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离合
“离”是把印文字或偏旁结构分离开,“合”是把印文字的某些笔画并在一起(称为“并笔”),或将两个字合占一格空间,或将“离”的结构“合”到别的字上,如邓散木刻的“当惊世界殊”。
五、呼应
印面文字布局时,如果一处出现某种特征明显的笔画线条(如肥点、粗画、斜线、圆圈等)或空白、多红、残破等,那么需要在另一处安排与其特征相似的笔画、结构造型等,这就是呼应。章法的呼应形式是因印制宜的,有上下呼应、左右呼应、对角呼应,有近相呼应、有线条呼应、有结构呼应,有留红、留白呼应等。总之,不拘一格。其目的是使全印文字之间不孤立,不怪诞,不单调,从而使章法严密,相映成趣。如吴昌硕刻的“听有音之音者聋”,“有”字右下空白多,故“者”字上方断边残破以求“白底”呼应。
六、边栏界格
边栏,即印面周边的非文字部分或由线条围成的框线,如朱文印周边的框线,白文印周边的自然红所围成的边等。极少数朱文印无栏,而以印文的外围自然排成无形之边;有些白文印在印文的外围加上框线,形成“栏”。“界格”,指印面的分界线,古印有“田”字格、“日”字格等,后来文人篆刻对界格之形成又有发展。边栏和界格是篆刻章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们和印文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布局时应当统筹考虑。边栏的处理手法有残边、搭边,粗栏、细栏、无形边栏等多种;界格也有粗细斜正、阡陌交错等多种形式。对于某些不易分布妥帖的印文,应用界格,多能令其平衡稳当,有的界格还能起到过渡连接的作用。总之,边栏、界格要和印文和谐统一,共同形成某种艺术效果。
以上所举篆刻章法的主要原理(法则),是从古今大量的作品中总结出的普遍规律,即所谓章法的“法”,其中每一“法”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概念也不是互相排斥的。或者说,一方印的布局可能有几种“法”。另外,章法是变化的,是在继承中发展的,篆刻家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还会创造新的“法”。总之,章法从无法到有法,又从有法到无法,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到新的高度。
吴昌硕经典印作的章法,部分借用了汉封泥的外在形式,边栏通常上轻下重,有的略呈梯形状,白文印下方留红较多,朱文印上、左、右边框线较虚,下方粗而实,增加了印面的沉着稳定感;其印文的布局常常上紧下松,通过拉长竖画之垂脚,或添加一竖式界网格线,以取纵势,印文之间的结构以紧密为尚,形成了众志成城之态;而且又巧妙地、自然而娴熟地运用了篆刻章法的普遍法则,如对比、挪让、离合、呼应等,加上边栏的残破断续,共同构成了浑穆、畅达且气势雄强的吴氏章法特征。吴昌硕弟子诸乐三曾问:“何能得章法之秘?”吴回答说:“全印不管一字或数字,均应使之团结一气,如同一家人则可”(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此语言短意长,简明生动。另外,缶翁后人吴东迈在《吴昌硕》一书中提到缶翁对章法的高见:“刻印犹如造屋,在奏刀之前,必须做到全屋在胸,预先打好完整的图样,何处为厅堂,何处为侧屋,何处开门,何处启窗,应当一一作恰当的部署,达到无可移易的境地,才可以动手建造。否则倾欹草率,顾此失彼,就难以结构成完美无疵的房屋。”
吴昌硕经典印作的章法,虽然有统一的风格面目出现,但是每一方印的布局又有不同的细节变化,其内涵丰富而深邃,只有通过实际印例才能说得比较清楚。
1.“曝书榭”
右二左一排列,印下边栏粗实,其余三边细而虚,尤其是右边,因印文二字排列密,所以边栏最虚,而左边“榭”的一竖画与边栏若即若离,其他二字也与上下边相连,以求稳实;印文笔画有粗细对比,疏密对比,另有各字的肥笔(源于钟鼎文笔意)相呼应,全印外貌略呈梯形。
2.“李”
二字纵向分布,印之下方留红多,部分笔画与印边残破相连,以求浑然一体。“”字左右结构两部分上下参差错落,“李”字“子”部一长画向左弯曲,以迎合“”字,形成全印团抱之势。
3.“松石园洒扫男丁”
边栏设计类同“曝书榭”印,印文字取纵势,但笔画之间多横向粘连,布局严密,且“松”、“石”、“男”、“丁”四字有横向粗笔相呼应。
4.“十九字斋”
边栏残破,线断意连,因“斋”字笔画多,故左下角边栏最虚。另外,“十”、“斋”二字结体平稳安静,“九”、“字”二字孤线、曲线多,有动势,四字交错组合,动静成对角呼应。
5.“无须老人”
四字作放射状向印外扩张,动感强烈,印文笔画各有伸缩挪让,长者舒展,短者幽闲。印面下部留红多,稳实,但有所凿斑点杂其中,则实中有虚。上边栏部分残破与“无”字纵向笔画浑然一体,增加了全印的苍古斑驳之趣。
6.“泰山残石楼”
以田字格将五个字分占四个区域,其中“泰山”二字共占一格,是为“合”之一种;“石”字笔画少,结构则松,是为“离”之一种;因有界格关联各字,故全印不失紧凑。此印界格边栏都有虚实,整体上仍为上轻下重,略呈梯形,是吴氏印风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7.“园丁课兰”
此印章法是方圆结合的典型,全印外形方,印文字多圆弧笔画,每一字本身笔画也有方有圆,如“圆”字,上横平,上两角转折处方,下横成弧状线,将“圆”字下部的原有转折变成圆弧形;“课”、“兰”二字之方圆也与“圆”字呼应,而“丁”字仅以一点为之,但也是方圆有之,因为其外围近乎方,却带圆满势,尤其是这“点”的底边处有两三条外出之小尾形,仿佛“点”在滚动,这岂不更“圆”了吗?此外,这“丁”点靠印面右下角排列,使全印文布局更加稳定,同时也跟其他三字形成鲜明的对比。
8.“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
此印章法动用了多种法则;九宫界格与边栏连成一体,格、栏线条有粗有细,有破有整;两个“洞”字和一“长”字均突破网格线,印文篆法圆融,与方格形成对比;“园丁”二字并边以网格线横穿,有聚有散;“生于”二字合在一宫内,“长”用大篆写法,其意是与笔画少的“丁”字、“于”字(左上角)构三点式呼应。全印平衡统一,而章法多变。
第三节 刀法解析
篆刻艺术是以刀在“方寸之间”镌刻有一定章法的文字(主要是篆字)的艺术。它源于战国秦汉玺印,这些玺印多为金属或玉质,而金属印是模铸的或凿刻的,玉印则是琢(或称“碾”)成的。元明以后,石质印材逐渐成为主流,于是“刻”印流行。起初,印人用刀刻印也只是模仿前代铸凿印的笔画痕迹而刻,后来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慢慢总图59园丁课兰图60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结出一些“刻”的方法,并升华到具有一定表现功能的用刀规律,从而形成“刀法”。自文人篆刻艺术兴起以后,篆刻家或印论家对刀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他们认为,篆刻艺术区别于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刀法——只有善于用“刀”,才能更好地表现出印章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印章与书画结缘,既能作为书画作品的一个构成元素,又能作为独立的篆刻艺术门类而与书、画鼎足而立。而在另一方面,书画中的一些审美取向自然影响到篆刻。如书画家以笔墨表现创作的意趣,给了篆刻家以刀法表现意趣的启示。从而刀法又被赋予了更高的审美内涵。清人吴先声曾说:“力与意两尽,则刀法能事毕矣”(《敦好堂论印》)。他认为,法应包涵力度感和创作者的意趣,即法中寓意,意中求法。近人黄高年在《治印管见录》中也指出:“刻印用刀犹作书用笔,不可生,更不可熟;生则不能达意,熟则尤恐伤意。”亦以“刀意”为尚。
对于篆刻学习者来说,首先应理解刀法之“技”,即用刀的基本技法。练好“刀功”以后,再用心领会“刀意”、“刀趣”“刀味”等。关于刀法,前人已有不少经验总结。许容《说篆》谓:“夫用刀有十三法:正入正刀法、单入正刀法、双入正刀法、冲刀法、涩刀法、迟刀法、留刀法、复刀法、轻刀法、埋刀法、切刀法、舞刀法、平刀法”。其他还有一些刀法,如披削法,反刀法等。其实,最基本的刀法就是冲、切二种,由此而衍生出兼冲带切法,其他刀法皆由刻刀或冲或切完成,只不过是刀入石的角度、行刀的速度、运刀的力度和熟练程度等有所不同而已。如涩刀法:“不疾不徐,欲抛还住,将放更留,谓之涩刀,又名挫刀”(陈克恕《印说》);又如披削法,指刀锋斜入印石,刀杆与印面的夹角较小,冲、切时有一种披削的感觉,这样行刀所刻的笔画较浅,易于表现流动,温婉朦胧的艺术感觉。
既然冲、切两种刀法最为基础,我们有必要对其含义再阐释一番。冲刀,即用刀锋沿着需要镌刻的线条不停顿地直势向前冲行。冲刀时刀柄与印面的夹角通常为30°~40°。此刀法要注重连贯性和气势,控制好行刀速度,做到有行有留,长线条可以分段推进,转折和搭笔处则另起刀冲行。冲刀法刻出的线条劲挺爽利,有利于表现秀丽婉通、挺拔劲爽的艺术风格。明代篆刻家汪关以及清代“邓派”印人善用冲刀法。切刀,即以刀锋的右角入石,沿着需要镌刻的线条,用刀刃部切下,待刀锋左角入石后,断而再起,重复向前切行。这样,一个较长的线条往往要重复多次切刀才能刻完。切刀时刀柄与印面的夹角通常为65°左右。切刻时要避免线条的支离破碎,做到不齐而齐;行刀时动作要熟练以期气势贯通,必要时可重复补刀。切刀法所刻出的线条涩辣,多棱角,有利于表现凝重、浑厚、险峻、苍老的艺术风格。明代篆刻家朱简以及清代“浙派”印人善用切刀法。
无论冲刀、切刀,镌刻一刀的过程总包含着三个阶段,即起、行、收。“起刀”,即一印或一字、一画的入刀,亦称“下刀”;“行刀”,即起刀以后向前行走的阶段(冲刀法的“行刀”阶段较长,切刀法的“行刀”阶段较短);“收刀”即一刀所刻的最后完成阶段。三阶段可分讲,但在镌刻时却一蹴而就。起刀要准,行刀要狠,收刀要稳。起刀的“准”
就是在刻一印或一字、一画下刀时,胸有全印,纵观章法——知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疏密,画有曲直,线有长短,一一“准”于心中,然后应之以手;行刀的“狠”,就是镌刻大胆而有力度,几乎一气呵成,不优柔寡断,更不会战战兢兢;收刀的“稳”,就是在刻完一刀之前,准备收刀时有思想准备,冲刀非一泻滑过,切刀非方向不明,止刀处敛藏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