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时候也会碰见英雄史诗里被我们称赞为艺术手法的情况，即是在主要人物远离、隐遁和停住活动后，马上有第二个、第三个迄今几乎未被留意的人物出来填补他的位置，变得活跃起来，其表现同样值得引起我的注意、关心，是的，乃至欣赏和赞扬。
在上尉和爱德华离开以后，那个年轻建筑师也这么一天天显得重要起来，好些工程都全靠他来安排和实施；而他呢，干起事来也细心、理智、积极，同时还给两位女士这样那样的帮助，也知道在一些寂寞漫长的日子里如何为她们解闷消遣。他的长相已经能引起人家的信任和好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人，身材匀称、修长，只是稍稍高了一点；生性谦逊而不畏畏缩缩，待人亲切而不热情过份。他乐于承担任何责任，从不怕苦怕累；由于擅长计算，很快就对府第的财务管理了如指掌，在哪儿都能发挥好的影响。来客通常都是由他接待，他知道如何打发走一个不速之客，或者至少使女士们预先有所准备，不至于碰上不愉快。
例如有一次，邻里中的一位贵族派来个年轻法学家，要谈一件本身并不重要，但却令夏绿蒂伤脑筋的事，就把他好折腾了一阵。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此事，因为一些本不相干而且早该平息了的纠葛，都是由它引发出来的。
我们说的是夏绿蒂对教堂公墓进行的那些改建。所有的墓碑都作了迁移，嵌进了围墙和教堂的基座里，对腾出来的空地进行了平整。除了留下一条通向教堂，再绕着教堂到背面那扇小门去的大路以外，上边全种上了不同种类的苜蓿；这些个三叶植物，而今已是一片葱绿，繁花似锦。原本打算按一定的规则安置新坟，并且每次都要重新平整地面，种上新的花草。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安排会让那些节假日去赶弥撒的人悦目赏心。就连那位上了年纪的墨守成规的老牧师，他虽然一开始并不怎么满意这么布置，现在也都心悦诚服；他站在那几株老菩提树下，眼前看见的已不是高高低低的坟包，而是缀满鲜花的如茵草坪，开心得就跟带着他的巴乌希斯憩息在自家后门前的菲力门似的，1）更何况夏绿蒂还保证把这片地的收益赠送给教会，对他教堂中的开支有所补益哩。
可是尽管如此，当初已有些本教区的居民表示过反对，说这样搞掉他们祖先安息之地的标志，等于差不多取消了对他们的悼念；要知道保存完好的墓碑尽管标明了安葬的是谁，却不能指出葬在什么位置，而重要的正是位置何在，许多人坚持这么认为。
临近的一家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多年以前，他们就在这片公墓里为自己和家属租了一块地，为此给了教会一小笔捐款。现在派年轻的法学家来就是为讨回这笔款子，理由是付款的条件已经遭到单方面的破坏，而且对所有交涉和抗议都不予理睬。夏绿蒂作为改建计划的发起人，想亲自和年轻人谈；而他呢，尽管有些激动，但也并不太强词夺理地摆出他和他主人的理由，提出了一些问题来让对方考虑。
“您瞧，”在作了为自己唐突造访辩解的开场白以后，他说，“您瞧，不论地位低下还是高贵，谁都重视自己亲人的安息之地有一个标记。即使是最贫穷的农夫，他在埋葬自己的孩子时也要在墓前立一个细细的木头十字架，并在上面放个花环作为装饰；这对他是一种安慰。只要他还感到悲痛，就会一直保留着这份怀念之情，即使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标志也会消失，就像他的哀痛本身一样。有钱人则把十字架做成铁的，并用种种办法加固和保护，如此一来就可以维持许多年。可它们终究还是会垮掉，变得来不再显眼，因此富豪之家干脆就建可望保存几代人，而且可以由子孙后代修缮整新的石碑。只不过吸引我们的并非这石碑本身，而是安放在底下的遗体，而是长眠在近旁的泥土里的亲人。也就是说问题主要不在纪念碑，而在那个人，不在往事的追怀，而在现实的意义。一位故去的亲人，如果他是躺在墓中，而不是仅仅在碑石上刻个名字，我就更愿意热烈、真诚地拥抱他得多，因为墓碑本身实在太不足道。可尽管如此妻子死后丈夫和亲朋好友仍然聚集在墓碑周围，把它当作一块界石，她的未亡人人应该始终拥有权利，把陌生人和不怀好意者远远地从自己安息在墓中的亲人身边赶开。”
因此我认为，我的当事人完全有理由收回赠款；而且这样做还是够客气的，因为家属们受到的伤害根本没法弥补。他们被剥夺了祭奠已故亲人的那种虽苦犹甜的感觉，更没法再对将来能安息在他们身旁而感到欣慰。
“这点事情不值得咱们提起诉讼，伤了邻里和气，”夏绿蒂回答说。“我不后悔自己做的事，乐于补偿教会因此受到的损失。只是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您的论据对我不够有说服力。我看呐，与其这样固执一己的好恶和生活习惯，继续坚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倒不如获得一个终于人人平等的纯洁感觉，至少是在死后人人平等的感觉，更令人感到宽慰。——您说呢？”她转而问建筑师。
“在这件事请上，”建筑师回答，“我既不想争论，也不愿下断语。请允许我只就与我的职业和我的思想方法关系最紧密的几点，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很不幸啊，我们早已不能常常把亲人的骨灰盒抱在胸前，因为我们既不够富有，也不够快活，没法把他们原封原样地保存在巨大而精美的石棺中，是的，甚至在教堂里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连个位置都不再找得到，所以只好葬在室外，这样子，我们便有一切理由，对夫人您所倡议的安葬方式，表示赞成。当教区的成员这么整齐成行地躺在地下，也就好像安息在自己人身边；要想让大地接纳我们，我想最自然、最干净不过的办法莫过于，及时地平整掉那些偶然零星地建起来、而今已渐渐垮塌了的土包，以减轻每一个长眠者身上的重负，因为现在大家承受着同一个墓盖。”
“于是也不要任何纪念的标志，不要任何引起回忆的东西，让一切就这么无踪无影地消逝？”奥蒂莉插进来说。
“才不是喽！”建筑师继续讲，“不是不要纪念，只是不要那块地方。建筑师和雕塑家求之不得的是，人可望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的艺术，能从他们的手中，获得永垂不朽；因此我希望设计完美、建造完美的纪念碑，不是偶然地东立一块西竖一块，而是要安放在可望长时间保存的地方。这时即是圣者和显贵也要放弃独自安息在教堂内的特权，那就让人至少在那儿或者在墓地周围的漂亮厅堂里，给他们竖个纪念碑，刻上纪念铭文吧。纪念碑的形式千千万万，装饰它们的办法也千千万万。”
“既然艺术家手段这么多，”夏绿蒂问他，“那么请您告诉我：怎么人们从来跳不出小里小气的方尖碑，粗短的圆柱加上骨灰罐之类的框框呢？我见到的不是您夸耀的千百种创造，而只是千百次地重复。”
“在我们这儿确实如此，”建筑师回答她，“但并非到处都一样。而且总的说来，创造和巧妙的实施这件事，本身就有些特别。而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又尤其困难，因为是要把严肃的事变得活泼，要使令人不快的事引起人的快感。至于各式各样纪念碑的设计方案，那我搜集得真是很多，有机会将拿出来您看。只不过呢，一个人最最美好的纪念碑，莫过于他本人的形象。它比其它什么都能更好地表现他生前的为人；它是或多或少的注释所能有的最漂亮文字；只是这形象必须来自一个人的盛年，而通常都没有及时把它保留下来。谁也想不到保存活着时的形象，即使保存了，方法也不够好。然而，人一死就赶紧取面模，把这样一个脸壳儿往支架上一放，便美其名曰塑像。而以它作范本，艺术家很难有机会使他的形象活起来哦！”
“也许您是不知不觉和无意之间，”夏绿蒂接过话头，“把讨论完全引到了有利于我的方向。人的形象可以说是独立的存在；它不论在哪儿，都仍然是它自己；因此我们就不能要求它一定去作墓地的标志。让我告诉您我的一个奇怪感觉，好吗？即使是对于塑像，我也存有反感；因为它们似乎老是在无声地责怪谁，总提示着某种远离了的、逝去了的东西，总让我想起，要真正尊重现实是多么困难啊。要是再想想我们曾经见过、认识过多少人，并且承认我们对他们，以及他们对我们，曾经是多么地不在乎，我们的心里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哦！我们遇见智者却不与他交谈，遇见饱学之士却未向他学习，遇见周游各地的人却不从他那儿了解世态，遇见殷勤可爱的人却未对他表示好意。”
“遗憾啊，这种情况还不只发生在我们眼前过往的人身上。团体和家庭便如此对待他们最亲近的成员，城市便这样对待自己最高贵的市民，民众便如此对待他们最贤明的君主，一个个民族便如此对待自己最杰出的儿子。”
“我曾听见人问，为什么大家说起死者的好话来滔滔不绝，一谈到活着的人就总那么言语谨慎。回答是：对死者我们已完全不必有什么担心，而活着的人说不准啥时候还会冤家路窄哩。瞧，为纪念他人操心，动机就如此地不纯；就算是怀着神圣的感情，认真严肃地想保持死者与遗属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之继续发挥影响吧，那多数情况下仍不过是为取悦活人本身的自私之举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