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司机走出门来，拿来了车上伤员的病历。
“四个到一〇五，两个到一三二，”他说。这是河那边的两家医院。
“你来开车，”我说。我把那个发疝气的士兵扶上车，跟我们坐在一起。
“你会说英语吗？”他问。
“当然会。”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当然。在匹兹堡待过。我早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够顺溜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一边望着那个发疝气的人。
“听着，中尉。你非要把我送回我那个团吗？”
“是的。”
“因为上尉军医早就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该死的疝带，让病情恶化，这样我就不用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难道你不能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吗？”
“假若靠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在这儿，你得有病历。”
“我要是回去，他们就给我动手术，然后就叫我一直待在前线。”我仔细想了想。
“你不想一直待在前线，是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这难道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摔一跤，把头撞个包。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去医院。我们在路边这儿停一停吧，奥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把他扶下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往前开，跑了大约一英里就超过了那个团，随后过了河。河水掺杂着雪水，显得一片浑浊，在桥桩间疾流。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将伤员送往那两家医院。回来时我开着车，空车开得很快，好去接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先遇上的是那团官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看到一辆马拉救护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把那患疝气病的士兵抬起来，想把他弄上车。他们是回来找他的。他冲着我摇摇头。他的钢盔没了，前额的发际线下在流血。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是尘土。
“看看这疙瘩，中尉！”他嚷道。“没法子。他们回来找我啦。”
我回到别墅已经五点钟了，先到外面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就回到房里，只穿着裤衩和汗衫，坐在敞开的窗前打报告。两天后就要开始进攻了。我要跟着车队去普拉瓦。我已经好久没往美国写信了，心里也知道该写信，可是时间拖了那么久，现在几乎不知道怎么动笔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除了报个平安之外，什么都不写。这就把亲友给打发了。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很时髦：既新奇又神秘。这是个既新奇又神秘的战区，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的几次作战，我想这里既井然有序，又颇为严酷。奥军生来就是为着让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也有一个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位肥胖阔绰的卡多尔纳大将军，还有个长着细长脖子、蓄着山羊须的小个子国王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在他们右边的是奥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帅了，当不了大将军，可他瞧着有男人气质。许多人都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瞧着就像个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着第三军团。我们属于第二军团。第三军团里有几支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手。他们人都挺好，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好痛快。他们个头大，人却羞怯，有些拘谨，凡事都往好里想。我当初进的是英国军队就好了。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也可能早就没命了。干救护车这差事是不会死的。这也难说，即使开救护车也不保险。英国救护车驾驶员有时也有送命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这场战争不会要我的命。它跟我毫无关系。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祈祷上帝让它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总是一打就垮。这场战争怎么搞的？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哗变了，军队在向巴黎挺进。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想去不打仗的奥地利。我想去黑森林。我想去哈尔茨山。哈尔茨山究竟在哪儿？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说什么也不想去那儿。不过那儿也许挺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落山了，天气凉快了一点。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她要是现在在这儿就好了。我希望我和她现在在米兰。我想跟她在一起，在科瓦吃上一顿，然后在炎热的黄昏里，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穿过桥去，掉个头沿着运河一直走，最后走进旅馆。也许她会乐意的。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死去的男友，我们从前门进去，门房会脱帽致意，我到柜台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每到一层都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终于到了我们那一层，侍者打开房门站在那儿，她走出电梯，我走出电梯，我们顺着走廊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要他们放在满是冰块的银提桶里送来，你听得见走廊上传来冰块撞击提桶的声音，侍者敲敲门，我说就请放在门外。因为天气太热，我们什么也没穿，加上窗子敞开着，燕子在各家屋顶上飞，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觅食，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着卡普里酒，门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床单，整个夜晚，在米兰炎热的夜晚，我们整夜地相亲相爱。就该这样才对劲。我要快点吃，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酒了，因为今晚我要是不喝点，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人家会说我们缺乏兄弟情谊。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受了冤屈，而我作为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得装作知道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太不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有个挺不错的姓氏，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动听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执安州的爱尔兰。这姓氏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听起来像Island。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噢，也许是吧，神父。这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人不错，可是挺乏味。军官们人差劲又乏味。国王人不错，但是乏味。酒很差劲，但并不乏味。它去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粘在上颚上。
“牧师给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才不会抓他呢。他拒不承认那些年息五厘的债券。这事发生在贝济耶。我当时就在那儿，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就跑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我一点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信不信由你，”罗卡说，“不过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牧师，一定会很珍惜的。”
牧师笑了。“说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债券自然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在牧师名下查到了所有的年息三厘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去了趟监狱，这就到了故事的高潮，我站在他牢房外头，好像要做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人人都大笑起来。
“他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未加理会，继续向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吧？”看来，你要是真听懂了的话，这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讲了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些酒，讲了一个骑师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这当儿牧师走了，我又讲了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清早五点冒着干燥凛冽的北风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人讲我挺能喝酒。我加以否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的躯体，来看看是真是假。别抬出巴克斯，我说。别抬出巴克斯。要抬出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这可比不得，因为他已经喝了我两倍多。我说那是个卑劣的谎言，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整个晚上都没沾过一滴酒，他究竟叫什么来着？他说我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Enrico Federico？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还是比谁喝得多，于是少校拿大杯来倒红酒，我们便开始了。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得走了，”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晚上，”巴锡说。“改天晚上等你感觉好点了再比。”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先生们，”我说。
里纳尔迪和我一道出来。我们站在门外那一小片地上，他说：“你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别去那儿吧。”
“我没醉，里宁。真的没醉。”
“你还是嚼点咖啡吧。”
“胡说。”
“我去弄点来，宝贝。你来回走走吧。”他带回来一把烤咖啡豆。“嚼嚼这些，宝贝，上帝保佑你。”
“巴克斯，”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一同穿过小镇，我嚼着咖啡豆。到了通往英国别墅的车道门口，里纳尔迪道了晚安。
“晚安，”我说。“怎么不一块进去？”
他摇摇头。“不进去了，”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去。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鲜明清晰。我回过头去，看见里纳尔迪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沿着走廊走来。我站起身，但来的不是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转告你，她很抱歉，今晚不能来见你。”
“真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你能否转告她我很关切？”
“好的，我会的。”
“你觉得我明天再来见她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挺好。”
“多谢了，”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感到既孤单又空虚。我本来就没把来看凯瑟琳当回事，甚至都有点喝醉了，差一点忘了要来，可来了没能见着她，心里又觉得既孤单又空虚。
第八章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说当天夜里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们得派四辆救护车去那里。尽管人人说起来都深信不疑，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其实个个都一无所知。我坐在头一辆救护车里，经过英国医院大门口时，我叫司机停一停。其余的车子也跟着停下来。我下了车，让司机继续开，如果到了去科尔芒斯的岔路口我们还没追上，他们就在那儿等候。我匆匆跑上车道，走进会客厅，说要见见巴克利小姐。
“她在值班。”
“我能否见她一会儿？”
他们派了个勤务兵去问问，巴克利小姐跟着勤务兵来了。
“我路过这儿，来问问你好些没有。他们说你在值班，我还是要求见见你。”
“我很好，”她说。“我想昨天是有些中暑了。”
“我得走了。”
“我陪你到门外走一走吧。”
“你好了吧？”到了外头，我问。
“好了，亲爱的。今晚来吗？”
“不来了。我现在要去参加普拉瓦河上游的一场战斗。”
“一场战斗？”
“我想这算不了什么。”
“你会回来吧？”
“明天。”
她从脖子上解下一样东西，把它放在我手里。“是个圣安东尼像，”她说。“明天晚上来吧。”
“你不是天主教徒吧？”
“不是。但是人家说圣安东尼像很管用。”
“我来替你保管吧。再见。”
“别，”她说，“别说再见。”
“好吧。”
“做个好孩子，当心点。不，你不能在这儿亲我。不能。”
“好吧。”
我回过头去，看见她站在台阶上。她挥挥手，我给了她一个飞吻。她又挥挥手，接着我走出车道，爬上救护车车座，我们便起程了。圣安东尼像装在一只白色小铁盒里。我打开盒子，把圣像倒在手掌上。
“圣安东尼像？”司机问。
“是的。”
“我有一个。”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解开上衣的一颗纽扣，从衬衫里面掏了出来。
“看见没？”
我把我的圣安东尼像放回盒子里，再把那条细细的金链子倒出来，一起放进我的胸袋里。
“你不戴上吗？”
“不戴。”
“还是戴上吧。本来是用来戴的嘛。”
“好吧，”我说。我解开金链的扣子，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扣上扣子。圣像垂在我的制服外面，我解开外衣领子，解开衬衫领口，把它塞到衬衫里面。车子行驶中，我能感觉到它在小铁盒里抵着我的胸部。随后我便把它给忘掉了。我受伤后再也没能找到它。大概是在一个包扎所给什么人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