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溯源
西夏王国的佛教信仰问题，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王静如先生撰著的《西夏研究》三集，首开西夏佛教研究之先河，对西夏佛教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初步而有成效的考释。载有中国·罗福苌、苏联·聂历山、日本·石滨纯太郎等学者有关西夏佛教研究论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宣告了西夏佛教研究新阶段的开始。英国·格林斯塔德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1973），日本·西田龙雄出版的《西夏文华严经》三册（1975、1976、1977），美国·邓如萍出版的《白高大夏国——佛教与十一世纪西夏国的形成》（1996）等，代表着外国学者西夏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学者林旅芝先生出版了《西夏史》（1975），认定：“西夏盛行佛教”。吴天墀先生出版了《西夏史稿》（1980），认为：“主要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它的统治阶级大都信仰佛教……大力提倡佛教……要把自己（的国家）建立成一个高度崇奉佛教的国家”。史金波先生出版了《西夏佛教史略》（1988），并鲜明地提出：“佛教始终是西夏的第一宗教。”
佛教之所以能在西夏王国广泛传播，首先应当考虑西夏王国的居民们为此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众所周知，西夏的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世居本土者”。他们以汉族人为主，还有一些吐蕃人、回鹘人、突厥人、蒙古人、契丹人等；他们久远以来，甚至有不少人是祖祖辈辈就生活于后来成为西夏版图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原本是西夏政权所要征服的力量。另一部分是“迁居本土者”。他们多为党项羌人，还有一些吐谷浑人、鲜卑人、吐蕃人等；他们自隋唐以后几经迁徙，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陆续来到了后来成为西夏版图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是西夏政权所依存的力量。
应当说，是“世居本土者”与“迁居后来者”这两部分居民各自拥有的那份佛教信仰（尽管存有很大差异），共同汇聚而成了西夏王国的佛教信仰。其中，作为所征服的“世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提前奠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深厚基础，而作为所依存的“迁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无疑决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发展方向。
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约公元12世纪中叶即西夏中期成书）对“番语”（西夏语）中“佛”字的解释，可以了解到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西夏人（其中自然也应包括信仰佛教的汉族人等）对“佛”字的基本认识：其一说，“佛”字来自“梵语”，或作“西天语”。这昭示出西夏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亲缘关系。其二说，“佛”字的含义是“觉”。这“觉”，其实是“觉者”之谓。佛教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等三层修习品位。只有三层品位俱全的“觉者”，才可称作“佛”。其三说，“佛”字是“教导有情者”的意思。这其实讲的是用佛教道德观对广大信仰者（有情者）实行教育和引导，以保证佛教获得永久性传承的问题。西夏学者对“佛”字所作的如此简略而又精妙的解释，几乎与八百多年后的今人无大的认识差别，足见西夏佛教必已处于较高层次的发展状态中。
西夏王国盛行佛教。其王室广建塔寺，赡养僧人，刻印佛经，持柄佛事；其民众化苦为乐，寻求解脱，自利利人，虔诚佛教。佛教作为西夏官民的共同信仰，犹如国教一般，成为西夏文化大厦的栋梁支柱。
佛教渊源于古印度，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巴利语（古印度的一种语言）、汉语和藏语三大体系。巴利语系的佛教，约于公元前2～3世纪传入我国今属云南省的傣族地区。汉语系的佛教，是于公元纪年前后传入我国汉语地区的佛教，因其佛经大都由梵语译成汉语而流行，故名。藏语系的佛教，是公元7～8世纪，分别从印度和我国汉语地区传入藏族地区的佛教，因其佛经均由梵语或汉语译成藏语而流行，故名。
作为中国佛教构成部分之一的西夏佛教，其最早的源头，应当说也是古印度。但就其直接的来源而言，一是汉传佛教，一是藏传佛教。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是早于西夏立国之前，便传入了以后才归为西夏版图的地区和以后才成为西夏居民的人们之中。即是说，西夏立国之前，其土地，其民众，已久有佛事。正如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所说：“中国西部，佛法所从入中国也。”追寻西夏佛教所承续的历史传统，对于揭示西夏佛教何以兴盛的原因，应是富有意义的。
1.凉州“阿育王佛塔”的传说
据《阿育王传》（西晋三藏安法钦译）、《阿育王经》（梁三藏僧伽婆罗译）等载记，皈依佛门的古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年～前232年在位），曾为正法王，广分舍利，而起八万四千宝塔。尽管所谓“八万四千”系夸张的数字，但阿育王曾广造佛塔，确是事实。佛塔（梵语音译为“堵波”“浮屠”“浮图”等，意译又作“灵庙”等，意为坟冢）是安放佛舍利（梵语音译，亦作“设利罗”“室利罗”，意为尸体或身骨）的地方。这种建筑形式，肇始于阿育王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佛塔不仅遍及印度，也逐渐扩展及世界各地。
归入西夏版图的丝路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原是中国最早修建佛塔的地方之一。《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后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渭，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其中所谓“姑臧”，即指凉州。曹魏黄初元年（220），所置凉州州治在姑臧县，故以姑臧代指凉州。
西夏崇宗天民安五年（1093），凉州护国寺感通塔修饰完工后，曾建碑刻铭，以示纪念。碑铭以汉文、西夏文二种文字刻成。其汉文碑文说：“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抱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张轨称制，（西）凉治建宫室，适当遗址……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汉文铭词中写道：“巍巍宝塔，肇基阿育，以因缘故，兴无量福。奉安舍利，妆严具足，历载逾千，废置莫录。西凉称制，王曰张轨，营治宫室，适当遗址。天锡嗣世，灵瑞数起，应感既彰，塔复宫毁。大夏开国，奄有凉土，塔之祥异，不可悉数。”在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铭中，也有大体类似的内容。
据唐人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和宋人的《佛祖统记》等记载，阿育王建于“震旦”（中国）的佛塔计有19处。如越州县塔、益州成都福感寺塔、润州江宁长干寺塔、青州临滋阿育王寺塔、洛阳白马寺东塔等。据说，这19处塔现仅存1处：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的县塔（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塔）。
尽管原凉州阿育王寺塔今已不复存在，但从在其原址上兴建的护国寺感通塔的碑铭中，人们可以得知：凉州与佛教结缘早矣。照学术界通行的看法，佛教走向世界，始自阿育王时期。所以，将凉州与佛教结缘的时间上限，定于阿育王时期，相对较为稳妥。但是，这也仅是从情理分析上说的，至今尚未被加以证明。
2.“金佛像”“浮屠经”及僧人东来的记载
《魏书·释老志》说：“汉武帝元狩中（前122～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这段记载，似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武帝时）汉使霍去病将万余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刘宋·裴《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云“……祭天金人像，祭天主也。”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引韦昭语：“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又引崔诰语：“胡祭金人为主，今浮屠金人是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案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汉书·匈奴传》有唐·颜师古注云：“作金人以为天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如果可以证明金人是金佛像的话，便可认定西汉武帝元狩时期（前122～前117年），佛教已流传于甘州、凉州一带了。因当时昆邪王占据甘州及其以北地区，休屠王占据凉州及其以北地区。这广大的地区，以后都曾归入西夏版图之中。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这是关于中国人最早接触佛教教义的记载。比之有关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前138～前126年）“始闻浮屠之教”的记载（参见《魏书·释老志》），意义更加重大。鱼豢道出了大月氏人最早向中国人传播佛教的史实。大月氏人原居祁连山及河西走廊一带，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至七年（前173年），因避匈奴，而西迁。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到达西域妫水（阿姆河）流域。大月氏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由游牧转为农耕，吸收了古代波斯、希腊和印度的文化，信仰了佛教。后来，大月氏人贵霜，约于公元1世纪，自立为王，建立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极力传播佛教，伊存向景庐口授佛经，便是明证。由此记载可知：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已有佛教入传中国之事。
《后汉书·西域传》等古书中，记载着汉明帝（58～75年在位）梦醒请佛的故事：汉明帝夜梦神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前。第二天上朝时，汉明帝向群臣咨询此事。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人称其‘佛’。佛高一丈六尺，闪现金色。陛下所梦，就是佛。”于是，汉明帝便派遣了几位使者，去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由白马驮回洛阳。同来的还有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位梵僧。不久，便敕修了白马寺。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了楚王英奉佛的事：永平八年（65），汉明帝下诏：死刑犯者，可凭纳缣以赎罪。楚王英便呈黄缣、白纨30匹，以示谢咎。明帝有所感动，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一记载，被梁启超评为是“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我们从以上引述中，似乎可以看出，东汉初期已有僧人“伊蒲塞”（男居士）、“桑门”（沙门）存在，佛教已有所流行了。
值得特别论及的是，在西域佛教东传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以后归入西夏版图的丝路重镇沙州（敦煌）、瓜州（安西）、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灵州（灵武）等地，是中国最早受到佛教影响的地区。初期来华的西域僧人，大都是经由丝路而东入内地的。如东汉时来华的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主译小乘佛经）、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主译大乘佛经）等。而有的西域僧人，其祖先早已是旅华侨民或入籍中国者。如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是魏晋时高僧，因其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人称“敦煌菩萨”。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其师竺高座（外国僧人）游历西域诸国，学会36国语言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随其至长安，后返敦煌，建立寺院，宣讲佛法。支谦（名越，号恭明），也是魏晋时高僧，他的祖父法度是东汉灵帝时（168～188年在位）加入中国籍的月支族人。还有晋宋之际僧人宝云（376～449），生于凉州；晋宋之际僧人智严，生于凉州。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在支谶来华时，已经有数百名月支侨民，加入了中国籍。其中僧人不少，较有名气的是受业支谶的支亮（号纪明）。众多的中外僧人们为佛事而碌碌奔波，频频来往于丝路，时时驻足于河西，创造着日益浓郁的佛教气息。丝路沿途的广大汉族居民，不仅对来往的僧人以礼相待，友好交际；而且逐渐学说胡语，在耳濡目染之中，也信奉起佛法来了。值得指出的是，自东汉中期，便有许多因避乱、经商而由西向东，陆续迁徙来华的西域各族人（如月支人、安息人、康居人、粟特人）；因为他们多已皈依佛教，所以在其东迁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佛教的传播者。据载记，汉永平十二年（69），陇右凤凰山（今甘肃成县）已建有佛寺。东汉后期，凉州的经学儒士，便开始关注佛教。马融（79～166）曾在凉州学馆讲析佛经，并向译经僧人提供过财物资助。尽管从汉朝官方说，“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但不可回避的现实却是：“外国之神”“戎神”之佛，日盛一日地以极和平的方式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西北地区及其民众，较之别的地区及其民众，实为得佛教风气最先。
3.贯穿割据时期的佛教
从西晋末期至隋朝统一时的近300年间，西北地区曾被众多的割据政权所统治，如前凉、后赵、前秦、后凉、后秦、西秦、西凉、南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尽管各集团统治者争夺不休，为政优劣不同，但尊奉佛教，几为共识。
建于凉州的前凉（317～376），以佛教为其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大月氏人优婆塞支施仑在凉州正堂湛露轩念诵了《愣严经》《须赖经》《金光首经》《如幻三昧经》等，并有龟兹人翻译。在统治者倡导与参与下，译经、诵经均具规模。
后赵（319～351）重用西域僧人竺佛图澄，建佛寺893所，国内广施道化，出家事佛成为时尚。敦煌僧人单道开，也是重要的传教者。
前秦（350～394）苻坚当政崇佛，众多梵僧，龟兹沙门云集于河西。苻坚派吕光带兵伐西域，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而归。修习禅定需安静的环境，于是便有许多修禅高僧来到敦煌，如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昱摩蜜多等。前秦建元二年（366），禅僧乐僔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继凿新窟。
后凉（386～403）时，罗什留居凉州17年，讲经译经，教导弟子，使凉州成为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
后秦（384～417）姚兴笃佛，派兵夺得鸠摩罗什，迎其入长安，居深园之中，专事佛经翻译。罗什得久居凉州之利，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译经取得较高成就。
西秦（385～431）奉佛，请玄高、玄绍、昙弘等僧人主持佛事，以麦积山和炳灵寺为重镇，将佛教广播于陇右、河西地区。
西凉（400～421）佛儒兼容，提供优越条件，吸引各方僧人。印度僧、龟兹僧聚集西凉，中天竺僧昙无谶在敦煌一带传教译经。在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云集的敦煌，佛教的发展是自然之事。据记载，公元406年，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12人之多。
北凉（397～439）佛教兴盛，沙州、肃州、甘州、凉州等地均有僧人讲经译经。昙无谶被迎至凉州，以国师之尊，得沙门慧嵩、道朗等杰出僧人之助，译出大批佛经。尤其是所译《涅槃经》，影响极为广泛。北凉高僧宝云、智俨等5人协助晋僧法显西行取经，译出佛经多种，还写有《外国传记》等。僧人智猛等也曾西行取经，他在凉州译经多卷。
北魏（386～534）拓跋氏接受佛教后，大兴佛事，广建佛寺（最多时达13727所），僧徒众多（常有七八万人）。公元439年，拓跋焘伐北凉，迁其三万人于洛邑。因凉州自前凉张轨以来，世信佛教，伐迁之举重在使佛事东渐，其意义甚大。北魏控制河西后，于正光元年（524）改敦煌镇为瓜州，派宗室元荣任刺史。北魏分裂后，敦煌属西魏，西魏仍以元荣为刺史。元荣尊奉儒教，大兴佛事，组织人力并出资在莫高窟凿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是莫高窟发展的重要时期。
北周（557～581）初期，尊佛建寺；后，又一度抑佛，成效不大；可全国佛事劲直发展，声势难当。北周代西魏后，仍以敦煌为瓜州，派建平公于义为刺史。建平公于义也尊奉佛教，大兴佛事，并以所带来的中原文化艺术融入敦煌石窟之中。
近300年的历史铸造，西北地区成为佛教发展的风水宝地，它曾充当了西域与中国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它曾形成了译经、传经的重镇与中心，它曾耸立起难以数计的寺院和佛塔，它还是最早容受多种佛教宗派的地方。总之，佛教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和戈壁大漠——这片后来成为西夏王国版图的地方——已经扎下了自己深深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