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有个特点，尤其女人说时，再悲伤再痛苦再委屈的情绪，表达出来，其悲伤痛苦委屈的成分也会淡化，似乎是撒娇。我妈说北京话。或许与我妈的北京话有关，她哭哭啼啼的表达，让我爸听去，怎么着都好像只是姿态，仿佛她并不特别在乎刚被强奸。我爸就动员我妈吃梨。黑黢黢的冻秋梨在凉水盆里拔半天了，软乎了，可以吃了。我妈不吃，她举着我爸硬塞进她手里的一只冻秋梨哭。
“呜呜呜，你怎么能这样呀，我嫁你了，去沈阳了，我妈怎么办……”这时候，强奸对我妈的打击可能的确不大，既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只能如此，早晚也是我爸的人嘛。她更惦记她妈。作为一个寡母拉扯大的孤女来说，家庭责任的分量比贞操重。
“对不起对不起，我，我不能娶你，我有妻子……”我爸的这句回答狠到家了，对我妈来说，听到它，远比失去贞操更让她绝望。她如同经受完暴徒强奸，刚穿好衣服，想对那群救她的人说句谢谢，可救她的人却忽然冲上来，将她重新剥光，又轮奸了她。
啪嗒。咯哦。随着两声怪异的声响，坐在床沿的我妈身子一滑，瘫在地上昏了过去，很像外国电影里，十八九世纪的西方贵妇。我爸立刻慌了手脚，在慌乱中不知该怎么办，就先琢磨那两声怪异的声响是怎么回事，以求循着根线索，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他很快明白了。头一声“啪嗒”，是我妈手里那只软塌塌的冻秋梨掉到了地上，后一声“咯哦”，是我妈昏厥前，嗓子里发出个类似打嗝那样的动静。厘清两种怪异的声响，我爸镇定了，他甚至认为，我妈是装的，是模仿电影。我妈没装。我妈患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症，后来的一些年里，每感劳累或者紧张，缺铁性贫血都能导致她昏厥。但我哥刁北后来的分析，多少对我爸有利一点，他认为，即使我妈当时没装，她的昏厥，也带有女人的心理暗示因素，至少年轻的女性有这特点。女人容易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艺术性的昏厥回避生活化的矛盾，这是肉体与精神合谋的结果。他认为，女人结婚后，生过孩子后，特别是再经历过几番生活的磨难，许多青春期疾患都能不治而愈。我哥刁北是客观分析，没有讨好我爸的意思。
我哥刁北了解到他出生前后的那些事情，是一九八一年夏天。他女儿刁婵尚未满月，而我姥，把藏在肚子里的故事倒给他后，就撒手归西了。
我姥是我哥刁北真正的妈。我姥身体一向不好，和死亡的关系比较密切。死亡欺生，更愿意威胁疏远它的人。对我姥来说，她不怕死，死亡只是让她遗憾，她为再无法照顾长外孙子感到遗憾。遗憾也得死，这是活的附加条件，我姥能做的，只是弥留之际，强打起精神，为我哥刁北回溯近三十年前的种种往事。我哥刁北早已长成了我爸的模样，常常为和我爸长得太像感到苦恼。不在于我爸的模样美或者丑，是他觉得，外表相像即意味着他承袭了太多我爸的基因。他讨厌我爸。我姥是断断续续给他讲完家门旧事后，咽气的，她咽气时，顺手搂一下熟睡的刁婵。当时刁婵睡她身边，是听太姥姥讲爷爷奶奶的故事时，睡过去的。可这会，恰好我姥咽气了，身子一歪手一耷拉，就搂到了她，把她搂醒了。出生不足一个月的婴儿刚刚会笑，很像新手司机刚买来车，有事没事都试巴几下。刁婵就试笑。她两手舞动，呵呵咯咯，笑得我哥刁北非常为难，一时不知该陪初生者笑还是为已逝者哭。生死相随，悲喜相伴，世间之事竟这等奇妙。我哥刁北面对我姥的衰亡与女儿的生机，首先联想到的，是个简单的数学原理：正负为零。
“零是什么？就是无嘛，即使算有，也似有却无，实无虚有。”近二十年后，我哥刁北给我和我妹刁星解释“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像做演讲。那天是******去世二十五周年忌日。电视里很疯狂，正直播声援争夺〇八奥运申办权的歌舞晚会。不是我妹刁星特别想看，电视就关了。她给电视销去了声音。由******我们说到道德，又说到《道德经》，又说到老子以及这世界上是否真有过老子其人这样的悬疑。我哥刁北像有时那样，说兴奋了，站在地中央，左手叉腰，举起右手，先在眼镜框上摸扶一下，然后，劈柴火一样砍向空中。
前推三天，五号上午，我姥故去的第十九年半，我哥刁北在天堂墓园站立良久。他想到了我姥。他有些愧疚。他经常想到我姥，却从没为她做点什么，比如烧纸上香，修坟立碑，我姥的骨灰埋在香山的哪面山坡哪棵树下，他都忘了。可现在，他却来到一个连名字都才搞清楚的陌生女孩墓前，皱着眉头抽烟，像个琢磨不好第一镐头往哪刨的盗墓新手。
我哥刁北看遇毓照片，想象她二十一岁时自杀的样子，他觉得那一幕清晰起来。一个恋爱都没谈过的女孩，让屁搞得尊严尽失，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尽管他根本不认识她。他认识我姥，和我姥生活二十八年，可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二十一岁时的我姥什么样子。二十一岁的我姥是年轻寡妇，带着两岁的孩子艰辛度日。后来，孩子大了，二十一岁时，也有了个两岁的孩子。但接下来，长大的孩子没像母亲那样，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而在二十四岁那年，扔下孩子去了沈阳。是因为我姥的孩子是女儿而我妈的孩子是儿子吗？我哥刁北同样想不好，二十一岁时的我妈什么样子。
“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我哥刁北又念叨起来。
就是这时，我哥刁北意识到，把这短语郑重其事地叨念几遍，竟能咂摸出一股掷地有声的庄严味道，几乎能媲美开国建政的宣言公告。他攥着拳头涨红了脸。我哥刁北，是个会脸红的成年男人。当然，这时他红脸，也许是冻的，此前先白，此时转红。他继续模仿抡镐之前的盗墓贼，先四处看看，再清清嗓子，后退了几步。他面前的墓碑低眉顺眼，如同顺民等待训示。我哥刁北使劲吸气，又深深吐气，再下意识地左手叉腰，举起右手，先在眼镜框上摸扶一下，然后，将右手有力地劈向空中。把这个动作一做出来，他就不紧张了。他又咳一声，以某种蓄谋设计过的地方口音，抻着长声，按掷地有声那样的效果脱口吟道：“告——诉——他们……”天堂墓园里草木无言，但那些貌似冷默的水泥石头，竟能与他呼应唱和：“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他的声音有穿透力，与水泥石头激起的回声竞相冲撞，袅袅远去。可他话没落音，就看到了，在他的叫喊声经过之处，西边和北边，各有一对此前并不存在的中年男女与青年男女，从墓碑后边，贼眉鼠眼地探出头来，战兢兢又恶狠狠地看他。他惊扰了人家。他不知道惊扰了人家祭祀还是恋爱。
“说不上啥时候，噗地一下，就没了，从来没存在过似的。”
他很不好意思。急忙放弃那种许多中国人都会模仿的湖南口音，改说沈阳话，并专冲那两对男女做出解释。好像，他刚才的结论就是说给他们的，而后边这句，是对他结论的说明补充。他声音比刚才小了不少。
那两对男女身形一闪，先后不见了。
“你和遇罗克一个姓。”我哥刁北重又低头，看遇毓照片，像慈父与女儿聊天。“遇罗克你听说过吗？肯定没有，你妈你爸也许知道，也许，他们也不知道。”我哥刁北再次左手叉腰，举起右手，先在眼镜框上摸扶一下，然后，将右手有力地劈向空中。“不好意思，我这动作，就是模仿遇罗克呢——哦，音调不是。”
第一次模仿遇罗克时，我哥刁北还不近视，或近视程度不特别重。那时他不戴眼镜。没戴眼镜的他要手触镜框，就很滑稽，好在那天目睹他做演讲秀的只是个孩子，一个未上小学的七岁女孩。他的模仿，便没受嘲笑，还帮女孩分散了注意，止住了哭声——她怔怔地看他做完一整套遇罗克式的动作表演，就接受了他，随他而去了：离开王府井，自西往东穿过灯草胡同，再沿东单北大街由南往北走，往明星电影院方向，也即家的方向，走。
那之前约一个小时，我哥刁北正是追随着遇罗克，先沿东单北大街由北而南，再自东往西地穿过灯草胡同，也就是，由家那边，由明星电影院那里，来王府井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我哥刁北发现遇罗克前，正在明星电影院门口看热闹呢。不是看电影的热闹。电影院已不演电影，是有两伙红卫兵，在电影院听完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后，利用散场后聚到一处的有利时机，在电影院门外搞“大辩论”。辩题是应不应该实行“********”。
我哥刁北凑过去时，辩论的失败方已落荒而逃，胜利方的主辩者正喝水休息，一些副手模样的人，为下一场辩论做着准备。几个男红卫兵把原本插在地上充当辩席围栅的大旗拔出来挥舞，那旗上，分别写着“******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万岁！”一个站在场子中央的女红卫兵，正从兜里掏出几张白纸，招呼议论纷纷的围观者听她介绍几种革命的体罚手段。这个矮矮胖胖的女红卫兵，口齿伶俐，元气充沛，被武装带逼起来的胸乳上下滚动。她的介绍很有新意，巧妙地把对古典文学的常识普及包含了进去。她每介绍一种体罚手段前，都先背一首《毛主席诗词》里的词，背诵完，介绍完，她会说，对这种体罚手段，我们就用这首词的词牌子命名。于是，围观者不时一惊一乍地啊哦嘿噢：用衣服夹子夹肉叫“采桑子”，拿烟头烫身体叫“蝶恋花”，把一盆红钢笔水兜头一泼叫“满江红”，让人在布满砂砾铁钉等锐器的水池子里光脚踏步叫“浣溪沙”……******公开发表的三十四首诗词，我哥刁北全会背，那女红卫兵背时，他也摇头晃脑地背，每句还都抢她前边。他声音不大。但女红卫兵介绍那些词牌子所代表的体罚手段时，我哥刁北就只有吸冷气的份了，他小小的心脏一个劲突突。他胆子，比他背诵的声音还小。但不知为什么，他又听得异常过瘾，望着女红卫兵滚动的胸脯，他****都支了起来。
后来他才明白，给他带来性兴奋的，不只是那个矮胖的女红卫兵，甚至主要不是她，而是她介绍的体罚手段。那些体罚手段强化和扩大了女红卫兵的性魅力。体罚这东西，相当于好多年后一道颇为流行的日本名菜：黑鱼两吃。既可以用于暴力革命，也可以作为情人间的虐恋游戏。区别在于，虐恋源于受虐者自愿，受虐者把它当成享受；而红卫兵对黑五类的革命，未能征得后者同意。流行黑鱼两吃的那些年，有一次，我哥刁北替个喜欢受虐的姑娘写墓志铭，揣摩完她男友的大体意思，他这样写道：你把有形的痕迹刻上我肉身，就是把无形的珍爱镌上我心头。但当时，年少的我哥刁北不明就里。他为他在革命的气氛下****勃发感到羞愧。他微躬下腰，以手掩裆，不自然地退出人堆。是这时候，他看到不远处的东单北大街上，同样腰身微驼的遇罗克正在路西侧往南疾行，同时对路东侧一个扎两只刷子辫穿一身旧军装的女学生说话：
“你呀，甭吆喝他了，这会儿他保不准踮儿哪儿去了。”
我哥刁北看不到遇罗克口型，但能隐隐听到他的一口京片子，那声音弯弯曲曲地在空中飘来。路东侧那个戴红卫兵袖标的女学生很干脆地应了一声，跑着与遇罗克汇到一起。遇罗克穿一身浅蓝色工作服，拎只糨糊筒，腋窝里夹一卷子大字报纸，没戴红卫兵袖标，脑袋两侧的一对煽风耳朵醒目而滑稽。那女学生是他女友吗？
一九九六年，我哥刁北买到本书：《遇罗克——遗作与记忆》，深蓝色封皮，挺厚，既收有遇罗克自己的作品，也收有别人写他的文章。写他的文章里，有几篇作者就是女人。我哥刁北把那几篇文章仔细看了，看不出哪篇可能出自当年陪他走在东单北大街上，有点像他女友的女人之手。
一九九六年，八至十月，每周一期的《作家文摘报》连载《痛哭一晚》，那是一部篇幅不短的中篇小说。它写爱情，作者是我。我不大使用爱情一词。但《痛哭一晚》写的是“爱情”，还极尽渲染煽情之能事。它是“遵命文学”，电视剧投资人的好评是它的标准。“遵命文学”容易获得社会学方面的成功。《痛哭一晚》就是这样，它不光为我赢得过一两次小小奖励，还吸引来十几封泪水涟涟的读者来信。但那小说，剩个尾巴没连载完。不是版面不够了或报纸停刊了，是中国妇联有个领导给报社主管部门打电话，说我小说有损妇女形象，抗议报纸继续连载。领导抗议打败了读者喜欢。这背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在当时，我只为少两期稿费收入感到遗憾。我热爱妇女，我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多半可爱。《痛哭一晚》中的小小就形象光辉，我不理解那妇联领导凭什么认为在《痛哭一晚》中我和妇女过不去了。在小说里，倒有个出场不多的女性配角比较可恶，她是个怨毒的妻子与刁蛮的母亲。可小说里有恶妇出现就是诋毁妇女吗？这样的逻辑不值一驳。但这样的逻辑，有中国特色。再说就说到文学概论艺术常识了，打住。
那之后的某一天，朋友拉我哥刁北去吃冷餐，席间结识了周铁燕。那是沈阳地面一个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的小规模聚会，出场的三十二人里，只有我哥刁北和周铁燕没有头衔——周铁燕在社科院当资料员。聚会召集者有同情心，可怜他俩头上无衔，为他俩做介绍时，扯出的题外话反倒最多。说周铁燕时，先把她描绘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业余作家，再重点声明，她爸是谁，她哥她姐是谁，她丈夫是谁，说得周铁燕都不高兴了——后来我哥刁北发现，周铁燕最不高兴时就是不笑，否则，她总像个沉浸在幻想里的孩子那样面带微笑。说我哥刁北时，先将他塑造成一个曾在政治上介入极深但已看破红尘退居一隅冷眼向洋的前辈级**********者——后来的说法是持异议者，接着重点提及我这地产名人是他弟弟，还歌颂了央视一套正于黄金时段播出的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欲罢能不能》——我是《欲罢能不能》的两个编剧之一。
冷餐是自助性质的，人们自如随意，边吃边交流。渐渐地，三界精英就开始捉对或者结伙联系了，我哥刁北和周铁燕，成了那些绅士淑女展览礼貌风度时的照顾对象。没人搭理我哥刁北比较正常。在经济时代，政治若不与权力结盟，还停留在思想意识阶段，作为画皮披在身上，累赘的成分远大于装饰。况且，我哥刁北的政治还是“不同政见”或“异议”。也与沈阳是外省有关。在北京，我哥刁北那些过时的“不同政见”和“异议”，除了记载在公安局尘封的档案里，在民间记忆中也仍有留存。“鸡的屁”的时代也取代不了时代的一切。也没人纠缠周铁燕，这不正常。很快我哥刁北也看明白了，尽管精英们都矜持清高，但纠缠周铁燕者还是大有人在。只因为周铁燕是个官宦家属中的另类，像爱笑是她特点一样，有自我意识也是她特点。由于多见，阿谀只能带给她麻木，由于淡泊，她的兴趣就与势利无关。倒是她主动凑向了我哥刁北。当时，我哥刁北正坐在吧台旁，一边转动屁股下的高脚椅子，一边和给他倒饮料的女服务员聊天。“你们酒吧这么豪华却这么冷清，赚钱吗？”这时，周铁燕坐到他身边，对他提到了我。
“你和刁斗长得不像。”
“是吗？你认识刁斗？”
“不，我，见过他，他不认识我。呵，他在台上讲课，我在台下听。但这不影响我是他崇拜者呀，辽宁作家我最喜欢他。”
“这崇拜，是不有点，啊，就听他白话几句，就崇拜……”
“你想说廉价？那可不是，全中国的作家，我崇拜的不超过五个。我读过刁斗的大部分作品，他的书，我见一本买一本。他是不出过四本书？”
“这，是吧，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他的《欲罢能不能》，你喜欢吗？”
“电视剧哈，我也，嘿嘿，没看。”
“你，你真是刁斗的哥哥？亲哥？”
至少表面上，我哥刁北不关心我写作，有时我告诉他我正写什么或发表了什么，他只礼貌地啊啊几句。《欲罢能不能》这个扯淡的电视剧，我自己都没兴趣看，更没对他说过。但别人在他面前表示喜欢我作品，他还是高兴，不像周铁燕听别人表示敬仰她父兄和丈夫那么反感。他与周铁燕的对话就挺客气，挺诚恳。他解释说，我们的确是亲兄弟，说他知道我挺勤奋，但我写的东西，他看的不多。“主要是看了也不知道好坏，”他说，“什么事儿都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像我这种人，连热闹都看不出来，只能不看。”周铁燕说也是，像你们的哲学书，我就死看不进去，可你们搞哲学的，却觉得它像小说故事那么迷人。我哥刁北说他们给我戴高帽呢，我哪是搞哲学的，就是以前喜欢哲学。周铁燕说那现在呢？我哥刁北愣一下，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说现在也不讨厌。周铁燕也笑了。本来她一直都微笑着，这会笑得更灿烂了。“我相信了，你是刁斗亲哥。”她说。我哥刁北问凭什么，她笑而不答。然后，她转了话题，实实在在地又问一句：“你真的，靠替死人写临终遗言为生？”
这之后，他们越聊越近边。一般来讲，我哥刁北闲话不多，更不愿意把话题引入私生活领域，包括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可此时，在周铁燕面前，说不好为什么，他竟心甘情愿地随她漫行，让他们的话题走向了家常，连他大倪可心六岁都告诉了她。周铁燕以她本色的天真大惊小怪：哈，真巧，我家许明也大我六岁。周铁燕说话，不矫揉造作或言不由衷，不给人以俗气之感。她的天然、坦率、质朴、热切，能从各个方面烘托出她的真实与快乐，那是能感染人的真实与快乐。我哥刁北有点喜欢她了，她的得体和适度让他舒服。我哥刁北一直以为，他不会喜欢有着周铁燕这种背景的女人，甚至，有了潘秋菊，他都不会再喜欢其他女人。倒不是为了理论上的专一忠诚。他与潘秋菊没有专一忠诚的义务。他只觉得，不会再有潘秋菊那么让他放松又理解他的女人了。和潘秋菊在一起，他有躺在母亲怀抱的感觉。周铁燕是另一种女人，是长不大的孩子，她理解他，也只能肤浅地理解，若她爱他，定然会有点缠人，并带给人某种隐约的压力。他却喜欢上了她。我哥刁北自己都惊讶。当然了，如果没有此后，我哥刁北对周铁燕喜欢的时段将只维持一个下午，冷餐结束，他的喜欢也会结束。
冷餐结束前，周铁燕问我哥刁北，《作家文摘报》为什么不再连载《痛哭一晚》。她猜得出我哥刁北没有答案，也想到了我哥刁北不会知道《痛哭一晚》的结局怎样，但是，她太希望知道故事结尾了。说着，她背出了舒婷《神女峰》的片断：“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你看，我知道刁斗这小说的标题从哪来的。”她炫耀才学时，更像渴望得到家长赞美的女孩子了。
我哥刁北对与《痛哭一晚》相关的事一无所知，但知道舒婷，也背过她诗，当年，在一本朋友们秘密传看的地下刊物《今天》上，他读到过并背诵过舒婷以及其他诗人的诗。这时啤酒已经让他脸色酡红，他就借着酒劲，成了一个渴望得到家长赞美的男孩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分手时，两人都有点意犹未尽。他们互留了电话。我哥刁北答应周铁燕，会尽快找我要一份完整的《痛哭一晚》。
《痛哭一晚》始发于合肥《清明》双月刊，当时还未收入集子，我只有两册样本，舍不得给人。但我哥刁北要，非同小可。我什么也没问，立刻送去杂志，他说过几天还你，我说不用不用，看完你随便一扔就行。后来，周铁燕去我哥刁北家还杂志，带去了她自费出版的散文集《酽酽心语》和长篇小说《浮萍》，请我哥刁北转我“指正”。这回我哥刁北没痛痛快快地答应她，或者当时，或者事后，他先读了或草草地翻了那两本书，然后，或者电话或者当面地，对她作品提出了批评，等于否定了人家的文学才华。“这种东西给刁斗看，你不觉得是为难他吗？”我哥刁北端详着《酽酽心语》与《浮萍》的封面说，“他说好吧，显然是假话，连我都能挑一堆毛病，他也算这行里的专家了，怎么通得过？可我把书转他，他会知道你是我朋友，他又怎么说不好呢？”
大概就是周铁燕的文学自信被我哥刁北击溃这天，她的女人自信得到了肯定。她被我哥刁北批评得流出眼泪时，我哥刁北张开双臂，把她搂进了怀里。
“你这为死人代言的家伙，怎么那么懂活人的心思……”
北京张开双臂，把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搂在怀里，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再张开双臂，把成千上万名学生搂在怀里，成千上万名学生同样张开双臂，把冲动、好奇、义愤、恐惧、决绝、凑热闹和恶作剧等种种情态搂在怀里。
一篷篷帐蓬五彩缤纷，像雨后的蘑菇或水中的荷花，盛开在骄阳下暖风中。帐蓬里外，躺的都是绝食学生。也有坐着和走动的。估计走动的没参加绝食，是负责照料绝食者的。高音喇叭较劲般地吵嚷，让人心烦意乱，有支持绝食的，有反对绝食的，也有播放音乐缓解气氛的。我哥刁北走在广场边缘，一副欲留还去的样子。这能反应出他的矛盾心态。他到北京已经一周，一周里，他头一次来天安门广场。此时，他刚去车站买来下一天晚上的票，他已决定回沈阳了。这几天，他天天守着电视，守着关光给他捎回来的报纸，关光问他为什么不去广场身临其境一番他无以回答。电视报纸，沈阳也有。他穿过广场，由东向西，他的步子迈得很慢。他觉得现场固然更有气氛，可电视报纸上，有价值的信息更多更集中。电视报纸上，有国家领导人和大学生的对话，有严厉的******总理****，有沉稳的北大学生****，有慌慌张张的教育部长何东昌，有忙忙叨叨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而广场，只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帐蓬和听不出个数的广播。我哥刁北离开了广场。
是走到六部口时，有两辆平板车迎面而来。
我哥刁北往路旁移步给平板车让路，没留意那些拉车的推车的和跟在车旁谈笑风生的是什么人，直到他听到有人叫他：“哎！刁北——大哥……”同时他也看到了叫他的人，也惊讶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你是——秋菊？”
“是我，哈，世界真小啊！”
看来，两人变化都不很大。
潘秋菊是那种二十岁就已充分成熟的女人，包括身体，也包括思想。作为我妹刁星大学时代最好的同学，当初我妹刁星做人流时，是她和倪可心陪同去医院的，有需要时，医生只找她说话，好像这三个姐妹，她老大，倪可心老二，我妹刁星是老疙瘩。她小倪可心四岁，小我妹刁星七个月。当时我妹刁星在明星胡同躺一周，她至少来看过四次。学校在东郊定福庄，平常礼拜天她都不怎么进城。后两次，在明星胡同，她看到了回京探亲的我哥刁北。她是天津人，学生会干部，党员。毕业后她留在北京，进《经济月报》杂志当编辑记者。此时，她和她的伙伴们——好几家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去广场给学生送水。广场的自来水供水系统被掐断了。两辆平板车上，各摆四只大桶，桶盖盖得很严，但仍溅出少许清水。潘秋菊的伙伴们继续前行，她想拉我哥刁北重返广场，可拉不动，就留下来，与我哥刁北说话。
他们所处的位置，距潘秋菊编辑部不远，去那里说话比较合适。走到编辑部那幢四合院门口，见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堵在那里，他头发花白，把辆废铁架子似的二八型破自行车倒扣在地上，旁边扔着钳子扳手螺丝刀机油盒。潘秋菊停下，犹豫着是绕过那车摊进院还是不再前行。恰好那老头直起身子擦汗，看到了我哥刁北和潘秋菊。潘秋菊刚想开口说话，是想给他和我哥刁北做介绍的意思，可他张嘴就喊，噎回了潘秋菊要做的介绍，也不顾我哥刁北这个潘秋菊的客人就在身边。
“我告诉你小潘，你可不许不严格要求自己，你是新上任的编辑部主任，要有纪律观念和政策观念。哼，你不去就是违纪旷工，就是自由主义！小徐去不了，他妈癌症了；老宋也去不了，他孩子绝食呢……哎，这是你活不？我才想起来，你的活你不干，让我找别人替你去，我还就替你找，我脑子进水了是不。告诉你呀你必须去，我这等着发稿呢……”
“我们总编。”潘秋菊瞪老头一会，这么对我哥刁北说一句，转身就走。
“哎哎不好吧……”我哥刁北轻声提醒潘秋菊，知道没用，只好转身跟了上去。他们没进编辑部的四合院。
在不知往哪去的路上，我哥刁北问明白了，这两天，有个去黑龙江的采访任务，按分工应该潘秋菊去，可她这几天长在了广场，吃饭睡觉都没时间，哪有闲心去黑龙江。我哥刁北劝她别跟领导拧着，并建议她，即使留在北京，不去黑龙江，也该猫在办公室远离广场。那是是非之地呀，我哥刁北语重心长地说，参与进去凶多吉少。听我哥刁北这么一说，潘秋菊站住了，瞪我哥刁北。她这回的瞪，和瞪她总编的眼光不大一样。我哥刁北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只笑笑。你不了解我，十多年前，我跟今天一样窝囊，他说，咱们这是去哪？
这时他们拐进一条细胡同，胡同口的灰砖墙上，镶了块红牌，写着“裕祥胡同”。潘秋菊领我哥刁北来到一栋破旧的四层楼前。我家，她说，随即上楼开锁进到屋里。
如果先前知道进裕祥胡同就是去潘家，我哥刁北可能会拒绝，甚至已经进屋了，他也会屁股没落座就张罗告辞。他和潘秋菊原本就不熟，又多年没交往了，对人家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他不想给个女人惹出闲话。可是，进屋后，抬头的第一眼，竟让他看到一样本来属于他的东西。他没法走了。
无暇偶待客有闲乱翻书醒时笔纵马梦里腹怀珠
录刁北句于庚戌年深秋菊尽无花之北京梁栋
“这，这，它怎么挂这儿了？”墙上的一方小镜框中，裱着幅龙飞凤舞的草书书法。我哥刁北心里反复吟哦，面部表情是张口结舌。
潘秋菊正在厨房拈茶泡水，听我哥刁北叫，忙跑回来，也看墙上。只看半眼，她脸就红了。“嘻，嘻嘻……”后来她说，她领我哥刁北到家里来，什么都没想，只觉得这里安静，说话方便。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为巧遇我哥刁北这“老政治家”感到惊喜，她愿意听听他的“高见”。至于她家墙上挂幅我哥刁北的诗，她早把这茬忘脑后了，她没雅兴天天欣赏诗词书法。它是一年半前，结婚时，她丈夫为装点新房挂上去的。如果事先她想到了墙上有它，也许都不会把我哥刁北领到这里，毕竟，那幅字是她未经主人允许私下截流的。现在主人发现它了，她得马上开动脑筋，为这幅字出现在她家找点理由，而那理由，一定得比“深秋”与“菊尽无花”这两个词的组合再高明点，再可信点。“嘻，嘻嘻，它怎么不能挂在这儿呀？我是特意带你过来看看，它一直像面旗帜一样，高高挂着呢。你没想到吧？你是不以为，它早不在这世界上了？”
我哥刁北无言以对。一件二十年前的旧物，竟能这样匪夷所思地出现在眼前。是的，潘秋菊没机会事先回家摆布一番。他早把它忘了，更没想过，它是否还在这“世界”上。我哥刁北想到，四十分钟前，潘秋菊与他打完招呼，感慨的第一句话就与“世界”有关，看来这世界真的不大。“是啊，世界太小了，”我哥刁北模仿着潘秋菊的意思说，“它想丢，都丢不出我视力范围。”话一出口，我哥刁北就脸红了，这样的表达有点犯酸。但在那之后，他成为临终遗言的代写人后，发现这样的表达挺受欢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使用它的意思，大萝卜脸始终不红不白：
“世界真小呀，才走出去五十年，我就又回到了这里。”
“这小小的世界一直捧在我手心中。”
“眼里世界窄，心头爱意宽。”
倪可竞连续两遍问我哥刁北怎么想的。你打算离婚吗？别说话别说话，我哥刁北冲她摆手。他的心思，没在离婚上，在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音员正播送中央决定，******方励之******，被开除了党籍。
“******我知道，那个王什么和方什么也写报告文学的？”倪可竞只能把注意力也转移过来，转向两只摞着的铁皮箱子上的收音机那里。
“离婚？你要离婚？”电台里没有******方励之******了，播的是岁末的寒流冻死多少美国和欧洲流浪的穷人。“对不起，你坐，把大衣脱了吧，拍拍雪。下雪啦外边？”我哥刁北关掉收音机。
几分钟前，倪可竞敲门进屋时，我哥刁北态度冷漠。好像数年没见面的大姨姐，只是个上门查表的电业局女工。他注意力集中在收音机里，他不想错过新闻提要里预报过的重要内容。倪可竞没想到我哥刁北这么无礼，她坐都没坐，张嘴就问，我哥刁北是否打算与她妹妹离婚。是连问两遍后，她才意识到，我哥刁北没想慢待她，只不过她的进屋，恰好与******方励之******被开除党籍赶在了一起，而我哥刁北，对******方励之******关心的程度，超过了对她的关心程度，也超过了对自己婚姻前景的关心程度。但我哥刁北对她的关心，对自己婚姻前景的关心，又超过了对那些在美国欧洲被冻死的流浪穷人的关心，这让倪可竞的愤怒得到了缓解。她脱下大衣，坐下。我哥刁北忙碌起来，倒开水，拿苹果，还用温水涮条擦手毛巾，并絮絮叨叨地问她怎么找来的。来沈阳出差？这中间，我哥刁北叫好几声姐，但叫得生硬，像说英文。直到倪可竞说，前些天她去趟日本，见到倪可心了，我哥刁北才安生下来，点了支烟。
“可心让我告诉你，她挺好的，刁婵也好，你不用惦记。”
“哦。”
“她，她还让我说一声，她和个叫枝子的女朋友一起生活，她说你见过她，她当时去你家，收购可心绣的台布……”
“哦。”
“可心想知道，你，谈朋友没，女朋友，是不是想结婚——可心没别的意思，她意思是你要结婚，得先跟她离婚。”
“哦。”
这样的对话又进行几句，我哥刁北情绪正常了。他说他没女朋友更没想结婚，在是否离婚问题上，他无所谓，倪可心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需要出什么手续他全力配合。我哥刁北的回答里没有指责，不含怨气，是他一向对待日常生活问题的散淡态度。倪可竞似乎受了感动，说可心一直爱你，夸你人好，又说，可心也这意见，如果你想离婚，她一定全力配合，需要什么手续她出什么手续。但如果你同意先不离婚，她非常高兴，她暂时还是“黑人”，跟国内这边交涉离婚，特别麻烦。这之后，他们又心不在焉地聊了些别的，包括******方励之是干什么的。我哥刁北送倪可竞下楼时，见楼拐角处，有辆挂沈阳牌照的老式伏尔加停在那里，上面覆层薄雪。倪可竞一走过去，那车右边前门就打开了，有个年龄不大的白头发男人从副驾驶位置上跳下来，满脸堆笑地喊“倪处长”，同时，车里的司机也发动了车。“倪处长”傲慢地两边甩一下披肩长发，给那年龄不大的白头发男人和我哥刁北介绍了一句。再隔一天，年龄不大的白头发男人和那辆老式伏尔加又出现了，年龄不大的白头发男人把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原装索尼彩电和一封信交给我哥刁北。倪处长昨天走的，年龄不大的白头发男人说，倪处长吩咐，今天把这电视和信给你送来。信上，倪可竞说，电视是倪可心托她转交的。
后来我妹刁星转交倪可心给我哥刁北的钱时，“倪处长”已当上“倪司长”了，去日本的频率，相当于我哥刁北去北京的频率。有一次，我哥刁北去她办公室取倪可心和刁婵的一盘录像带，她只字没提倪可心给我哥刁北寄钱的事。我哥刁北也没提，他估计倪可心没把这事告诉她姐。倪可心寄给我哥刁北的日元，平均下来，兑换成人民币，没我妹刁星工资高，与我的工资不相上下。这么些年，我的工资多次上涨，我哥刁北的收入也相应增加。在我看来，对倪可心的判断有误，肯定是我哥刁北这一生里量人度事上的一大败笔。倒不在于给不给电视寄不寄钱。也许我哥刁北也能想到，倪可心是个有情有义有长性的人，可他绝不会想到，倪可心还是个周密细致有趣的人。如果他们还一起生活，没准彼此会很开心。但对倪可心多了好感是一回事，受人供养则是另一回事。我哥刁北几次利用我妹刁星的公家电话，与倪可心商量离婚事宜，他明确表示，他讨厌当“二爷”。
“现在你有日本户口了，办离婚手续省事了吧？”
“你着急和别人结婚啦？”倪可心蔫蔫地开他玩笑。然后又蔫蔫地正色道，“离婚总比不离麻烦，不过你要想离，我也只好不怕麻烦了。但有一点，离婚了，我也给你汇钱，顶多少汇四分之一，取消我四条理由中的第三条。”
纪学青/纪安妮的警惕是多重的，对婚姻问题的警惕，所占比重应该最大。
她坐得很直，神经绷得如同琴弦，在她温软的身体上弹奏着僵硬。这是她思虑过度的结果。我哥刁北问她腰腿疼不疼或眼睛花不花，她都要从中发掘出五层意思，并为之准备七种答案。至于她要提给我哥刁北的问题，只有一个，就写在她脸上，像烙在宋江脸上的印记那么清晰：你为什么找我？我哥刁北没径直回答纪学青/纪安妮脸上的问题。上一次见面，前天，他们刚坐下，电话就把她找走了。她是忙人。临走她记下了我哥刁北的两个手机号码，一个北京的一个沈阳的。她答应尽快与他联系。她没食言。她也的确太想弄明白了：他为什么找她？总不会就是为了借《中国》吧。隔一天，她来国贸开会，找到溜号的机会，就“尽快”约见了我哥刁北。不能说她一点没有怀旧的热情，但她知道，不那么简单，所以她更想问的，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找我。我哥刁北有点伤心。三十年了，他们之间应该有无数问题提给对方，独独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问。“为什么”是这世界上最功利的句子。温故忆旧追怀往昔，是人基本的精神生活，一个还乡游子回老家看看，老家能劈面就警惕地问他为何归来吗？女外交官纪学青/纪安妮是个有国际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经验的人，斗争惯性，让她把国际经验引入日常生活，运用到了我哥刁北身上。听我哥刁北简单说完自己的情况，她便含蓄地、渗透式地、漫不经心地、但又态度明确地表达了如下意思：虽然她独身，但也不能与任何人结婚，包括我哥刁北。
刚才窗外还天光晴朗，这会，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
“你——这——我说过要和你结婚吗？”
“哦，那就好。那你找我，为什么呢？”纪学青/纪安妮先沉不住气了。
“我，我是想通知你一声，我要见貂蝉。”我哥刁北也沉不住气了。
“谁？”纪学青/纪安妮身子一震，脸白了。她更加的沉不住气了。“你胡说什么你！”好像她坐的是把电椅，刚才没通电，现在通了。“你可能误会了。这我有责任，对不起。”很快，电源又切断了，女外交官纪学青/纪安妮镇定如常。“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刁北。你想你的刁婵，可以去日本看她，或让她回国来玩。”
“学青，我希望你正视我的存在和我的要求，别以为一打岔就过去了。”我哥刁北调息运气的能力没纪学青/纪安妮强。他没有外交经验。
“刁北，当年我拍那个电报，流露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感，那个‘貂蝉的妈妈’，相当于隐讳的情话，真是你误会了。你不该出现在我平静的生活里，我不想回顾过去……”
“学青，我能理解你不愿意回顾过去，但不能配合你抹杀历史，尤其是，那历史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我，属于我们女儿……”
“你过分了刁北，你这是乱扣帽子。难道我捏造个根本不存在的女儿就是承认历史？”
“没想到，一辈子都活下来了，纪安妮女士还这么，恶习难改。”
“请不要阴阳怪气。你什么意思？”
“我是想到，你三番五次地改名字，这算不算尊重历史呢？你用学青向江青的时代致完意，又用安妮向安东尼奥尼的时代致意……”
“你，你信口雌黄！”纪学青/纪安妮几乎拍案了。但没拍，她的修养不允许她拍。她保养很好的白净的手，也拍不动。她起身，欲走没走又坐下来。“请问刁北先生，江青有什么时代？她再折腾也是她那时代的小角色，我犯不上向她致意；安东尼奥尼更没有时代，也许他在电影界有时代，在意大利有时代，在中国，都没几个人知道他老大贵姓，向他致意，我能占什么便宜！我可以给你解释，我叫纪学青，是因为纪艳丽这名字太俗气了，而我又生在青岛；我叫纪安妮，是因为读研究生时，外教要求我们必须有英文名字，是外教给我取的这个Anne……”
“对不起学青，我有点冲动，我胡说八道了——”
“没关系刁北先生，得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又要先说再见了，我部里还有工作呢。”
我哥刁北的视线追在纪学青/纪安妮身后，一直追到她钻进一辆红色出租车，红色出租车又驶进了灰蒙蒙的细雨。他掏出电话，愣一阵神，按通了纪学青/纪安妮的手机。连按两次，纪学青/纪安妮都不接，都按了切断键。我哥刁北写了条短信：“学青，我不光知道纪貂蝉的情况，也知道纪飞燕以及已故纪德先生的情况。”短信发走后，等了十分钟，纪学青/纪安妮没作回复。也许她手机没短信功能，或者她不会收发短信。这样想去，我哥刁北轻松一些。他起身朝咖啡厅门外走。纪学青/纪安妮看不到短信倒更好些，否则，那几行未经思考打出的文字，太像讹诈了，至少是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