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8日，是重庆直辖9周年的日子，当天的气温达到36度，我和郑小林同车护送366名移民外迁到合川安家落户。
郑小林的块头不小，长得敦敦实实，虎虎生气，他原在开县县委办公室工作。2000年县里大规模移民搬迁正式启动，县里号召县属机关干部到移民工作的一线去。他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第一个报名，被分配到丰乐镇担任分管移民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丰乐镇共有人口25000人，但规划安置移民就达16000人，是和库区高阳镇、大昌镇并列的“三大移民重镇”。在车上八九个小时，我们边走边摆“龙门阵”，谈到移民工作的滋味，郑小林感慨万千。下面是他讲的在移民工作中的几个小故事：
在6年的移民工作中，很多事历历在目，可以说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曾把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当成移民建房的“指挥部”，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我曾当过“孝子”，为移民披麻戴孝，端灵守夜……
我也曾当过“不孝之子”，让年迈的老母独自一人安葬我死去的小弟……
我曾当过“敢死队长”，在滔滔洪水中与移民结成生死兄弟……
我也曾在移民外迁的路上经历了生死考验，至今还留有车祸造成的累累伤痕。我从县里的机关选择到基层做移民工作，我无怨无悔，我要实践一句话：“宁愿吃得千般苦，只要移民信政府。”
2001年春节刚过，我和另外两名干部率领40名移民户主赴四川自贡建房，由于移民是白手起家，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没有住处，我就带领移民打扫了一个废弃养鸡场，买捆稻草打地铺。没想到养鸡场鸡虱成堆，咬得我们奇痒难忍，无法入睡。移民心情烦躁，更思家乡，竟打起了外迁的“退堂鼓”。为了宽慰他们，我就买来花生，煮上面条，陪他们聊天，为他们打气，帮每家每户建房搞策划、当参谋，把鸡棚当成移民建房的“指挥部”。那些日子，移民想啥我想啥，移民缺啥我帮啥，终于，我负责的移民建房点第一个破土开工。
8月初，离移民搬家只有5天时间了，井泉村62岁移民查天才突然去世。一时传闻四起，并牵扯到外迁上，弄得人心惶惶。我既悲痛又担心，心急火燎地赶到查大爷家，像办理自己父亲的丧事一样忙里忙外。为了稳定查家及附近移民的情绪，取得他们对外迁的理解和支持，在办理丧事期间，我与查大爷的儿子一道从火葬场捧回骨灰盒，按照乡风乡俗，如同亲儿子一样为他披麻戴孝，哭丧守灵。我用一腔真诚告慰亡灵，安抚移民背乡离井的忧伤。
移民们被我的真诚深深打动，村里一位老人说：“我活了70多岁，没看到哪个书记给别人当孝子。”查大娘更是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流着泪对我说：“郑书记，事实证明你和我们移民坐的是一条板凳啦，我们明天就搬家。”
在实践中，我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做移民工作必须时时刻刻与移民心心相印，血脉相通！
2002年8月29日，水东村移民祁和军拆卸煤气时不慎失火，造成10人烧伤的重大事故。当时，物品护送已启程，另一批移民已到了四川省开江县，得知消息后我火速赶回。4名重伤员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必须转往重庆市区的大医院，当务之急就是筹集60万元医疗费用。伤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我想到了家中准备送女儿到重庆读重点高中的3万元钱。我哄妻子和女儿说，你们先等一等，我护送伤员去重庆后，就到学校去给女儿报名。当晚，3万元钱被我悄悄打进了医院的账户。伤员被抢救过来了，而女儿却失去了去重庆读重点高中的机会！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移民干部，不仅要让移民群众在平时的工作中能看得见，在关键时刻更要豁得出去。
2004年9月4日，开县遭遇了20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有800多名不愿转移的群众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我火速率领12名机关干部、警察和民兵组成“敢死队”，自任队长，用绳索相连，搭成人梯，把移民一个一个从楼顶上背出来。突然一声巨响，离我们不到10米远的一家制药厂发生了爆炸，火光照红了河面，滚滚浓烟弥漫整个城郊上空，但没有一个队员退缩，在最后5分钟里，我带人搜救，7位移民全被救了出来。就这样，我和移民在滔滔洪水中结成了生死兄弟。
说到生死兄弟，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或许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平静。
2003年9月9日，是我率领镇干部前往安徽芜湖市考察移民安置点的日子。凌晨4点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我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哭声：“小林，你快回来，你弟弟昨晚病情加重，已经走了！”我的大脑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
带着悲痛的心情和纷乱的思绪，我不知是怎么赶回老家的。我父亲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我们兄弟俩就是母亲全部的希望和寄托。他这一走，今后就老母亲一人在家。我还记得当时向母亲开口说：今天我必须出差！一回到家里，我找来村支部书记和四五个亲戚，商量送兄弟上山的办法。在母亲同意后，我突然跪在母亲面前，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妈，相信儿子，今后我一定好好尽孝，让你安度晚年。但是，今天我要带人去安徽考察移民安置点，我是领队，不能请假……”
我跪在母亲面前，离她很近，看到母亲浑浊的泪水不断线地流下面颊，揩了又流，流了又揩，她说：“你这辈子千万不能再生病，再出事了，记住，要平平安安地活着！”
临走时，我在弟弟的遗像前上了一大把香说：“兄弟从此永别，小弟一路走好，大哥下次回来后，一定到坟头陪你痛痛快快喝几盅你最爱喝的老白干。”
到芜湖考察安置点时恰逢中秋节，座谈会上，双方干部对移民安置点存在较大分歧，会议一时陷入僵局。同行的一位干部动情地讲了我弟弟的事，他说，今天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我们出差为移民选择安置点不能与家人团聚也算不了什么，可郑镇长的兄弟是今天下葬！他为了什么？他是把外迁移民当做同胞兄弟啊！一席话说得所有在场的干部为之动容，市移民办罗主任当场表态：明天重新选点！罗主任和陆副主任还送我一首小诗：“八月十五月儿圆，移民干部团聚难。手足情深永相别，遥送小弟入青山。”
母亲要我“平平安安活着”的嘱托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也许，母亲对儿子的牵挂和感悟是最有发言权的，移民实际工作中本身就有一些不确定性。
一次，我负责的沿滩区的移民工作已处于紧张的建房阶段，但邻近荣县的两个移民安置点还迟迟不能破土动工，镇党委书记要求我赶赴荣县。通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努力，移民与接收地政府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天快黑了，我顾不上吃饭，又挤上中巴车往沿滩区赶，因为第二天我要去联系移民建房的墙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快速行驶的中巴车突然冲下10多米高的山崖，我一下子就被摔昏过去。当我醒来时已是在送往荣县人民医院的途中，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头倒栽在稀泥里，是身边一位难友把我从泥里拉出来的，他当时以为我已经不行了。
医院确诊结论出来了：脑震荡、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移民得知了消息，他们凑了钱，打出租车连夜赶到医院来看我，每天2人轮流陪伴护理。细心的移民还为我买来土鸡在工地上熬好汤，专门到30公里外的医院一勺一勺地喂我。
在病床上，我忧心如焚，自己是来帮移民建房的，怎么能反而成为移民的负担？我不能躺在医院了，我必须到第一线去，在确定大脑不需要手术后，我拖着一拐一瘸的腿又回到了移民建房工地。
有了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亲身体验，我想，我是赚回来的！我活着，真的活着，移民视我为亲人，我活着更应该好好为移民兄弟多做一点实事！
为移民，郑小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重庆直辖9周年的这一天，郑小林送走了丰乐镇的最后一批外迁移民。从此后，他不可能再这么大批大批地送走自己的乡亲了，因此，这个日子对他来说，具有一生的纪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