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行动，就是要号召世界各国携手共商——减排。减排，减的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又主要针对二氧化碳。与减排同步的，还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因无能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资金和技术依赖问题。
因此，为全世界国家携手共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应运而生。
二、 18年的国际自救之旅
人类进入21世纪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若沿着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轨迹延续下去，世界的碳排放将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IMF)2009年的最新报告估计，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7年已经达到288亿吨(碳当量)?髴 ，2030年将达到400亿吨(碳当量)以上，随之全球温度还会继续明显上升，这一模式下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升高5℃；若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轨迹，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能源，就能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率脱钩，甚至下降。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v的话，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20年将达到最高峰，为307亿吨(碳当量)，2030年降到240—260亿吨(碳当量)，到2050年则降至100亿吨(碳当量)左右，相当于1990年(209亿吨碳当量)的一半。
这表明，人类将改变自从175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应增长的格局。进入21世纪，世界必须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与环境革命，旨在使得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开始脱钩，并在2020年达到高峰，而后迅速大幅度下降。
这是国际组织提出的明确的全球减排目标和减排路线图，即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v，温度升高控制在工业化前的2℃，从而长期稳定全球气候，避免巨大的气候生态灾难。
有国家曾对气候问题定过性，称联合国气候谈判是“冷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谈判，关系到各国未来的发展权。
这政治谈判的实质性部分已进行了18年。
1992年，联合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首先成立了一个最高管理机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秘书处，借助这一专门机构，联合国组织高级别大会，对世界范围内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国家做出了不同要求，力争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降到最低，协议总是开始阶段好执行，到如今，分阶段减排、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都已成共识，第一阶段的减排实施效应良好，国际合作初见成效。
1. 两百年前的一场怪病
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缘起，美国环保作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1820年之前，没有人问过地球是如何获取热量的这一问题。正是在那一年，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开始研究地球如何保留阳光中的热量而不将其反射回太空的问题。”
傅里叶在参加学者团随拿破仑去打埃及时患上了一种总是感觉寒冷的疾病。他整年披着一件大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对热传递的研究。他得出结论：尽管地球确实将大量的热量反射回太空，但大气层还是拦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将其重新反射回地球表面。他将此比作一个巨大的钟形容器，顶端由云和气体构成，能够保留足够的热量，使得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傅里叶的论文《地球及其表层空间温度概述》发表于1824年，并于1827年首次提出了温室效应理论，认为地球表面的温度受大气层化学结构的影响。大气层就像温室的玻璃一样，能让太阳光线通过，同时阻挡地球的辐射热返回宇宙空间。
人类的工业活动会极大地影响地球气候的观点是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兰纽斯1908年首次提出的。1895年，瑞典物理学家斯文特·阿列纽斯研究出计算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影响的理论模型。他得出的结果是：如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少约40%，温度就会下降4℃—5℃，并可引发一个新的冰川期。同理，如果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温度就会上升5℃—6℃。他还估计，大概需要3000年的时间来燃烧矿物燃料，才能使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1908年，他在自己的专著《形成中的世界》中指出，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比重在未来几个世纪中会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然而，尽管阿兰纽斯因其研究成果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但在此后的时间里，他的观点在科学界并未引起多大重视。
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取代马匹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得多，而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也推动了对电力生产的需求。矿物燃料燃烧量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阿列纽斯的预测，但没有人关心这是否会对天气产生影响。当然，乔治·卡伦德除外，他于1938年发表了《人为生成的二氧化碳及其对气温的影响》的文章。他计算出当时地球的气温已经升高了0.55℃。他预计，由于二氧化碳不断被排放到大气层，下世纪地球的温度将会上升1.1℃。
1956年，在进一步收集数据后，乔治·卡伦德公布了结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00年的290ppmv增加到了1956年的325ppmv。这一数据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查尔斯·基林同年公布的315ppmv相当接近。次年，这些数据引出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作者是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罗杰·雷维尔和汉斯·聚斯，他们在文中指出，“人类正在从事大规模的地球物理实验，要将几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去。”基林在此后20年里的测量结果更证明了这一点。基林曲线从1956年的315ppmv稳步上升到了1997年的365ppmv。随着基林曲线的升高，它所预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这些迹象引发了人们对其潜在影响及应采取何种政策性措施的广泛讨论。早在1965年，美国白宫一份关于环境问题的报告就提到了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1971年，美国国家大气研究委员会的威廉·凯洛格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一次会议，研究讨论他所说的“因疏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问题。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迹象及对此的分析成倍增加。在1975年的《科学》杂志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莱士·E·布勒克尔预测，在下个10年期间，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将会大幅度增长。两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能源与气候》的报告。报告称，对于可能存在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们既不应当恐慌，也不应当无动于衷，而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年，威廉·凯洛格和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大气：已经并正处在危险中》一文。作者在文中要求制定一部《空气法》，以使各个国家都同意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某个共同商定的标准。
随着上世纪70年代的过去及80年代的到来，天气似乎一心要应验人们的预测似的。中纬度冰川退缩的速度从每年30米增加到了40米。1979—1994年期间，阿拉斯加寒冷的北坡布鲁克斯岭脚下图利克湖的水温上升了5.4℃。北极的冰盖萎缩了6%，雪线也持续退缩，有关大气层的计算机模型预测的结果所显示的变暖程度更甚。1987年，联合国、加拿大和世界气象组织发起召开了一次会议，46个国家的330位科学家和决策人聚集在一起，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无意识地进行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实验，其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一场全球性核战争”。他们进而敦促发达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2. “联合国级公约”：漂亮的起跑线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框架公约》)。
《公约》缔约方做出了许多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每个缔约方都必须定期提交专项报告，其内容必须包含该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并说明为实施《公约》所执行的计划及具体措施。
基于全球变暖的事实，《公约》确立了责任划分，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定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简而言之，发达国家是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是减排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