的烧饼摊儿撤了。值得说明的是，胡冬撤摊儿，并不是卷帘子回家，而是去投靠他舅舅。
离开那条胡同那天，我给胡冬饯行。席间我们喝了不少酒，还说了不少狂话。但我们谈论的可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也不关乎什么政治。像我们这种层次的外地人，即使置身于“政治中心”，也不谈政治。一是知道的少，二是和自己没关系，关键是我们不具备那种“家国天下”的风骨情操。我们的话题很家常，甚至很庸俗，整个晚上谈的都是怎么生存，怎么挣钱，怎么更好地像一个人似的活着。我们谈到了许多人通过谋生而发了大财的故事——其中，当然少不了胡冬的舅舅。
根据胡冬的说法，他舅舅可是个能人。他来到北京以后，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收废品，一干就是五年。胡冬说，以前他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起他的舅舅在北京，觉得“可悲惨”，挺丢人。没料到的是，他承包了一处拆迁工地上的所有废品，竟然发了大财。随后他扔掉了三轮，买了一辆捷达小轿车，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一个拆迁公司的经理，现在正在招兵买马。胡冬说，我自己的舅舅，他让我去，我能说不去吗？
我问胡冬他舅舅的公司在什么地方。他说远了，在郊区呢。我说那倒无所谓。的确，对于我们这样的异乡人而言，什么市中心呀，市郊区呀，整个北京都不过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我们是为挣钱而来，为了生存不停地去奋争，去搏斗。听了我的话，胡冬很激动，他摩拳擦掌地说，就是就是，别的事儿，等有了钱再说！
去了他舅舅的公司之后，胡冬常到我的餐馆来，哪怕是办什么事路过，也会顺便到我餐馆来和我见个面，有时坐下来，喝点酒，聊一聊，更多的时候，则是抽支烟就走。胡冬很忙。据说，随着北京对老城区的改造不断加快，他舅舅的公司也是一步步向着城市中心地带挺进，据说现在已经开进了平安里，而且随着公司的日益壮大，胡冬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队长，他哪能不忙呢。
这天晚上，胡冬是去北京站送从老家来看病的亲戚，顺便跑过来看我。他瘦了，也黑了，但人显得很精神。因为没什么事，不着急，我自然要留他吃饭。喝酒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是不是还住在21号院。我说是啊，住习惯了，和邻居们也熟了，只要房东不撵，我就在那住着了。胡冬笑了笑，他说即使房东不撵，我估计你也住不了多久了。
据胡冬讲，有个开发商看中了那块地段，准备建一座商务大楼，已经跟政府谈得差不多了。他舅舅正准备参与这项拆迁工程的竞标……等着吧，胡冬说，一旦我舅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你的餐馆肯定要火一把，我会天天带人过来吃饭。我沉吟着说，那倒是好事……可真像你说的，我到哪住去呀。胡冬说，买楼呗。
说实话，这样的事做梦都没想过。我只是想着怎么把餐馆开好，多挣点钱，却从来没打算过把家放在北京。
胡冬说，这你可错了。我舅舅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个倒腾破烂儿的，现在已经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你差啥？大不了交个首付，贷上十年二十年的款，国家的钱，慢慢还呗！
胡冬说得慢条斯理，胸有成竹。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种事儿，我连做梦都没想过。直到几年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认胡冬的高瞻远瞩。说起来，胡冬文化程度并不高，他只是初中毕业。但事实告诉我们，在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中，最大受益者不一定都是那些政治与知识上的“精英”，还有相当一部分头脑简单、用不着“解放思想”、就敢想敢干的“土老帽”，因为他们总是奉行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哲学，那就是“先下手为强”。
12
胡冬的信息挺准确。没过一个月，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米尺，比比划划，挨家挨户地测量。问了一下，说是要拆迁。当时邻居们还不相信。赵公安说，瞎他妈比划，几年前就说要拆要拆的，现在也没拆。您想想，这可是中心的中心，知道吗，寸土寸金啊，拆？谁他妈拆得起啊！住你的房子，甭理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纸拆迁通告贴在了胡同里，邻居们这才炸了营。这种几辈子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弄得人们情绪上都挺激动，胡同里整天聚着一堆人，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破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早扒早利索；有的说，房子再破，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老宅，说扒就给扒啦？一向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宝堂也说话了，他的看法很实际，他说扒是早晚得扒，但是光说扒不行，丫得拿好钱，掂银子！他的鸭子死了，肩上仍然扛着那只乌鸡，即滑稽又有趣。对于宝堂的话，赵公安却不为然，他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关键这是皇城根，他拆了你的房子，就是给你个金疙瘩，他还能让你搬回来吗？瞧那个丫说的，“赶紧搬吧，绝对亏不着你们……”开他妈玩笑呢，我要是搬我都是他妈孙子！
就在胡同里的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我妻子也挺着急，她说还得找房子呀？
其实，那时候的北京租房已经很容易了。随着外地人不断地涌入北京，当地人在经历了一段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之后，其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对于外地人那种带有侵略意味的冲击，与其阻挡而又抵挡不住，莫不如顺势而为更实惠些。于是一些胡同里居民把属于自己的空房——临街的一面，开窗扒门，改头换面，纷纷地对外出租。自己却直往院子的深处后退，直到把后来扩张出的厨房重新挪回住室，把破烂卖掉，腾出库房，租给外地人居住为止。于是，一些天南地北的外地人，在一种新的历史潮流中，一拨儿又一拨儿地来到这里。他们有男有女，操着不同的乡音，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生意——熟食店、美发屋、小卖铺等诸多行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哪怕是一条很小的胡同，也会呈现出一种乱七八糟的繁荣。就在这些外地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都市生活的同时，胡同里的居民安然若素，仍然保持着一种“根儿”文化上的端庄与从容。只是，胡同里原有的清静荡然无存。那些从乡下来的小青年，男男女女，仨一群俩一伙地走在胡同里，全然没有我最初来到北京时的那种惶恐与敬畏。他们衣着鲜活，发型怪异，连说带笑，招摇过市。那种无拘无束的放松的状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城市的主人。有一次，在21号院门前，我眼瞅着俩小伙子在撕皮掠肉地闹。闹着闹着，扑棱一家伙，竟差点把赵公安的茶罐子给踢翻了，气得赵公安“呼”地站起来，想干啥呀这是！啊？“不想干啥”的已经跑远了，赵公安还站在那里梗着脖子骂呢：操，什么素质！
没素质的人的确是烦人。可尽管如此，“院内有空房出租”的小广告却到处可见。这是个矛盾。也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拆迁公告贴出来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在餐馆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选中了一间出租屋。租金比原来的那间高了点，但房子比原来的要大，而且是正房，一进屋便给人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挺好！
我们是最先从21号院里搬出来的。搬家那天，刘大平来了。他让我把能用的东西统统搬走。应该退还给我们半个月租金，他则如数退还，我说算了算了，不要了。刘大平说，那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都是出来混的人，不容易。刘大平很认真，很豪爽。看不出他对于将要拆掉的老屋有什么伤感，倒像是有一种甩掉包袱似的轻松。
坦率地说，当时我的心情反而有一点留恋。俗话说，日久生情。我们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不说邻居，单是这间为我们遮风蔽雨的小屋——它曾吸纳了我们多少喜怒哀乐和生命的气息啊！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搬，也没有理由赖在这里不走。
再见了，小屋！
再见了，21号院里的邻居！
13
我们腾出房子之后，刘大平率先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事后他到我餐馆坐了一会儿，算是告别。他告诉我们，说那么个小破屋，前几年他就想把它卖掉，十万块钱都没人要。现在给了三十多万，还想怎么着呀。
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同时也为了在期限内搬迁的五万元奖励，胡同里的其他邻居也几乎没怎么抵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先后在合同上签字画押。与此同时，一座座被腾空的老宅子，被推土机推得人仰马翻。没多久，整个胡同就剩下两座残缺不全的老房子，立在周围一片废墟之中。一座是赵公安的，另一座是冯老太太的。而且，两个人的口径完全一致，用赵公安的话说，甭跟我提钱的事儿，不回迁，我他妈就是不搬！
这期间，开发商和拆迁办都动用了许许多多的办法，软硬兼施，据说主要是攻心。究竟是怎么“攻”的，我就不知道了。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冯老太太搬走了。本来冯老太太不想搬，是她那个抱养的儿子妥协了，动员她搬。搬家那天，冯老太太犯病了，又吵又骂，而且哭得差点背过气去。但后来还是被那个瘦猴似的儿子在老婆的协助下抱上了一辆出租车，拉走了（据说是直接送到一家养老院，养老去了）。这之后，就只剩下了赵公安一家，孤零零地立在周围的一片废墟中，独自坚守。不知道因为孤独，还是为了以壮声色，他竟在房子的一角插上了一面五星红旗——远远看去，十分鲜艳。
有趣的是，虽说孤军抵抗，赵公安却显得既平静又从容，非常淡定，而且还是那么讲究。院门口的那块上马石没了，不知道被渣土车拉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在自家门前很小的一块空地上放了一张小木桌，桌上放着一个小收音机，他坐在小马扎上，守着个玻璃茶罐子，喝着茶，东张西望。有天中午，我骑着三轮车往拆迁工地上送盒饭，离老远，他便发现了我。
嘿，这不刘老板吗？您也干这活儿呀？
我凑过去，和他聊起来。当时赵公安已经有点妥协的意思了，他说挺是不可能永远挺下去，丫得给足这个（他用三个手指做着点钱的动作），知道吗，冯老太太搬走的时候，多给了她这个数……他伸出一只手掌，又翻了一下，同时冲我诡秘地一笑。我挺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甭想再用那个数来打发我！
聊了一会儿，我便告辞了。刚走出几步，就听他喊了起来，老弟，啥时候再喝一壶啊？他把那个“喝”字拉得很长。我说行呀，现在就去！赵公安连忙用手一挡，他说别！我他妈喝完酒，回来一看，好，保不齐我的房子都没啦。得，谢谢啦，走您的吧。说完，像真的粉碎了一场阴谋似的，不无快意地哈哈大笑。
14
正如胡冬所说，他舅舅的公司在这次拆迁招标中如愿以偿。进入工地之后，胡冬也没有食言，除了每天中午在我的餐馆给工人订盒饭，晚上他还经常带着拆迁队的人过来，让工友们轮流请客，喝点酒，解解乏。
拆迁工作又脏又累，胡冬却毫无怨言。那种踌躇满志的样子，好像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都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我在想，毕竟是他舅舅的公司，他得卖力。除此之外，那种职业的本身也让人来劲吧？胡冬干的是拆迁不是建筑。虽说两者都是与钢筋水泥、砖瓦沙石打交道，其工作性质却不尽相同。建，如燕子筑巢，讲究精益求精；拆，则可以随意而为，摧枯拉朽——而且，面对一堵老墙或一座旧宅的轰然倒塌，即使被扑起的烟尘造得灰头土脸，跟魔鬼似的，却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历险般的刺激与亢奋。特别是这次拆迁，让胡冬觉得很好玩，甚至有一种近似于复仇般的快感。有一次，他还不无小人得志地说，知道吗？那些人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当年被他们撵出去的人，有一天会来拆他们的房子！
话是这么讲，据胡冬说——其实不用他说——全国人民都知道，拆迁也不是个好干的活儿。开发商要速度，快点快点，一个劲地催！恨不得整天用鞭子赶着你；而搬迁户则要利益，要补偿，一旦不到位，不合理，或者碰上个狮子大开口的钉子户誓死不搬，拆迁队就成了风匣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情急之下，那是软硬兼施，甚至不吝动用地痞流氓的都有，而且啥招儿都使，乱象丛生，为此逼出人命的事都屡见不鲜——报纸上常登，这里就不说了。
有天晚上，胡冬带着几个人到我餐馆来吃饭。一进门，我发现他脑袋上缠着一圈白色的绷带。不知为什么，自从去了他舅舅的拆迁公司，胡冬又剃起了光头，因此那绷带便格外显眼。我还以为是扒房子受伤了呢。一问，胡冬却愤愤地骂了一句脏话，他说，让狗咬的！我惊异地看着他，多大的狗啊，能咬到你的脑袋？胡冬龇牙一笑，这才说出实话，说是被赵公安给咬的。
赵公安在一片废墟中已经坚守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方面的不断劝说，协调，又把补偿款比冯老太太还多追加了五万，他这才妥协，表示可以在协议上签字。就在这时，唯恐赵公安再次反悔（已经反悔过一次了），胡冬抓准时机，对开钩机的伙计使了个眼色，一只像螃蟹一样的大爪子一伸一落，就在那座房子的山墙上抓了个窟窿。见此情景，赵公安炸了，他上前揪住胡冬的衣领子，撕撕巴巴，生要跟胡冬拼命。富有幽默感的是，在被人拉扯开之后，他却余恨未消，冷不防搂住胡冬的脖子，而且不顾常理，对着他的光头就是一口！据胡冬描述，当时一点不疼，就觉得冰凉的，用手一摸，才知道咬流血了。
我问赵公安赔他钱了没有。胡冬一脸无奈地说，赔啥呀赔，倒是让他又多讹去了一万块钱，最后才签了字。
赵公安的房子很快被夷为平地。再去那条胡同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碎砖烂瓦都已清理完毕，两台打桩机正在一片空地上咣当咣当地忙着。而胡冬则随着新的拆迁项目转移到磁器口去了。
21号院拆迁之后，也拆散了那里的邻居。几个月之后，李大妈陪她的老伴儿去协和医院拍什么胸片，中午曾到我的餐馆里吃过一次饭。问到院里的邻居，李大妈告诉我，他们老两口搬到他们空了几年的楼房去了，其余的邻居，光靠那点拆迁补偿根本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差不多全都去了郊区。海师傅是北京以东的河北燕郊，宝堂去了大兴，而赵公安则去了京西南的房山乡下……其实，当时这样的情况已不足为奇，后来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文章，说随着老城区的改造与变迁，有几十万北京人搬到了郊区……
那天，李大妈还告诉我，她和许多邻居仍然保持着电话联系，过段时间，她想在我的餐馆搞一次老邻居聚会，见个面儿，聊聊天儿。我觉得李大妈的主意挺好。当时我还慷慨承诺：邻居们会餐的费用，我全部承担！
遗憾的是，后来李大妈一直没动静。想必那些邻居住得太分散了，东一个，西一个，而且大部分都远在五十多公里以外的郊区，年龄也大了，进趟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
15
生活杂乱纷繁。但剥去层层外表，你就会发现人只是活在时间里。而时间又总是很快，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年。这期间，我开的餐馆早已拆迁。又开了一家，也拆了。随后我们又开起了第三家。总之是拆个旧的，我们就开家新的。不开不行，民以食为天啊！讨厌的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是被开发商撵来撵去。感觉上，我们总是在找房子和搬家这两件事情上不断地折腾，犯愁，特别闹心。我跟妻子说，老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呀。她说不折腾咋着？我说买房子。她像吓着似的盯着我说，做梦呢吧？
我的梦还真的做成了。那是位于南城的一个新楼盘，介于三环和四环之间。几座拔地而起的高楼，鹤立鸡群般地站在周围一片低矮的民房中。置身楼上，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子，凌空望去，豁然开朗。此外楼的外观呀，品质呀，室内结构呀，都不错。看得我心里怦怦直跳。在一个高个子售楼小姐的亲切引领下，我们看了三、四种户型，最后在十层楼的一个三居室，我和妻子站在那里不动了。我告诉售楼小姐，说行，就是它了！
那是二○○三年的四月。我们正式去办理购房手续那天，北京细雨蒙蒙，给人的感觉像是梦游：签订买卖合同，交付购房款，办理销售登记……直到办完所有手续，重新回到那间十多平米的出租屋时，才如梦初醒。我妻子捏着那本差不多归了零的存款折，眼圈一红，竟哭起来了。我还以为她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房子激动了呢。她却喃喃地说，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当时我都愣了。这话说的！八十多万的楼房都买了，咋还白干了呢？她说就是为了有个窝住？我说那你为了啥？人活着，就少不了吃穿住行，你要总问个为什么，非把自己问死不可！
说到房子，我不得不说说胡冬。怎么说呢，尽管在买房的意识上胡冬很超前，事实上他并没有自己买房子，而是坐享其成。原来，胡冬住在郊区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姑娘，两个人彼此欣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各个方面不断磨合，最终成功地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了一对合法的夫妻。作为外地人，能娶一个北京的姑娘做老婆，在胡冬看来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功，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他曾非常坦诚地对我说，虽说他这个老婆长得不怎么好看，走路还稍稍有些点腿儿，但人家毕竟是北京人，有房子，有户口，将来有了孩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再用不着跟他一样，当什么农民工了。说到他原来的那个乡下老婆，胡冬告诉我，她一点都不亏，离婚后，她在东北嫁给了省城里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也是个二婚），虽说年纪大点，但也是城里人，这样就跟胡冬扯成了平手，可谓两全其美——这就是胡冬。每次和他见面，聊天，我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人，进入城市之后他的观念总是那么超前！
相比之下，我的观念却有些落后。是那种比较传统与中庸的人，总想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力求保持平衡。不过，凭借我们夫妻的同舟共济、多年打拼，最终的效果也可以，至少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窝。
搬入新居之后，在一种全新感的反差中，我常常会想起过去。想起以前那些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日子。毫无疑问，有时候也会想起那时候的邻居。
说起来难以置信。有一天，我去王府井给煤矿的朋友修一块瑞士手表。从表店出来，当我沿着一条街往停车场走去的时候，竟然碰上了赵公安！当时他正坐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抽烟。一眼扫过去，我觉得这个人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彼此对视了半天，我说是赵大哥吧？赵公安又困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才“嘿”了一声，说，这不是刘老板吗？
老邻见故旧。我们亲切地握了手。
我说，赵大哥来逛王府井呀？
他说，不是，这有什么逛头？路过。
我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他说窦店。
我问窦店在哪儿？
他说，嘿！窦店不知道啊？在房山啊！
我说，噢，没去过……
他说，周口店儿知道吗？
我说，知道，那不是北京猿人遗址吗？
他说，没错儿！窦店就离那不远儿，十多公里。
我“噢噢”地答应着。其实周口店我也没去过。一是没时间，同时我对猿人也没什么兴趣。
说起话来，我才知道赵公安的老伴儿已经退休。那个喜欢足球的儿子在城里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挺出息的，现在给一个工程师做助理，还没结婚，平时住在市里，单位很忙，离家又太远，很少回去。他这次进城，就是给儿子送几件换季的衣服，顺道过来，瞧一下过去住过的地方变得啥样了。
我想了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作为进入北京的最初落脚点，我对这个地方也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次到王府井办事或购物，我都会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街，到我当年居住过的地方去转一转。只是原来的胡同早已化为乌有，一切都留在了远去的记忆中。
我说，这变化可太大了。
赵公安说，可不嘛。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我发现赵公安也变了，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眼角也耷拉了。
那天，我们并排坐在马路牙子上说话。对面儿就是21号院的大概位置。看着前面一排高低错落的仿古式商业建筑，我们沉浸在一种共同的回忆里。有一会儿，赵公安还指指点点，说哪个地方是21号院大门口，哪儿是他的家，哪儿是冯老太太的小卖店……只是，眼前的一切已非实物，我们只能靠想象还原它过去的样子了。当说到哪地方是我住过的房子时，赵公安像突然想起似的，他问我现在住什么地方，还开不开餐馆。
我告诉了他。赵公安没有显出意外，而是很真诚地竖了竖了大拇指。他感叹地说道，行啊，闹得不错！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看我，而是一直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接着，他毫不忌讳地告诉我，他老伴儿退休后，他们在镇上也开了个小店儿，但不是餐馆，是往餐馆里批发饮料和烟酒，生意还凑合。
我附和着说，反正没什么事儿，干点也行。
不是也行，是不干不行了。
说到这里，赵公安的语气又回到了从前。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搬到城外以后才知道，北京的那点粉儿全都擦到脸蛋上了。别看这城里头到处是高楼大厦，连街上的厕所都弄得水光溜滑的，可在乡下啥都不行，别扭！他必须趁着还能动弹挣点钱。他说，一句话，即使我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也得让我儿子重新杀回北京城，您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很想说点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时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来，是老伴儿打来的，问他到哪了。他回了一句，我他妈还没坐车呢。他按掉了手机，装进兜里。
意识到我们的聊天该结束了，我邀请他到我的餐馆去吃了饭再走。他问我的餐馆在哪儿。我说不远。他婉言谢绝了我，说是还忙着，老伴儿刚不是催了吗，得回去了，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呐，我还真该走了！说着，他从地上站起来，老弟，您怎么着？
我没说我去停车场取车，我说的是我还得等一个朋友。
他说，那我可颠儿啦，坐车去了。
我说，好，赵大哥，慢着点儿，那就再见了。
再见！
他招了招手，转身而去。
……
赵公安老了，驼背了。他本来个子就不大，现在看上去更小。我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在人流中，渐行渐远……
原刊责编 马小淘 本刊责编 付秀莹
责编稿签：小说几乎以“非虚构”的叙事笔法，诚实的情感，质朴的笔调，勾画了一幅幅“我”的北京邻居们的生活小像，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小说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写出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心灵的。他们与一个城市慢慢融合以及共同成长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注脚。老到从容的笔力，显示出成熟作家的话语风度，凸显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思考者的语言重量。小说血肉饱满，弥漫着人间烟火气，有生活质感和精神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