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在谈论清华大学的历史时，国人对罗家伦知之甚少，评价不高。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所谓知人论世，最忌脱离实际，甚至党同伐异。罗家伦是国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
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的名声。为改变过分依赖外国的状况，该校从一九一六年起，经过十年酝酿，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成立大学部。即便如此，要正式改为大学也不容易。一九二八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走马上任，当时国民政府给他的任命是“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很不满意，认为在清华大学前面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之嫌。经过一番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的体系。据冯友兰说，当年校牌上那“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为谭延闿先生所写，这是我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把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看作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二，他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
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会虽有美国公使参加，却基本上由中国外交部控制。于是，这几百万美金就成了外交部少数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的本钱。按规定，清华的日常开支是由美国使馆按月交给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只要把这笔美金兑换成国币，就有上万元的赚头。更有甚者，他们还拿清华基金去炒股买彩票，赢了归己，赔了归公。罗家伦发现，有人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该银行就倒闭了。所以他在上任时气愤地说：就这样，四百多万元的基金，只剩下二百来万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以辞职相抗争，并通过报纸把黑幕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会还推举冯友兰为代表去南京交涉。最后这笔钱的主权终于归还清华，并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基金已经积累到一亿三千万左右，这显然与罗家伦的抗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他为清华大学增添了一批基础设施。
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所以他刚上任就明确指出：“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设备。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每年至少要拿出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来购置图书仪器。清华人比较爱吃，也比较洋气，针对这种现象，罗家伦一再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要讲究、要舒适，宿舍则一定要朴素、要实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从宿舍吸引到图书馆和实验室来。著名戏剧家曹禺直到晚年还对清华图书馆怀念不已，是因为他的《雷雨》就诞生在那里。可见人们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水木清华的“三宝”，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
前些年，冯友兰和陈岱孙分别对这个问题作过介绍。冯对罗评价较高，但是对制度的确立言之不详；陈的评价稍差，说罗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会。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指出这一制度的依据是一九二九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一九二九年正是罗家伦担任校长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重要文件是蔡元培让罗家伦拟定的。教授治校在当时曾引起较大争议，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还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十多年以后，罗家伦在贵阳举行的清华同学会上说，事后证明这个规程是很适用的。几十年后，冯、陈二人重提往事，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制度的赞赏留恋以及后来的失落。这也说明，在清华大学民主体制的建立上，罗家伦确实是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罗家伦在清华园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不收女生，如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按照正常程序是把问题提交有关部门，结果很可能是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但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他一上任就分别给教职员颁发了聘书和委任状，在强调聘书比委任状重要的同时，还为教员增加了工资，并降低了高级职员的薪水。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冯先生说，当时有个比喻：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如果说冯友兰与罗家伦私交不错，他的话也许有点感情色彩的话，那么吴宓就完全不同了。查《吴宓日记》，罗家伦上任之前，吴对他心存芥蒂。经过短期相处，特别是听到加薪的消息以后，吴的看法有所转变。为此，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
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日战争爆发，一共不到十年时间，就培养出钱锺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一切，能与罗家伦没有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