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饭的班长是一个犯哮喘病的老头和一个操着胶东口音的中年妇女，这是老犯们每天唯一能见到的女性。所以每到送饭时，老犯们都要多看她一眼，更有些流氓犯罪分子，会毫不掩饰地做出各种下流的动作，让人看了既恶心又可笑。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班长干的，但为此付出代价的也大有人在。
住在二所的八十五号犯人，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强奸犯，据他自己炫耀说，他先后强奸了几十个妇女，实可谓罪大恶极。一次分饭时，他竟当着那分饭的女人，做出极其下流的动作，把那女人气得将一瓢开水泼在他身上，之后，又被看押班长双手反铐了两天。
八十五号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被处决的。临刑之前一个月，我曾与他关在一个监室里。
由于长期处在一种难以煎熬的饥饿状态下，所以老犯们对窝头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所以，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尽量做到细嚼慢咽，好让嘴里的食物能更长时间停留在咽下之前的状态里。但看守所却严令犯人的进餐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分钟，而个别班长，在这问题上又格外与犯人过不去。
一天，正当“狗眼”值班，他强令关在四所的八十二号，把一小半还没吃完的窝头扔到监外，因为吃饭的时间已过了。
“报告班长，犯人嗓子疼，实在咽不下去，求求班长，让我把它吃完了吧。”囚在五所，我清楚地听到八十二号在哀求班长。
“咽不下去就扔出来！听见没有？八十二号！扔出来！”“狗眼”厉声命令着。
“报告班长，犯人求你了……”
“扔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狗眼”决绝地喊。
显然，八十二号将没吃完的那块窝头扔出监门了。
“不老实，看你以后再嗓子疼。”“狗眼”得意地离开了四所。
八十二号是大连外语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也是我们这一派的一个小头头。大联合的时候，曾被幸运地结合到院革委会里。但福兮祸所伏，在全院师生的一次声讨集会上，他带头喊口号时，竟不慎将“打倒”和“保卫”的对象给喊反了。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狂呼反动口号的罪行面临的惩处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我进看守所的半个月前，八十二号就已收监了。
扔在监室门前的那块窝头强烈地诱惑和折磨着八十二号，这个能把政治口号喊反的大学生，想来脑子里肯定缺了根弦。他发现“狗眼”一直没再过来，便大着胆子将胳膊悄悄伸到铁栅栏门外……
监室里静极了，深秋的午后，让人感到有些困倦，但老犯们都强挺着坐在那里，因为谁都知道“狗眼”从来不惯毛病。
突然，咣当一声巨响，将全体老犯从缱绻中惊醒，紧跟着从四所传来八十二号痛彻筋骨的惨叫声。
“站起来！”“狗眼”厉声喊道。
“完了，完了……”八十二号声音颤抖地号叫着。
“把胳膊伸出来，快！”“狗眼”虽仍大声命令着，但声音里却充满不安和焦虑。
“报告班长，犯人的胳膊断了。完了，完了，犯人的胳膊断了……”八十二号的声音倏然喑哑了。
“狗眼”慌了，他急着跑到走廊口的紧急电铃前，通向一楼的木楼梯上，立刻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进来的是“大火牙”。只见“狗眼”与“大火牙”耳语几句，那“大火牙”就赶到四所门前。
“八十二号，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大火牙”大声命令：“把胳膊伸出来！快！”
“报告班长，犯人的胳膊确实断了。你看，胳膊整个背过来了。”八十二号的声音微弱而艰难。
“糟了！”“大火牙”转身往楼上跑去。
半个月后，八十二号从医院回来了，不过他这次只是回来拿行李。祸兮福所倚，八十二号被无罪释放了。
自从引渡到中山分局看守所，便再没有人提审我了。我感到挺奇怪，而且，我不断反省自己，却无论如何都很难将自己列到反革命分子的范畴里。时间长了，我逐渐了解了这里的司法程序，即拘押、预审、结案、批捕，直至量刑宣判。也就是说，不经过预审，我被关押在这里即毫无意义，因为连侦察程序都还不曾启动，诉讼程序更无从谈起了。公安局也打人，但比起群众****指挥部来，这里还真算是标准的文明单位了。
三十八号最近被提审的比较勤，每次押回所里，他都会长时间坐在那里自言自语：“我不是强奸犯，我没强奸……”
每逢这时，六十四号就会像猫一样扭过头来冲他讪笑：“亏大了，怨谁呀，怨你当初没那个胆儿。”
初冬的一天，清晨放便的时候，轮到“大皮鞋”在水房里站岗，老犯的心情要轻松很多。
所谓放便，就是各所犯人依次从监室出来，在两名武装军人的监视下，将监室里的便桶倒掉，并在水房一侧的水池旁洗脸。这一程序，必须格外抓紧时间，尤其在“大火牙”、“狗眼”当班的时候，老犯们格外紧张，因为只有放便的时候，看押班长才会零距离地接近老犯，所以稍有怠慢，7.62半自动步枪的枪托就会砸在你的后腰上。
然而“大皮鞋”却不然，他当班放便时，老犯们甚至可以洗洗头，只是时间长了，“大皮鞋”顶多会用那优美的男高音嘹亮地喊一声：“抓紧时间了，别的监所还要洗呢！”
头天晚上睡觉前，六十四号因打瞌睡让“大火牙”用手铐反铐了一宿，今晨起床时，六十四号的双臂已无法恢复常态了。
“报告班长，我胳膊拧折了。”他哭丧着脸对“大皮鞋”诉苦。
“你站在那里活动活动。”“大皮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直站在水房的一个角落里。
我和九十号、三十八号洗完脸后，弯着腰大声喊道：“报告班长，犯人请示回监。”
六十四号慌忙弯腰跟上我们。
“走！”“大皮鞋”用男高音发出命令。四个人依次弯腰向监室跑去。
突然，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跑在最前面的三十八号，在接近监室门口的最后一刻，突然将双手端着的便桶往身旁一扔，便顺着走廊向楼梯狂奔而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和九十号、六十四号全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站住！”随着一声高昂的喝喊，“大皮鞋”哗地拉响了枪栓。
“别开枪呀，班长，别开枪呀……”六十四号竟面如土色地趴在了地上。
“大皮鞋”从六十四号身上跳过，径直追向楼梯。与此同时，从木楼梯上传来一阵殴打怒骂的声音。很快，三十八号就被一伙军警踢下楼来。监室里的“败类”闻讯也提着步枪赶到走廊。
“我冤枉！我冤枉呀！我没有强奸，我确实不是强奸犯。”
七八个看押班长像抬死猪一样将三十八号悬空抬进大水房。“大火牙”举起一把椅子，拼足力气向三十八号劈头砸去。
六十四号从地上爬起来，九十号朝他屁股踹了一脚：“看把你吓的。”六十四号浑身筛糠地分辩：“我怕班长开枪，走廊这么窄，咱非得当替死鬼不可。”
春节前，三十八号以猥亵少女罪加越狱罪被重判了八年。
秋深了，回头向走廊里的高窗外望去，天空像湖水一样清澈，靠近窗前的一棵杨树的枝干上，叶子已由黄转褐，最终全部落尽了。我刻骨铭心地思念着故乡的亲人，怀念着铁窗外的阳光与自由。没有纸，没有笔，我于心中记下了一首七律。
秋狱
朝闻晨鸡暮闻钟，正襟危坐苦修行。
一窗红叶惊萧瑟，两鬓白发暗偷生。
北海长涛隔幽燕，南冠短命断辽东。
又听夜雨潇潇落，疑是慈母哭长城。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点左右，我第一次被看押班长喊出监室。一个半月了，难道提审才开始吗？我内心一阵紧张，担心又被扣上一些始料不及的罪名。但我又盼望着这一天，因为我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究竟缘于何罪被送进监狱？
我被带到大水房，看见所长拎着一根绳子朝我走来。
“要绑我？”我心里既紧张又奇怪。绑我上哪儿去？为什么还要绑呢？我慌忙将棉袄的纽扣系好。所长将绳子递给“败类”，我顺从地将双手背向身后。
“败类”捆人的技术相当纯熟，他先用绳子套住我的双腕，然后，左右上下几道结实的缠绕，我就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了。
“低头！”
我立刻将身体弯成弓形。
“走！”
顺着昏暗的走廊和朱红色的木楼梯，我被带到公安局一楼的门厅。
四五个身穿棉军大衣，带着“执勤”袖标的陌生人正站在那里等我。
“记住，中午十一点半之前，一定要送回来。”所长严肃地与他们交代。
两个“执勤”队员从左右两侧将我架起，走出分局大门。台阶下，一辆解放牌卡车正停在那里。
我被飞快地架到卡车后面，几个“执勤”队员将卡车后挡板放下，但我双手反绑着无法上车。只见车上两个“执勤”队员下手抓住我的双肩，车下几个人撮着我的后腰，一个旱地拔葱，我双手反绑着被他们扔到了车厢里。
“躺下别动。”一只大脚踩在我的胸上，卡车忽地向前驶去。
空气格外清冽，我躺在卡车厢里，周围站满了穿着棉军大衣的“执勤”队员。一个巨大的问号让我困惑不解。这是上哪儿去？游街？没挂牌子。公判？还没有被逮捕。“中午十一点半之前一定要送回来。”那么，只有两小时的时间，这期间又会做什么呢？
汽车停下了。从马路旁的一座建筑物里，依稀传来一阵参差不齐的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唐浩！”
是南尖知青点的同学们！我心里一热，这是我最想见的一群人，也是我最怕见的一群人。几年来，在他们面前，我一直是一个清高自负的领袖式人物。而今天，却要以五花大绑的囚犯模样，改写我在同学们当中的形象。
跨门进去，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人群后面的毛宁。那一天，她穿了一件藏蓝的短风雪棉大衣，苍白的脸，裹在一条浅灰色的腈纶围巾里。
显然，这场批斗会已经进行多时了。我被押进屋里时，中山区人委教育科的徐茂纯以及另一位科长刘炎清，早已做九十度弯腰状站在会场前。我被喝令弯腰低头时，看见地上留着一摊血！
“对走资派徐茂纯、刘炎清的批斗暂时告一段落。”一个穿一身蓝制服的中年人，在会场安静下来后宣布：“下面，我们开始对在押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唐浩，进行批判！”
卢云霞立刻带领同学们喊起口号来：“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唐浩！”“打倒地富分子的孝子贤孙唐浩！”“反革命分子唐浩疯狂破坏‘**********’罪该万死！”“唐浩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一阵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后，王惠传首先发言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王惠传式的批判发言，其间充满了苍白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儒家思想的智慧。之后的发言，总的形势是踊跃的，但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一个同学在有意伤害我。我从心里感谢大家，我决定让同学们更多地了解一下我的境遇。
于是，我弯着腰向前走了两步，对坐在前面做记录的于淑凤低声说：“我的腰坏了，我希望……”
于淑凤大骇，她猛地喊道：“你说什么？你大点声说。”
一直站在会场后面的那一身蓝制服的中年人急忙跑上前来：“不许乱说话！你想干什么？”
我弯着腰大声说：“报告班长，犯人的腰被打坏了，犯人希望跪下，然后把腰直一直。”
会场上一片寂然。好一会儿，那一身蓝制服的中年人如梦方醒，他用手轻轻扶起我的肩，直到我彻底将身体挺直，然后低喝了一声：“低头！”
我从心里舒了口长气。
毛宁一直神情黯然地坐在同学中间，在我与她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瞬间将目光垂落，再也没抬起来。
在这次杀一儆百的批斗会后不久，南尖的大部分同学便重新背起行李回到了庄河南尖原来的青年点里。与此同时，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下，成千上万城市青年踏着我们的足迹，散落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
在空虚寂寞的日子里，王重铭和于淑凤结婚了，李天祜和陈毓藻结婚了，刘家仁和郭翠英结婚了，七名女知青和当地社员结婚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南尖知青点很快就解体了。人们各奔东西，像沙粒一样卷进漫漫的烟尘里，只每年四月二十三日那一天，面对墙上的日历都会喃喃地说：“下乡五年了。”“下乡十年了。”“下乡十五年了……”
把我抓进监狱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谁都不愿意被五花大绑地投进监狱里。
元旦前，我从五所被调到一所。
一所有一个劳动犯二十六号，是因掏包被抓进来的。所谓劳动犯，就是罪行较轻的犯人。这些犯人每天会被派到公安局的大楼里，干些倒垃圾、擦玻璃、拖地板的体力劳动。这是一个比“上常熟城办嫁妆”还要好的美差，因为劳动犯不仅可以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而且每天午饭还比一般犯人多吃半个窝头。
在看守所里呆过的老犯，最难熬的就是饥饿。在长时间粮食少营养差的煎熬里，每一个老犯都饿得眼睛发蓝。二十六号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扒手，放便的时候，他竟能在武装看押班长的监视下，顺手从大水房角落的篮子里，偷一把咸萝卜。但，时间长了，二十六号的嗓子被齁得像风匣一样，一喘气就呼呼地响。
当上劳动犯之后，二十六号往往能趁人不备，捡些菜根菜叶，甚至烂苹果和枣核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些意外的收获，二十六号从来只独享不给别人。一天，二十六号不知从哪儿捡来几粒烂石榴籽。含在嘴里，他整整嚼了一下午。晚饭前，他把果核吐到掌心上数：“一、二、三……”那神态认真得像是在数金币。
当然，二十六号也有慷慨的时候。一天，他带回来一个迎春牌香烟的烟盒来，他扔给我：“闻闻吧，香烟味儿。”
我很快就用这烟盒做了一张贺年卡。二十六号十分惊讶，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常给我捡些包装纸回来。一九六九年元旦到来的时候，我竟做了六张漂亮的贺年卡。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都知道，一旦被班长发现，严惩不贷是必须的。
