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 为请求发还前经敌人强占之福新第一、第三、第六面粉厂及福新运输堆栈事。窃商所有之福新第一面粉厂坐落于上海闸北光复路四二三号，福新面粉第三、第六面粉厂及福新运输堆栈坐落上海小沙渡路浜北。八一三事变后即被敌人强占，嗣后交由敌方三兴面粉公司而为经营。商议我国全面抗战，抱敌忾同仇之心，对于个人损失自应忍受，故从未过问。不意敌人至民国三十一年间，竟实行其强制亲善诡计，图麻醉我国民心，名以上作为所占民产故发还我国人民，暗使经营该厂之地方三兴面粉公司向商强行要求订立租约，不允以违抗论，将有不利，如此仍可达其继续强占之实。商处于恶劣范围之下，不敢违抗，只得就其预行拟定之租约上签字，作为出租。凡此依各该租约第一条所载之文字即可推见，且敌方三兴面粉公司于签约当时，尚欲掩饰其强制订约之行为，嘱商应聘律师以为证明。商以此种敌方故弄玄虚行为，在恶势力范围下，不得不俯首就范，当非自愿，因即虚与委蛇，所幸事过境迁，敌方亦未过事请求，故各该租约上虽有证明律师四字，而却无证明律师签名，使该约留一未全完成之痕迹，是以商之第一、第三、第六厂及福新运输栈始终在敌人强占之中。现我国抗战胜利，敌人投降，敌人强占之福新第一、第三、第六厂及福新运输栈已蒙钧处接收在案，为此胪列敌人强占之事实。伏乞鉴核发还，俾得整理复业，实为德便。
谨呈
上海市粮政特派员办公处
福新一、三、六厂代表
王尧臣（印）
到了1946年6月间，工厂的主体是发还了，但是福新堆栈和原先仓库中的物料和设备却没有发还。曾外祖父不断写信催问，拖宕多时终于发话下来，说是仓库的东西已经封存了，属于政府要拍卖处理的一类，福新面粉厂需要的话，出钱买回去好了……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既然是福新面粉厂的东西，为什么要自己买回去？明摆着敲竹杠嘛！曾外祖父没有办法，只好再写信，请求“保留优先承购权”。他于6月15日再次致函上海粮政特派员办公处，文称：“窃敌伪三兴四厂遗留此间什品，前经陈监理核实造册委托敝厂暂行保管，旋经派员复勘在案。查册列家具器材什品，除麻袋六三二只及布皮袋三〇八八四只已由钧署知照江海关派员会同陈监理来厂提去外，其余物品，仍由敝厂负责保管，各该物品，大半系敝厂原有，军兴以还，即被敌人强占。惟现在既经钧署决定标卖，敝厂拟恳准予保留优先承购之权，谨将保管之家具、什品及机用零件分别缮列清册，呈请鉴核，务祈逐一予以估价，俾备款承购。是否之处，仰乞核示遵。”
1946年10月，该发还的物件和栈房仍没有如数发还，原定可以优先购回的设备和物件说变就变了，一直拖到1947年4月26日，才由中央信托局通知福新面粉厂，所请承购之敌遗物资，经估价为法币3822000元，并“限于文到一星期内缴款结案”。这么大的款项，王尧臣自己不便做主，只好召开董事会商量决定。
在无锡的茂新面粉各厂的发还也是步履蹒跚，气得荣德生老先生骂山门：“接收茂新二厂，手续之烦，过于创建。当年兴办，三言两语，即告成功；而今则周折多端，来往公文，奔走联络，接收到手，时逾三月，用去车旅费看守费等，已不资也。次日，接收申三电机间，曲折重重，同于茂二。层层推诿，官说官话，不顾民瘼，比之日人，不相伯仲！”【注：《乐农1945年纪事》。】
纸上的“大申新计划”
关于荣尔仁先生的“大申新计划”，具体体现在他于重庆重新注册登记总公司时所拟定的章程42条。跟过去的总公司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有两条：
一是，确立新的茂福申总公司是公司内所有企业的唯一法人。过去的总公司不是一个法人，茂新、福新、申新三个系统各有法人，甚至同一系统中有的工厂还另有法人；
二是，改过去的无限公司为股份制的有限公司。原有茂新、福新、申新各企业，都是无限公司或合伙组织。
对于这样一个大变化，荣家与王家各房反应强烈，多数人认为荣尔仁想专权。荣鸿元只赞成其中的一半，即赞成第二项，而抵制第一项。他提出一个以总公司原有的组织为基础的方案相抵制，但是在改变过去的无限公司，采用股份制的有限公司方面，他们还是一致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王尧臣、王禹卿兄弟都是与大房荣鸿元他们站在一起的，他们赞成放弃过去无限公司的老办法，而采用有限公司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至于统一组织机构，统一一个法人，他们不能接受，因为福新系统已经独立经营这么多年，现在要他们受荣尔仁的节制，自然是行不通的。荣德生则连采用有限公司的方式都不同意。荣尔仁面对这么多对立面，纸上的计划只能搁浅无疑。
申总法律顾问过守一后来回忆此事说：“抗战胜利以后，荣尔仁由重庆带回来‘大申新’计划，筹备组织有限公司。荣尔仁找我，叫我准备章程草案。我和荣孝范参加过这桩事情的讨论。听说，荣尔仁在重庆已注过册，准备拿到上海来实施。在荣家家庭会议中，荣鸿元表示反对，说：‘我喜欢掮着瓜子做买卖，高兴时去卖，不高兴时自家吃吃。’吴昆生对此事亦反对，认为这是荣尔仁想借此抓权。荣德生则一贯反对组织有限公司。可是王禹卿却赞成组织有限公司。福新开过股东会，荣尔仁代表荣德生出席，会上一致同意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并托江万平会计师办理手续。钱孙卿之子（钱钟汉）到无锡把这事告诉荣德生，荣德生来信声明未托荣尔仁代表，也不赞成组织有限公司。当时荣尔仁非常难堪，无法下台，几乎想和荣德生脱离父子关系。”【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申总法律顾问过守一的记录，1959年1月。】
最终，在“接收”和“大申新计划”这两个回合中，荣家大房均占了上风。
荣鸿元不幸进了班房
按说荣鸿元抗战胜利之后有了宋子文这个大后台，很多事情都好办多了，但是国民政府中派系林立，抗战胜利后又面临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势——美国人要向中国倾销战后剩余物资，而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就群起反对；国民政府要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势必与私人公司和厂家抢资源和市场；国内战争迫在眉睫，国府对解放区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又与各厂家的产品推销形成矛盾；******为缓解矛盾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包括新的外汇政策，还派出******到上海“打老虎”，都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这期间，荣鸿元像是吃了豹子胆，总是挺身出来叫板，这就酿成了更大的麻烦。
1946年8月17日，由于外汇汇率的调整，引起了物价上涨。美元汇率从中国法币2020元调整为3350元，这样一来，小麦价格相应而上。1946年新麦一登场，价格就超出往年，从原先每市担1.5万元上升为2.0万元，面粉价格从1.2万元上升到1.5万元（汇率上升66%，麦价上升33%，面粉价格上升25%）。这么一来，市场秩序大乱，投机活动猖獗，社会恐慌，民怨沸腾。为此，国民政府用行政手段对上海的面粉价格进行干涉，先后实行过两次限价，第一次叫平价，第二次叫限价，都给私营面粉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所谓平价出售面粉，国民政府指定由上海阜丰、福新、华丰、裕通和无锡茂新等五厂具体承办。当时，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召集各个面粉厂主要负责人开会，要求厂商协助政府平抑面粉价格。王禹卿和阜丰、裕通、茂新厂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表示，抑制物价过分上扬，稳定社会生活“义无旁贷，一若无辞”。从8月19日到9月21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1.39万元的价格，联合抛售了50万包面粉。这个联合行动开始的头一个星期，市场的确是有效的。中国最大的几个面粉厂联合行动，用50万包面粉集中轰向市场，面粉价格的确被压下去了，每包价格一度跌回到1.3万元以下。但是好景不长，市场很快就反弹了，因为小麦的价格在带动。小麦的价格在每市担2万元左右仅仅稳定了一个月，就立马回升到2.4万元，原料涨价势必引起面粉成品价格上涨。这样一来，王禹卿等坐不住了，如果继续按政府规定的平价面粉售出，不仅亏蚀很大，而且无以为继，因为市场没有平价的小麦供厂商购进，今后的生产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王禹卿等面粉厂负责人联名于9月21日致电国民党行政院和粮食部，请求改变抛售办法，或者提高价格。宋子文答复说：“你们的亏蚀由政府设法弥补，小麦的原料由政府拨给一部分洋麦，但上海的面粉价格必须仍由五家面粉厂按平价销售。”那么只好继续维持。结果又维持了一个多月，五家面粉厂共销售平价面粉41万包，损失9.27亿元。宋子文说话也算数的，按平价拨给了5000吨洋麦和2500吨洋粉作为补偿，但是厂家仍旧是亏。而且，一个月后的市场行情又控制不住了，如果继续按平价出售，不仅厂商亏蚀，而且徒使投机商中间渔利。宋子文看看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就同意以2万元一包的价格，仍称为平价面粉投放市场。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三个月内，五家面粉厂又抛售平价面粉100万包，亏损自然是明摆着的。但是，市场的价格像是火山爆发时的浓烟，不可遏制地上升和扩散，你再抛售平价面粉也压不住已经喷发的地火，市场价格还在上扬。这三个月中，小麦价格上涨了五成，面粉价格上涨了三成。
更严重的是，1947年春节以后，汇率继续上调，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从3350元上调为12000元，影响所及，物价飞涨，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此后，市场小麦价格的上涨速度不是1000、2000，而是5000、1万。面粉价格上涨的速度也不再是300、500，而是3000、5000。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出面，由粮食部、上海市政府、中国农民银行等与五家工厂负责人协商，由中国农民银行贷款购麦五万担，交五家工厂磨制平价粉。但是，这时候的市场已经接近疯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这个时候的经济，已经不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面粉价格的疯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人心丧尽，是政权的摇摇欲坠。
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击，是1948年的“八·一九”限价，也就是******作为钦差大臣到上海“打老虎”的前后时间，这一招的最后结果是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更乱，人心更乱，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进程。
荣鸿元为了企业的利益，斗胆与蒋家太子唱起了反调。众所周知，这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结果荣鸿元被投入监禁达77天，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
眼前这一切，王禹卿都看得很清楚，他觉得这个市面实在是太乱了，荣家人有宋子文这个大后台也搞不定了，大房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了，整个经济局面也将不可收拾，于是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1948年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时，他与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侄子王云程身上。
命运多舛的启新纱厂
我的三舅公王云程作为王家第二代中的佼佼者，抗战后他有着自己的复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