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是这么以为的：她是勇敢，她这个职业妇女成为皇后，将对日本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这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女革命者献身”的说法，张爱玲的《色，戒》里也做过这个梦，事实证明破产了。在百思不得其解下，我也产生了虚妄的想法，就像当今一些作家那样，认为“底层”未必就没有快乐，甚至还可以“高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我一直对宫廷没有好感，我讨厌看“宫廷戏”，一如我讨厌金色。虽然现在皇室已权力不再，但在其内部，仍然是控制极紧的。这个女孩所放弃的，不只是工作，还有原本的家庭、朋友、未来，甚至是21世纪。负责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宫内厅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记录下她的公开言行。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公婆，她都必须行礼，必须弯腰六十度。她必须尊称自己的丈夫为“东宫太子殿下”，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她唯一扮演的角色就是端庄恭敬的妻子，永远保持在丈夫身后三步的距离。唯一的任务，就是产下菊花王朝的男性继承人。著名小说家、后来担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就有名言：“丧失生育能力的女性若是还继续活下去，根本就是浪费和罪过。”这话激怒了女权主义者，一百三十一位妇女控告了他，但这个法制国家对此类毁谤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定处分。地方法院的法官川村义辉驳回此案，说：“很难判断他的言论是否有造成严重的情绪伤害。”人们总将雅子妃跟黛安娜王妃相提并论，实际上，黛妃的痛苦经验放到雅子那里，只是小菜一碟。
据说面对婚事以及之后的宫廷生活，雅子作了万全的准备。她向年长的圣贤智者学习各种知识，包括皇族历史、宗教仪式、宫廷用语（这连具有一般教育水平的日本民众也无法理解），还有书法，还有和歌。她小心翼翼于繁复的皇室礼仪，尤其是鞠躬行礼。爱斯基摩人用18个词语形容雪，夏威夷人用47种词语形容香蕉，阿尔巴尼亚人用27种词语描述胡须，而日本人则有6种词语用来评价予人第一印象的动作——鞠躬。必须有精确的鞠躬方式与角度，这关联着行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地位；绝对不能把“最敬礼”以连连点头致意的方式带过，否则就成了无以弥补的失态行为。
什么是“最敬礼”？字典解释，是“鼻子几乎贴近双手，虔诚、低姿态的鞠躬方式”。而连连点头致意，则是“阿谋奉承的连续点头”。尽管如此，她仍然被指责了。在宣布订婚的第一次联合记者会上，雅子说起了她的计划与抱负，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居然说了9分37秒，比德仁皇太子多出了28秒，礼俗规定她的长度只能是丈夫的一半的。那个在东宫已经做了二十年的内侍的皇太子主要朝臣、重要亲信之一的滨尾实，就指责说：我认为她不够谨慎。整体而言，她说太多话了，甚至还说了没有被问及的事。还有似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例如走在男人前面，也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女士优先”，这些行为在美国也许会被接受，但在日本，她应表现得更加庄重。
那场记者会成了雅子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的最后一次，宫内厅从此下了禁口令。从此以后，她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绝不主动说话，也不能即席发言。而且，她还必须一秒钟也不能放松她的笑容，以免让狗仔队捕捉到瞬间的画面，让虎视眈眈的媒体找到机会，拟下这样的标题——“忧愁的王妃”。她最终真的“忧愁”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然她也企图突围。2008年1月1日，元旦，是宫中最忙的时候，她留下皇太子一人，自己跑回娘家去了。2日，天皇夫妇和皇室成员在皇宫接受一年一度的民众贺年活动，按规矩，他们应该分七次接受民众祝贺，但雅子却只在三场民众拜年上露面，而后以“健康”为由中途离场了。她的行为令皇太后美智子越来越不满，据说，在一次被婆婆训斥之后，她忍无可忍，情绪失控了，对着婆婆嚎叫。但这没有用，只能使她在漩涡中越陷越深。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指责是来自皇室的奴仆，还有那些跟他们毫不相干的民众。其实据说皇太子德仁也是厌倦皇宫内的清规戒律，明仁天皇也未必很专制，可是他们周围的人似乎比他们更热心。“皇帝不急太监急。”美智子皇后，自己也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可是她终于也无法容忍雅子了。专制制度的可怕，更在于它的“场”。那些貌似疏离的百姓呢？其实也难逃这个“场”。他们谈论雅子，每谈一句话，都溅出了一星唾沫。严格上说，袖手其实也是怂恿。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充当了推手，把一个女孩推到那个专制体制里，嵌进那个既定的模子里。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没有什么错。就像我们睁眼就能见到的：面对不平，我沉默；面对罪恶，我不喊打；我行恶了，我只是众多行恶中的一个；或者我只是公务员，只是履行公职。在我的《冒犯书》审判中，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挺和气，甚至还示好，但是他们仍然要扣你的书，仍要野蛮判决，他们是否觉得这样，将来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或者把罪责推给历史：从来如此……
我曾说，传统是有毒的。现在中国又恋上传统了，那些提倡者，未必不曾受过传统所害，他们难道不记得了吗？一个媒体曾邀我跟某人大代表辩论，我回绝了，一个原因是我知道自己的言论媒体并不能用。这也是我的袖手吧？但还是跟记者作了交流。据说对方拿日本人注重传统文化来作例证，所谓“传统和现代并存”。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往往坏的只是停留在侵华年代，好的呢，是明治时代。其实“明治维新”，只是在确立了“天皇制”之下的“维新”。这样的“维新”，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新”，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而恰是被奴役。那样的体制后来直接导致了军国主义。在专制国家，“维新”或者“革命”，常被专制绑架乃至利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对方倡导中国人要恢复穿汉装，一个理由是日本人到现在还在穿和服。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很少穿和服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场合。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连在特殊的场合都不再穿，传统服装太繁琐，太束缚，他们要自由。我完全可以以此作为例证来反驳我的对手。可是仔细一想，还真不敢说，即便是不穿和服的现代日本，真的自由了吗？
雅子似乎也是不太穿和服的，但在嫁给皇太子时，她也把“十二单”穿得很不错。其实雅子从来是并不坚硬的“水”。与雅子同年龄的工藤由纪惠就说，雅子像是“不停流动的水”。她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长大，所以缺乏真正的性格。不断的搬迁导致她缺乏归属感，造成了疏离感。一直到结婚前，她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国外，这使她总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也许是个能力，但对一个日本人而言，或许更是个不祥的诅咒。她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时期，分别是在莫斯科、纽约、东京和波士顿度过的，她的那些在游乐场嬉戏的语言，也从俄文变成日文，再到英文。
大学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和牛津大学三所学校，处于不同国家的学校机构，有着差异性极大的学术要求与社会规范。她面对哈佛广场上性爱、毒品、摇滚乐交杂的景象，也能处置适当。每一次，当她安顿好，结交新的朋友圈后，就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朋友，面对雅子的两个面貌，都感到有些疑惑：一个是开朗、精神焕发的国际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谦逊、内向的日本妻子与母亲。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但她的性格却似乎发展不完全，变幻莫测。大学时代，有时她会穿着轻便的牛仔裤和有破洞的运动衫，隔天，她又会穿上完美无瑕的森英惠套装……
这似乎是一种自由，其实不然。这不是自由。自由是以意志为根基的，当意志没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时候，自由可能形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走向马丁·路德所说的“奴役”。那充其量只是漂泊。漂泊是没有归宿的，只有茫然，痛苦和愤怒也是建立在茫然的基础上。明白地说，自由是一种定力，在没有自由，或还没有充分自由的环境下，自由是可疑的，不抗争而产生的自由，是危险的。自由要自己把握自己，如果不能自己把握自己，就只能被制度所掌控。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自己的囚徒。
我一直也因疏离而自得。虽然没有外在的自由，却竭力扩展内心的自由。我抛弃体制，放逐自己，但我这艘没有发动机的空船，也许反容易被旋进制度的漩涡里，就像《朗读者》里的文盲汉娜。当然，我不是文盲，我有文化，可是我是文化的俘虏吗？我会反抗，我是反抗的“被缚者”（艾兴格尔笔下那个人物）吗？当我在日本对皇太子婚礼漠然处之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孤岛，很可能谁都可以登陆？果然，我其实无时不刻不在希望着自己国家强大起来，我有本能的荣誉感，假如2008年我还在东京，或是巴黎、纽约，我是否也会举着五星红旗上街护“圣火”呢？不要看我无所事事地漂泊，恶魔最喜欢去大街上搜逻孤魂野鬼，很多时候，孤魂野鬼是最凶恶的。
许多年后，我读到别尔嘉耶夫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我暗暗惊讶，好像他就是针对我说的：“在俄罗斯侨民里，我发现了和在共产主义俄罗斯一样的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这是可以解释的，但与俄罗斯革命时期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相比，在俄罗斯侨民中的这种对自由的厌恶和否定却是更少能被证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