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胡适因为国家的兴亡迫在眉睫，早已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
抗日战争中，中国因为坚持抗战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在国际上赢得极高声誉。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都以为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最好机会，但是没想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很快被随之而来的内战所破坏。
就在这时，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他的校长胡适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邓同学在信中表示，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七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感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胡适针对他所谓的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的道理。所以胡适认为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在这封信里，胡适告诉自己的学生：“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二〇一～二〇五页）
后来，胡适把这封信改为《青年人的苦闷》公开发表。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把“除了苏俄之外”改为“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指的是哪个国家。可悲的是，胡适的这一担忧很快便在天翻地覆中得到印证。
除此之外，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也值得注意。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要内容谈的是选举，其中谈到普通公民或民众团体能够做的三件事：
第一，要用批评、讨论的方式来影响政治。
第二，要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这就是所谓“扒粪精神”。
第三，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参加选举。
这时的胡适因为国家的兴亡迫在眉睫，早已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那样很容易被利用。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追忆胡适》第四七八～四八九页），可谓胡适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