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懂俄语的西方读者而言，俄国文学只不过就是19世纪和当代的一些俄国小说而已。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因为它没有看到天才辈出的俄国诗坛和其他一些文学的表现形式。当然，小说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力，因为它可以比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更容易跨越国界。而俄国小说就更是这样一个有力的工具。它不像上面那位批评家所说的，只是一堆垃圾，而是一种可以震撼俄罗斯帝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声音。也正是俄国小说的丰富多彩，使我们忽略了俄国文学一些其他的表现形式——即便我们也知道的不少。最为重要的是，在俄国文坛出现小说巨匠之前，俄国文人还都在向西欧学习和借鉴，而在他们领悟到新事物的萌芽和开创自己的文学之前，西欧的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向东方传播着。
他们曾经一度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那里获得创作的灵感，而忽略了他们自己民族的歌谣和故事。
尽管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散文小说，但是，近代俄国文学的两位奠基人却是两位诗人，他们分别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当然，他们也写散文。这两位诗人都属于19世纪初的浪漫派，也都像欧洲近半数的青年作家一样，深受英国诗人拜伦的影响。
普希金有着很高的文学天赋，同时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戏剧诗人和故事作家。但是，他首先还是一个有着超强表现力和美感的剧作家。他的许多剧作品给很多俄国作曲家提供了可以发挥的主题。根据他的故事和诗歌改编的歌剧有《叶普盖尼·奥涅金》、《鲍利斯·戈都诺夫》、《罗萨尔加》和《别克夫人》。他对其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他可能创建了，或是发展了一种新的简约的文体，这种文体清晰明了而富有表现力。
莱蒙托夫像普希金一样，是具有拜伦风格的诗人，但是他的作品之中也不乏雪莱的味道。他是一个幻想家，对俄罗斯人民内心深处那些神秘的精神非常感兴趣，而这种兴趣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俄罗斯文学，也成为了俄国小说中区分于任何国家小说的民族特点。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文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语言。这部小说以高加索山区为背景，通过高加索山民同俄罗斯绅士们的对抗，来展示一种浪漫主义的骑士精神。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俄罗斯人特有的精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支持小说里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与现实生活采取一致观点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性。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可以领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个时代的文学状态，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当时文学界的领袖最后都死于决斗之中。
第一位放弃浪漫主义传统，走进生活去寻找素材的小说界大师是尼古拉·果戈里。他的小说《死魂灵》看起来远比它的题目生动活泼的多，讲述的是一系列深入俄国社会底层的冒险经历，在诙谐的幽默之中，充满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虚伪、欺诈的无情的讽刺。据说，很多诙谐的语句因为翻译的原因已经丢失了，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果戈里是一位难以企及的、观察乡村小镇人物风情的大师。但是，我们在其英文的译本里，还是可以看到尽显其伟大之处的人道主义精神。除了他的讽刺和观察天赋之外，果戈里还长于描写戏剧性的冲突，在他的作品《塔拉斯·布尔巴》这一描写哥萨克人和波兰人的对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首先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后世的俄罗斯小说家们也都尊他为始祖，尽管他们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比他走的更远。正是那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和前任革命家克鲁泡特金一语道破，我们才真正明白过来：后世俄罗斯的小说家们继承的更多的是普希金，而不是果戈里。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果戈里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大师。一直以来他的作品都被读者们争相传阅，而他试图让小说离开浪漫主义之路，并使它们更贴近生活的努力也都没有白费。
在这方面，伊凡·屠格涅夫是第一位实现一次真正进步的作家。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是俄罗斯小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剑客。屠格涅夫首部重要的作品是《猎人日记》，他描述的是穷苦农民的悲惨生活，因此，在推动农奴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书中的写实手法在托尔斯泰笔下变得更有表现力，在他的笔下，俄罗斯的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些田园诗般的故事了，而成为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之中，屠格涅夫描写了一个处在上升时期的新一代与逐渐败落的老一代争权夺利的画面：新的一代有着对科学和智慧的执着追求，而老的一代则是些守旧的贵族。他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了一种叫“虚无主义”的东西，而这一单词正是当时政府用来污蔑那些新的自由思想的，结果，一时之间使他失去了所有同情他的那些人的支持。而在此之前的几年，他又因为批评政府的官僚作风而触怒政府，结果被短期监禁和流放。这样一位俄罗斯作家的生活，既充满刺激又掩伏着种种危险。
但是，屠格涅夫主要不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位人物性格的研究者，一位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人。他的作品形式时常让我们想到法国作家的风范。他的作品既简约又深刻。有这样一种说法：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人可以写出完美的小说。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如果他要表达的意思使所有屠格涅夫的小说都臻于完美的话，就不无道理了。在他的作品《前夜》和《春潮》里，他细致地描绘了俄罗斯年轻妇女那楚楚可怜的美。他能够感觉到俄罗斯人民身上的野性和那种觉得自己无用的自暴自弃；也能够明白他们的伤感从何而来——因为他自己也同他们一样。他的悲哀不是病态的，而是不乏柔和的英勇。他作品中清晰明了的分析和充满智慧的叙事，都使他可能成为向外界社会阐释俄罗斯民族本质特点的最佳人选；当然，他也是最易读懂的人选。
至于他是否真的比他那些伟大的同僚们更写实，恐怕也只有俄罗斯人民才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了。他的小说采用的是欧洲风格，而非散漫毫无剧情的俄罗斯风格。他在巴黎度过了他最有创作力的几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认为他被法国化了，或是至少有被法国同化的危险。但是，他还是经常返回俄国寻找第一手的材料。他的自我流放使他成为俄罗斯语言的崇拜者，而这语言——连俄罗斯人都认为——在他笔下被运用的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他写作时善于捕捉任何细微的事物，这可能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当然，法国人对他的这种熏陶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而这位俄罗斯艺术家也因此写下了，只有一个处于文学革新阶段的艺术家，才可以用他自己的母语所能写出来的、深富影响力的话语：“如果这样一种语言不被赐予一个这样伟大的民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屠格涅夫的小说精巧而拘谨。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位感情更为强烈，而思想更不为任何事物所控制的作家，任何事实都可以不加任何约束的从他内心奔涌而出。在他青年时代，他就因为一些革命的行为（其实只不过是几句话而已）而被捕，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他的这些痛苦经历都被记录在了《死屋手记》一书中。但是，自此之后，他的心就如同坚冰一般，一生都充满着忧伤。也正因为他所遭遇的痛苦，才从他内心激发出了一种同情一切受苦者的激情，他对那些罪犯和被放逐者的同情，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书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最知名的作品《罪与罚》让人看了既恐惧，又感动。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穷学生，因为一种病态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生活的愤恨，极其残忍地谋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杀人的动机不同寻常：既不是情杀，也不是仇杀，更不是纯粹的谋财害命。他向他的所爱索菲亚——一个穷苦的、被迫沦为妓女的女孩——坦诚交代了他的罪行，而她最后也说服了他去投案自首。最终，他向警察交代了一切，然后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而索菲亚也随他同行。她之所以如此执着的原因是为了替他赎罪。通过对这两人痛苦遭遇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没有借助于象征主义的手法，却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整个俄国的现况，也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认为的只有爱才可以把俄国和整个世界拯救出苦海的梦想。他不相信暴力可以根治一切压迫。在《群魔》一书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进行暴力革命的愚蠢和所产生的悲剧。他认为农奴是俄罗斯的希望，所描述的农奴形象也都是富有道德意识的，而这一思想在比他近代的高尔基看来，也正是当时俄国文学和政治理想之集大成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反映的生活的悲惨，很多时候会被西方一些读者误以为是病态的。说它是病态的，也只有首先承认人类都有着一些不健全的动机才可以。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责怪作家本人，就如同我们不会责怪一个把一桩谋杀、一次纵火或是一桩绑架放到新闻头版头条去的编辑，不会埋怨一个为了向大自然展示我们人类的勇气而开始征服北极之旅的人，也不会诋毁一个为了挽救更多同胞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外科医生一样。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素材不是取自新闻报纸，而是取自芸芸众生。
他小说中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通过描写一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身上的软弱和遇到的困难，来试图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在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中，没有任何“英雄”人物。女主角的出现也不是为了勾画感人的一幕。他们都是异常可怜、异常悲惨却又异常真实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中所缺乏的唯一的东西，可能就是一种幽默感，又或者他的幽默感都掩藏在一种相当苍白、相当富有同情心的哲理之后。而三剑客中最伟大的一位——托尔斯泰有的也只是一种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幽默感而已，他的作品顶多只能使人微微一笑而不会放声大笑。当然，我们在果戈里和契柯夫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可笑的东西。
俄罗斯人有时候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也不比理解其他国家的人困难。有人怀疑，是他们斯拉夫民族的秉性所致，但是，这种误以为是“精神学”上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周边其他国家的人身上找到。对于研究这种国家之间的联系，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可以应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本小说《穷人》身上，因为这部作品深得狄更斯的真传，尽管事实上，他也并没有怎么读过狄更斯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