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帆一直想要改变她，知道她这般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说，看到空军将士远征日本，唤醒了她的爱国心，那么在刚刚受到情感的强烈刺激，爱而无望，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时，再看到那些茫然无助的孤儿，她才感到自己是多么轻贱，无病呻吟。那些孩子，是刚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如同她刚被白帆拯救一样。孩子们成了孤儿，她也孤苦伶仃，她跟他们是一样的。但这些孩子比她有价值，有意义，他们是想活，而她是想死。他们是活的生命，而她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她与孩子们无形有一种亲近感，那些惊恐的小脸，实在刺激了她，就像看到母亲去世时那个孤单无助的自己，似乎是上天的指引，在绝望之中，她见到了这些孩子，就像见到了一群天使，一群兄弟姊妹，好像圣洁温暖的光亮照进了阴郁的心房，让她迷途知返，重获新的生机。
从保育院返回的路上，路过《前沿》杂志社，白帆便要下车，想去看看刘明泽。却碰上刘明泽正要出门，告知要去海军俱乐部开会，因为刚刚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徐州失守了。
海军俱乐部二楼的一间茶室，此时聚集着好几家大报的记者，其中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从春天就来到汉口，有的还是经历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
在他们看来，193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最初几个月，西方新闻报刊登载的消息都不容乐观：派系斗争和马德里保卫战的失败，几个强国在慕尼黑对希特勒进行的绥靖主义，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铁腕政策……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发生在武汉的抗战热潮让他们感到眼前一亮，也让这些西方记者对武汉保卫战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早在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捷，确实是一支振奋人心的强心剂，不仅让所有中国人，也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似乎是徐州会战一个好的前奏。国民政府也被这场局部的胜利所陶醉，力图在徐州扩大战果，因而又调集大量精锐部队。到五月初，徐州方面的国军已达六十多万人。而此时，日本大本营也迅速重新部署，决定集中华北与华中兵力夹击徐州，由华北方面军派出两个师团，向韩庄、峄县一线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再派第一军和第十四军渡过黄河，向兰封以东进攻，企图遮断陇海线。同时，由华中方面军派出两个半师团在蚌埠、怀远间沿淮河向北推进。五月初，日军南北两路从徐州两翼插入迂回，企图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
刚从徐州前线采访回来的刘明泽，对徐州战局已有较明晰的认识。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撤退。”他向诸位阐明自己的观点，继而介绍道，“17日，徐州东面之敌向运河全线攻击，逐渐缩小了对徐州的包围圈。然而这一刻，国军也开始越过津浦铁路向南、向西撤退。”
“我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过程我也清楚。”接话的是英国《卫报》记者霍桑，他前不久采访过李宗仁，写了有关战局的大量报道。
“5月15日，李宗仁将军在与蒋委员长商讨后，决定让部队折回徐州，尝试撤出。就在这一天，徐州城的居民与军队开始撤离这座城市。李宗仁命令国军化整为零融入乡村，然后夜间向南前进，越过津浦铁路后，分成四股向西行进。最后在大别山下重新集结，一路南下，准备保卫大武汉。”
……
他们谈论战局，是在得不到官方确切答复后，互通有无，梳理观点，以便对即将刊登的新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表态。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任何一个小小的措词，都会影响时局，乃至民心。
几天以后，就有消息报道徐州的撤退：
……国军夜间前进，白天藏在小麦地里，在不到一个星期内，40个分队大约20万-30万国军已悄悄地撤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就在5月18日，当部队准备越过津浦铁路的关键时刻，天公作美，浓雾和沙尘笼罩了天空，掩盖了国军行进的踪影。21日，李宗仁将军致电蒋委员长，报告军事撤退已经完成。而在两天前，日军进入了一座几近废弃的徐州城，俘虏了3万中国士兵和市民……
所有人都明白，武汉会战的时间已经临近。此时日军正沿陇海铁路行进，而从徐州战场撤下的中国军队，也开始在长江中游层层设防，构筑重型防御工事，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
正面作战靠的是硬实力。而软实力，则是操纵舆论导向的宣传机器，此时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动着。
那天，新华日报社在普海春餐厅举行宴会，欢迎从前线采访归来的各报战地记者。
刘明泽当然清楚，这是****对于坚持抗战的又一项宣传活动。在非常时刻，鼓舞士气，安抚民心可是当务之急。几个月前，国共统一战线的一大成果——八路军，已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军长彭德怀随后接见中外记者，介绍八路军的抗战情况。刘明泽当时刚来汉口，到长江局机关驻地与组织取得联系后，被指示继续以记者身份开展工作。他出席了那次记者见面会，也有幸目睹了彭军长的风采。
刘明泽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华日报》的主笔，他在《前沿》上发表的文章，更换一下形式，改一个笔名，就同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此时，他出席这个盛会，就等于回到了娘家，感到由衷的亲切，却又不能把激动的心情表露出来。与熟识他的同志见面，反倒显得平淡一些。
宴会上，报社主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各位记者同仁们：
欢迎你们从炮火纷飞的前线平安回来！感谢你们不惧艰险为我们写出大量翔实的报道！
“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今天成为彻响于全中国的雄伟壮烈的呼声。我们坚信在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地动员、更严密地组织、更亲切地团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
讲话引得一阵掌声。
但接下来的气氛并不热烈，只因战局让人不容乐观。刘明泽是去过徐州前线的，座位旁的《卫报》记者霍桑也去过。他曾目睹马德里保卫战的惨烈，见识过淞沪战场顽强抵抗的悲壮，后来辗转来到汉口，此时的临时首都，看到从官方到民间，各种力量都在拥护抗战，已形成热潮，让他又一次见识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刘先生，”霍桑侧头对刘明泽说，“徐州会战没打好，你对接下来的武汉会战怎么看？”
刘明泽道：“我是当局者迷。霍桑先生作为旁观者，应该看得更清楚些吧。”
“你狡猾，就想听我说是不是？”霍桑拍了他一下，扫视了一下周围说，“那好，就恕我直言，其实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已经说明了问题。日本军队除了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在培训和协调部队的能力方面，日本军官也比中国军官更具有优势，如果中国方面有一个单一的军事指挥体系就好了，但中国长期以来动荡不堪，这种可能性太小。因此我认为，在武汉与日军对决，军事上依旧处于劣势……”
《江城日报》的陈涛平听得不舒服，马上反驳道：“仅从军事上看是不在优势，但武汉周边正在层层布防，打有准备之仗。”
霍桑说：“可武汉这地方宜攻不宜守，情形不容乐观啊。”
这话说出口，对在座的中国记者无疑泼了一盆凉水。几位被他的直率震得气愤难平，却又哑口无言。
霍桑也意识到他的话刺激了周围人，会引起人家的反感，不由缓和道：“当然，舆论宣传也是很重要的，这在关键时刻可以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在国际上达到严重孤立日本的效果。长远看，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会让整个态势发生改变。”
“这是肯定的，”刘明泽马上表示赞同，“历史上看，以弱胜强的范例并不少见，在武汉，各政党和民间组织形成的团结统一的形势，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对整个战局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刘明泽知道霍桑说的是实话，但对此时的中国，并非要的是实话，而是激励。哪怕狂热一点，也不过分，士气是需要鼓舞的，宣传的功效显而易见。这也是《新华日报》举办此次宴会的初衷。
这个春天，刘明泽有幸认识了霍桑，虽不在一个报社，但两人时常碰见，尤其是战地采访，总是结伴同行。他们信仰不一，观念也有差异，但彼此都以事实作依据，弄清真相是他们的落脚点。虽然时有分歧，争论不少，但也不妨碍彼此再次走近。只因都在追求真理，而对真理的看法，又在各自的心中。
霍桑在大学时，一直热衷于环游世界。毕业后，他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途经中国时，他被古老的东方文明所震撼，就在上海逗留了一阵。这期间，他做了一名英文教师，并努力学习汉语。后来当了记者，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再次来到中国，已成为《卫报》武汉记者站的首席。
和驻扎在汉口记者团的其他人相比，霍桑可以流利地说汉语，他忙碌地在武汉外围的前线间穿梭。对于霍桑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男子，因从前线采写回大量真实而具有远见卓识的稿子，也成为在场记者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